郁达夫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是一位很有特色的作家，一向受人瞩目。他那自叙传式的带有强烈感情色彩的作品，至今仍不断拨动着人们的心弦；他坎坷不平的一生以及最后的不幸结局，更经常引起人们的嗟叹与悼惜。然而尽管如此，他身后的遭遇，却也象他的生前一样，并不是很幸运的。人们虽不能够轻易忘记他，但在对他的评价上，不论是对他的作品，还是对他所走过的生活道路，总不免有一些微辞；在肯定他的同时，总要作种种保留。几十年来，人们在谈到他时，无不承认他是一个很有影响的作家，但又随即指出，他的影响有很多消极的成分。这差不多已成了一种被普遍接受的结论。这一结论，应该说本来也是大致不差的。但大家一向也就安于这样的结论，而不想再去作进一步的深入的探讨。因此，建国以后，无论在我们的现代文学史著作中，或是在我们大学的讲堂上，在提到郁达夫时，总只是把这结论照搬一番完事，而很少对他的作品进行认真的思想艺术分析，对他的生活道路作出全面的实事求是的评价。五十年代中期，虽也偶或出现过比较严肃切实的评论文章①，但那真如凤毛麟角，少得可怜；而且如同昙花一现，顷刻也就消失了②。接着就是反右，大跃进，一直到十年动乱，郁达夫的遭遇更是每况愈下，他也同许多活着的作家一样，不断的遭到口诛笔伐，完全被当作一种消极的、甚至反面的现象来对待了。直到“四人帮”被粉碎以后，特别是经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彻底纠正了思想路线方面的“左”的错误，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又得到了恢复和进一步的发扬，学术界也象其他各个领域一样，出现了一派蓬蓬勃勃、欣欣向荣的新气象。在关于郁达夫的研究中，报刊杂志上也陆续发表了不少很有分量的评论文章③。人们不仅在重视这个作家，而且对他作品的分析和讨论也逐渐深入，这是十分可喜的现象。而在这中间，许子东同志的成绩，尤其令人注目。他从一九八○年起，在大约三年左右的时间里，接连发表了七、八篇关于郁达夫的研究论文，对郁达夫的思想和创作作了比较全面的探讨。这一本《郁达夫新论》，就是这些文章的结集。
　　郁达夫的作品是很有特色的，读者们将会看到，许子东同志的《郁达夫新论》也是很有特色的。
　　作者把这本论文集定名为《郁达夫新论》，这个“新”字，意思主要当然是为了区别于过去关于郁达夫的研究论著而说的。但艺术贵在独创，总要有点新意，不特创作为然，评论也应该如此。那种千篇一律，人云亦云之作，只能令人生厌，是没有人要看的。那么，作者的这个“新”字，是不是也含有一点“创新”的意思在内呢？我想，一个严肃的、有抱负的作者是应该向自己提出这样的要求来的，也应该具有这样的信心。如果本书作者确实包含有这样的意思，也是很自然的。而且，我相信，大家在看了这本论著以后，也会觉得这样说也是并不过分的。
　　我们在习惯上，往往把“创新”看作是高不可攀之事。一提到“创新”，便认为那真是谈何容易！其实呢，所谓“新”，不必是前所未有的才叫“新”，不必是未经人道过的才叫“新”。任何东西都不可能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不可能是凭空产生的。它必有来源，必有依傍。它都是从旧的结节上一点一滴地积累起来的，从原有的事物中化育、滋生出来的。“日光之下无新事”，从这样的意义上来说，世间并没有什么全新之物。但从另一意义上来说，则任何事物，任何思想，只要你真正亲自考察过、体验过，就总会有一些不同于他人的自己特有的认识，自己特有的体会的，这就可以说是一种新的东西。对艺术作品的欣赏、评论，也是如此。只要这作品，确已经你的心灵之眼观照过了，在你的感情之海里浸染过了，那么，你的感受，你的意见，就都带上了你特有的个性色彩，就是独一无二的，不可重复的；它就是新的。假如你是一个具有卓见而且深信自己所说的话的人，那末当你真心诚意地说些什么的时候，你的声音就会显得充实，使人听来感到很亲切，很有吸引力。人们就会觉得你所说的一切都是新鲜的，有独创性的。许子东同志对郁达夫及其作品的评论，自然不见得都能得到读者的赞同，但读者所听到的，总的确是许子东同志个人的声音，总实实在在是一种不同于他人的、过去未曾听到过的声音。那就一定会使读者感到兴趣，并且有所启发。
　　正如在艺术创作中没有唯一正确的表现方法一样，在批评中，对于每一个艺术现象，也不会有唯一可能的论断，不同的意见总是会有的。即使是大家公认的权威，他也不可能说尽一切，他的意见也不见得就是不可超越的。《大雷雨》经杜勃洛留波夫评论过以后，并不是就无可再论了。莎士比亚有那么多人评论过了，我们还是可以继续评论，还是可以不断的发表新的意见，真所谓“说不尽的莎士比亚”！特别是一涉及到审美趣味，各人的意见，更是很难统一的。“谈到趣味无争辩”，我们决不能要求一个批评家同样地喜爱鲁迅和郭沫若。即使同是郁达夫作品的爱好者吧，不同的批评家所爱好的方面，所特别有会心的地方，也很可能是各不相同的。所以，对于许子东同志的这本著作，无论是郁达夫研究家也好，还是一般读者也好，必然会有各种不同的意见，不同的反应。这是十分自然而且正常的现象。我很希望不久就能在报刊上看到这些不同的意见和反应。过去我们学术界的一个很大的缺点，不就是在于少有不同的意见，少有严肃而切实的争论，少有实事求是、与人为善的批评吗？(当然，我指的决不是那种故意标新立异的意见，那种为争论而争论的争论，和那种以势压人的棍棒式的批评。这一类的意见、争论和批评，过去多的是。)当我们研究一个作家，或是讨论一部作品的时候，如果每一个关切这个作家和这部作品的读者、批评家，都能把自己特有的认识、体会，坦率地、充满感情色彩地谈出来，就必然会使我们对这个作家和这部作品的理解大大地丰富起来，深化起来。读者和批评家的每一次新的、严肃而真诚的发言，决不单纯是又有一个人在表示赞成或反对，而应该被认为是讨论中出现的一个新的因素，一种新的质量。因为他是把自己此时此地的最新鲜的意见，因而也可以说是一种多少带点独创性的意见带到讨论中来的。每一次这种认真的讨论，必然会对我们的学术研究起到很好的推动和深化的作用。我们应该大力提倡和欢迎这种讨论。
　　许子东同志还很年轻，今年才二十八岁。他一九七○年初中毕业后，就去江西插队，一九七六年回到上海进厂当工人，一九七九年考入华东师范大学当我的研究生。这本《郁达夫新论》就是他在攻读研究生的三年中陆续写成的。本来，二十八岁的年纪也不能说是太轻了，中外历史上，二十多岁就颇有成就的，各行各业都不乏其人。但结合我国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来考虑，那就不能不说是相当难能可贵的了。因为，他的少年时代，正是“四人帮”大搞愚民专制，极力要培养张铁生式的文盲加流氓的时代。他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能够坚持自修，力求上进，这的确是值得称道的。相信在我们这样有十亿人口、又有悠久而光辉的历史文化传统的国度里，象许子东这样努力的青年，一定是不少的。中国的希望，正在他们这辈人的身上，这是很使人快慰的事。
　　但也许正因为我们是个古老而又人口众多的大国吧，青年人往往不容易为人所知，他们的才能不容易受到应有的尊重，他们的研究成果不容易得到发表的机会。我很感谢并且钦佩浙江人民出版社编辑同志的眼光和魄力，他们能够不为流俗之见所有，能够打破传统的资历观念，毅然出版一个青年人的论著，这是很难得的。当然，我这样说，决不意味着我认为这本《郁达夫新论》就是一本怎样了不起的精湛之作，它肯定还存在着许多这样那样的缺点，十分需要读者们从各种不同的角度认真地提出批评和指正。而对于从事郁达夫研究的同志来，说，这本书更可以作为他检验和评论的对象，并写出新的、更好的研究著作来。对于一个象郁达夫这样的比较有影响的作家，决不应该只有一本二本研究著作，特别象我们这样的大国，有五本六本，甚至十本八本都并不算多。我热切地期待着不久能有更多更好的郁达夫研究著作问世。
　　　
　　一九八三年四月三日，上海
　　(《郁达夫新论》，许子东著，即将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①　例如曾华鹏、范伯群两同志的《郁达夫论》。　
　　②　可喜的是，“四人帮”粉碎后，《郁达夫论》又得到了重新发表的机会。
　　③　如董易、赵园等同志的文章。

钱谷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