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十九世纪中叶开始，中国的文学、艺术和哲学同欧洲文化艺术的融合过程有了明显的加快。就德国而言，十九世纪末叶至二十世纪初年间，出现了一种可称之为“东亚热”的社会思潮。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德国人心中普遍产生了欧洲文化危机感，不少知识分子对欧洲的社会和文化失去了信心。他们在失望之余，便把目光转向东方，希望在东方文化，尤其是中国的哲学、文学和戏剧艺术中去寻找克服欧洲文化危机的办法。
另一方面，中国当时的社会政治形势，对此也起了推动作用。二十年代中期，中国的反帝反封建浪潮此落彼起，人民正在向腐朽的旧制度发起猛烈的冲击。中国的这种革命势态，在欧洲一些进步知识分子心中点燃了希望的火炬。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意识的觉醒，对他们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布莱希特的一些诗友，也正因此而写出了一系列以中国题材为背景的作品。弗里德利希·沃尔夫写了《太阳醒了》和《从纽约到上海》，安娜·西格斯写了《伴友》，布莱希特的挚友谢尔盖·特列季亚科夫写了《怒吼吧中国》一剧和短篇小说《邓世华》，布莱希特本人也写出了诗作《三百个被杀害的苦力向国际诉冤》，剧本《四川好人》，短篇小说《奥格斯堡灰阑记》，剧本《高加索灰阑记》，教育剧《措施》，诗作《老子西出关著道德经的传说》以及未完成的剧作《孔子传》等等作品。
当时德国的精神生活，却与中国恰恰相反，斑驳陆离的反理性的迷狂使人窒息，正如茨威格所描绘的那样，一切狂放不羁的东西，诸如阴阳术、玄学、灵感学、梦游病、相手术、笔迹术和巴拉塞尔的神秘学，“都正在经历它们的黄金时代”。在这些五花八门的派别之外，布莱希特的注意力渐渐被吸引到了两个主要方面上去，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和中国的古代哲学。
中国古代哲学其所以会对布莱希特产生越来越大的吸引力，除了它给布莱希特与德国表现主义戏剧家的哲学论争提供有力的论据之外，还由于它使布莱希特后来超出了这场论争的范围，开拓了他的哲学眼界，把他向哲学的深度和广度推进，使他从一个欧洲人变成了一个世界性的人。时间与空间的扩展，使他的思想很快地深化了。他从此便与中国文化结下了不解之缘。
在中国古代哲人之中，他特别推崇墨子。早在二十年代初期，布莱希特的朋友阿尔芙莱德·弗尔克便写过一本有关墨子的专著，书名叫《社会批评家墨子及其门生的哲学著述》。布莱希特在反复研读了这本书之后，写出了一部对研究布莱希特受中国哲学影响颇具价值的哲理性著作《成语录》。该书也采用中国古代哲学著述常见的对话体裁，书中假名金叶的对话人使人看到布莱希特本人的影子。从这部著作中可以看出，布莱希特认为自己和墨子的哲学思想有若干共通之处，书中处处流露出作者将墨子引以为忘年之交的自豪感。他认为，墨子虽非平民出身，其哲学却与自己一样，带有明显的平民倾向。他最欣赏的，是墨子哲学的根本目的，在于探索如何解决个人与社会取得合谐的问题，也就是寻求在不损害人的自然权利的条件下，如何为集体造福的问题。在研究墨子之后，他开始接受墨子旨在反对利己主义倾向的伦理观。在此之前，布莱希特以《家庭格言》为其代表的早期诗作，尚处于为反对禁欲主义的宗教教条和表现派虚伪抽象的伦理观而表现出带有颓废色彩的官能享乐主义的阶段。如果把布莱希特前后不同的伦理观加以对比，则可以看出中国哲学对他产生的这种具有进步意义的影响。在个人与集体利益的关系上，布莱希特正是以墨子“兼爱互利”之说来揭露欧洲教会提倡“博爱精神”的欺骗性，大力宣传既要为集体和社会谋福利，又不能置个人的正当利益于不顾，应该把二者兼顾起来，而且，也只有“交相利”，才能达到“兼相爱”。他强调墨子“利”与“功”的观点，认为应该从这两个方面来衡量社会中的人与事物的存在价值。
如果把布莱希特在《气息的祈祷》一诗中所描写的饥民被军队和警察枪杀的情景和墨子在《节葬下篇》中所控诉的“天子杀殉、众者数百，寡者数十，将军大夫杀殉、众者数十，寡者数人”的野蛮残忍加以比较，就不难看出两者对备受苦难的下层人民都怀有深厚的同情，对滥施暴力淫威的上层统治阶级及其打手都怀着切齿之恨。至于那些灭绝人性的帝国主义罪恶战争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的灾难，之所以成为布莱希特一生着力表现的题材，不能不说与墨子的“非攻”思想也有着一定的内在联系。
在伦理观问题上，两者都从唯物主义的立场出发来解释道德与社会现实的关系。布莱希特在他的《成语录》一书中沿引了墨子的话来说明他的伦理观，书中写道：“故时年岁善，则民仁且良；时年岁凶，则民吝且恶。”这里，我们不难看出布莱希特那句“先吃饱肚子，才有道德”的名言的由来。这种唯物主义的伦理观后来成为布莱希特在许多剧本中讨论善恶问题的出发点和依据。
除此之外，布莱希特还赞赏墨子旨在反对统治阶级穷奢极欲、劳民伤财的“非乐”论。墨子秉承“爱民谨忠；利民谨厚”的反礼治原则，主张非乐节用，认为统治者“莺歌燕舞”的声色之娱，破坏了男耕女织的生产劳作。布莱希特在《成语录》中引用墨子的话来支持这种观点。他在书中写道：“使民为乐，其弊有三：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必须加以指出的是，布莱希特与墨子一样，并不是一般地否定艺术的作用。布莱希特只是赞赏墨子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提出非乐之说来揭露统治阶级不顾人民死活大肆挥霍、大讲排场的社会批判精神。同时，针对欧洲社会贵贱雅俗的等级偏见，布莱希特以墨子的论点来揭露那些不屑于谈吃穿这类“低贱”事情而自命风雅的上流人物的虚伪。他一针见血地指出，那些耻谈吃穿琐事的伪君子是“因为他们已经吃饱”了的缘故。他还借墨子的话来挖苦这些不学无术的酒囊饭袋，他说，要是说一位穷书生很富有，他听了会怒气冲冲，要是奉承一个偏私的人说他办事公允，他却欣然受之；要是叫一个没有屠户本领的人去当屠户，他固辞不受；可要是叫一个没有当部长本事的人去当部长，他就会欣然受之。这里也不难看出墨子反对贵贱等级制度、倡导举贤的思想对布莱希特产生的影响。与此同时，在墨子的“非命”观中，布莱希特又找到了用以揭穿欧洲教会鼓吹宿命论的欺骗性的思想武器。他将墨子这种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引申到文艺理论中去解释文艺的社会功能，强调文学艺术的一项重要任务，正在于应该让广大的人民群众通过文学艺术欣赏、意识到自己驾驭自己命运的力量所在。他还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出发，强调了改变不合理的旧世界不仅是必须的，而且是可能的。在这一点上，他又发展了墨子“自立更生”的思想。
以上所谈到的，可以说是布莱希特与墨子在哲学上的某些相通之处。墨子提出的“非政”、“非乐”、“兼爱”、“互利”，反对贵族的等级特权以及为之服务的宗教神权的主张，因其唯物主义倾向和强烈的社会批判精神而被布莱希特所援引，然而，墨子的思想，并未被布莱希特全盘接受。考察一下布莱希特一生中各个阶段的创作活动，就会看到，墨子的某些思想，成了他一生潜心研究的对象。其中最主要的一点，就是趋利与避害的矛盾问题。由于墨子的这一思想与老庄的“材患”说有某些共通之处，布莱希特又因之研究了老庄的处世之学。他曾在《成语录》一书中借墨子之口来讨论人的社会价值与其个人利益的矛盾性：“……归国宝不若献贤而进士。今有五锥，此其<SPS=1791>，<SPS=1791>者必先挫；有五刀，此其错，错者必先靡。是以甘井近竭，招木近伐，灵龟近灼，神蛇近暴。是故比干之殪其抗也，孟贲之杀其勇也，西施之沈其美也，吴起之裂其事也。故彼也者寡不死其所长，故曰太盛难守也。”在这里，墨子认为德行是人之遭受毁灭的渊源，是人在社会中受损害的起因。墨子的这种思想，作为人与社会关系中的一个特定问题，多次以探讨的形式出现在布莱希特的文艺创作之中。也正是为了更好地研究这个问题，他才注意到了老庄的“材患”之说。他在《四川好人》一剧中借卖水人老王之口叙述了一个故事，说“宋有荆氏者，宜楸、柏、桑。其拱把而上者，求狙猴之<SPS=0511>者斩之；三围四周，求高名之丽者斩之；七围八围，贵人富商之家求禅傍者斩之。故未终其天年，而中道之天于斧斤，此材之患也。”这个故事，就是庄子《人间世》篇中的一节。布莱希特不过将叙述这个故事的南伯子改成了卖水人老王，而他之所以选择“卖水人”这个名称，正是借此影射主张“柔水”之说的老庄哲学。在这里，布莱希特遇上了一个使他长期以来百思不得其解的哲学问题，这就是，虽则人的社会价值应该按其对社会、对集体的有用性即生产性来加以衡量，然而，社会上的实际情况，却是许多于社会、于集体有价值的人往往正好因其社会价值反而遭致由社会带来的损害。将这种观点引申到社会伦理学的范畴，又使布莱希特产生了新的疑惑。即行善与行善者本身的生存之间的矛盾。在布莱希特看来，这已经不单单是一个“不完善的社会中能不能有完善之人”的问题了。而《四川好人》这个剧作，就是他在这个问题上进行痛苦的哲理求索的记录，妓女沈黛与其化身表弟徐达，正是人性中善与恶这两个对立的哲学概念的人格化。在这种痛苦的求索中，他认识到，仅仅从社会的最底层，从最朴素的个人利益中去寻求支配人的行为的原因，已经不能彻底解决人与社会的矛盾问题。他在《屠宰场的圣约翰娜》一剧中写道：
“这些人都不为自己着想
为了给别人谋吃穿
他们奔波不息……”
“尽管他们工资微薄，对他人有利，
他们是于别人有用之人，
然而他们没有谁能终其天年，
他们都不能吃饱喝足安然而逝，
不能享受礼葬的尊严。
他们是被打死
被踩死，受尽凌辱，
象死去的牲畜，
盖上一<SPS=0417>土就算了事。”
字里行间，流露出作者对那些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甘愿作出自我牺牲的革命者的敬慕与赞颂。然而在另一方面，他又在苦苦地思索，为什么那些无私的、一心只想为集体谋福利的人，对社会、对他人有用的人，反而难于获得自然赋予他们个人应得的权利，难以“终其天年”呢？在《措施》这出剧中，布莱希特也提出了类似的问题，即一个出自善良愿望而违背了组织原则的青年人，甘愿为了服从整体的利益而接受个人毁灭这一事实。对于这一点，国外有的评论家说是证明了布莱希特当时对马克思主义集体与个人关系的认识不足。笔者认为，离开了中国古代哲学对其发生的深刻影响，对布莱希特的艺术观、社会观要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世界是复杂的，布莱希特文艺思想的发展，也应该说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试看《大胆妈妈和她的孩子们》一剧，布莱希特又借厨师的口唱道，凯撒之所以被人杀死，是“因其勇”；正直的苏格拉底之所以被人毒死，是“因其诚”； 圣徒马丁之所以受冻而死，是“因其无私”；奉公守法的老百姓之所以受苦受难，是“因其敬畏上帝”。在这里，人类的一切可称之为美德的善行，却把具有这种美德或曰“社会价值”的人推下了毁灭的深渊。那么，到底人的社会价值应该以什么来衡量呢？什么才是真正的“有用性”呢？布莱希特陷入了徨惑。他不止一次提出了老子《道德经》中的“无用之用”的观点来作为他思索的对象。他引老子的话说：“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我们之所以说布莱希特把这些观点仅仅作为考察的对象，是因为在他晚期的作品中，这些观点并未化成他本人的主张。然而，如果把他在《成语录》中所引的墨子的话同《大胆妈妈和她的孩子们》一剧中厨师的歌词加以对比，那么，他笔下的“凯撒”、“苏格拉底”、“圣徒马丁”、“妓女沈黛”以及大胆妈妈的哑女“卡特琳”等等，正是欧化了的墨子笔下的“比干”、“孟贲”、“西施”、“吴起”乃至于“<SPS=1791>锥”、“错刀”、“甘井”、“招木”、“灵龟”和“神蛇”。中国哲学对布莱希特社会伦理观及其艺术创作的影响不是显而易见的吗？
布莱希特对中国古代哲学，不仅能够继承其具有民主性的精华，舍去其唯心主义的糟粕，而且，对其落后性的一面，还有所批判。最为可贵的是，他善于“推陈出新”，给远古的中国哲学，注以现代的气息，以便达到“古为今用”的目的。他在《老子西出关著道德经的传说》一诗中，向欧洲读者介绍了我国古代典籍中有关战国时函谷关尹喜常服日精月华、隐德修行、后逢老子西游而乞之留《道德经》的记述。布莱希特舍去这部典籍中的阴阳变化、内丹外丹、易象术数等教义，着重研读了老子修身治国的哲学理论。其中，老子强调“柔弱胜刚强”的事物发展的原则，引起了他特别的关注。同时，由于庄子对老子的这一自然观有所继承和发展，也同为布莱希特所重视。一方面，他认为，老庄的这种观点，如果应用来处理人与社会的关系，则可能使人变成世故油滑，不负责任，卑躬屈膝，因而这种观点，具有消极退让，逃避斗争的庸俗处世哲学的一些特点。布莱希特对老庄的批判态度反映在五十年代修定之后的《伽利略传》一剧的主人公的性格之中。伽利略为了保命，背叛了科学，他说：“最要命的是，我知道什么，总想一吐为快，象正在恋爱的人一样，象醉汉，象叛逆者一样，这纯粹是一种恶习，只会招来横祸……。”作者以此来加重了对他的批判。另外，在《四川好人》一剧中，他又以老庄哲学中“弱水”这个概念，塑造了“卖水人老王”这个形象，在一定程度上批判了保身处世之学的庸俗性；然而另一方面，处在资本主义弱肉强食的社会环境中的布莱希特，又推陈出新，把老庄的消极无为的哲学转化为在敌强我弱的政治形势下对敌斗争的策略。“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天下莫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在这里发展成为同凶恶的法西斯搏斗的迂回战战术。《庄子·列御寇》篇中秦王召医的故事，在布莱希特《好兵帅克》剧中附到了帅克这个人物身上。在庄子的故事中，舐秦王痔疮的人可以捞到赐车五乘的大财，“所治愈下，得车愈多”。帅克也说，在法西斯淫威下，“这年头非下矮桩不可”，他说这“无非是经过练习就可以做到的事”。他舐了希特勒冲锋队员的脏手，然而却免于被他们的狼狗把自己脸上的肉“舐”掉。他未同敌人作正面冲突，却巧妙地使敌人预定的行军计划落了空。再看看《伽利略传》这个剧本，最初布莱希特曾着力描写这位科学家在宗教的残酷迫害之下，沉默了整整八年，然而秘密地继续进行科学研究，终于瞒过了反动势力的耳目，找到了真理。“委曲求全”成了一种寻求真理和对敌斗争的策略。作者写《伽利略传》的初衷，是借表现这位科学家在愚昧黑暗的社会势力压迫下，忍辱负重，完成科学著述的事迹，给德国和其它国家反法西斯战士树立一个历史的榜样。只是后来由于美军在日本投掷了原子弹之后，科学家对社会应负的责任成了他考虑的中心问题，他才在修定稿中加重了对这位科学家的批判。然而无论如何，布莱希特对中国古代哲学这种既有继承又有批判和改造的科学态度，是难能可贵的。如果说中国古代哲学是一首悠扬的乐曲，那布莱希特可算作“曲翻古调填今事”的能手；如果说中国古代哲学是一首凝重的古诗，布莱希特不愧为“义探新辞改旧观”的巨擘。
在我国，虽然早在五十年代就由著名导演黄佐临先生将布莱希特的《大胆妈妈和她的孩子们》一剧搬上了中国舞台，然而，让较多的中国观众看到他的戏剧艺术，却是不久之前才发生的事情。中国广大群众对这位同中国文化有过如此亲密关系的戏剧家的了解，还仅仅处于开始阶段。无论从增进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还是从加深对本民族文化的认识的角度来看，深入全面地研究布莱希特与中国文化的关系，都具有不容忽视的重要意义。诚然，布莱希特是以戏剧家的身份著称于世的。但是，正如没有马克思主义对其世界观的影响就没有无产阶级革命戏剧家布莱希特一样，没有中国文化，尤其是中国古代哲学对其哲学思想发展的影响，同样不会有驰名全球的社会哲学戏剧家布莱希特。社会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布莱希特的文艺观的形成也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研究者的任务是披露这个复杂过程，而不是象国外某些评论家习惯做的那样，将其按照自己的想象而划入某一个范畴中去。
八三年春于重庆
吕龙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