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现代科学的发展，各门学科通过其相邻边缘不断携手，开创出一个又一个崭新的领域。横跨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历史地理学，就是其中一个引人注目的新兴学科。
中国的历史地理学虽可远溯战国时成书的《尚书·禹贡》篇，但以当时社会生产力规模衡量，它还仅是对统一后的全国进行改造的设想，影响到后来，历代正史《地理志》均沿袭它举沿革地理，至清代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和杨守敬的《历代舆地沿革险要图》，标志着封建时代沿革地理学所能达到的高峰和清代考据学的顶点，但它们还是属于我国传统史学范畴的，还称不上是以自然科学的眼光来进行考察的著作。四十余年前，正当帝国主义妄图灭亡中国，民族危机空前深重之际，禹贡学会出而以研治边疆地理来论证版土主权，这是力图以科学来抵抗侵略的爱国行动，反映了我国具有民族气节的知识分子在帝国主义侵略面前的爱国热忱。因此，顾颉刚先生登高一呼，学者纷纷响应。学会后来虽中途夭折，但其成员多坚持毕生探索。新中国建立以来，在党的领导下，我国学者各辟蹊径，同气相求，共同努力，终于相映成辉，使过去隶属于历史学的沿革地理学，发展成为独立的历史地理学。近年出版的几部历史地理学专著，多为当年禹贡学会老会员的论文集，它们既是对这样一场演变过程的总结，也是这些学者多年来在这一领域中辛勤耕耘、上下求索的结晶。
谭其骧先生是顾颉刚先生倡办禹贡学会最有力的协助者，其扎实的文献功底，严密的考据推理能力，历来为史学界所称道。可惜谭先生的主要论文集《长水集》尚未正式出版，我们仅能从散见于各种报章杂志的数十篇论文及他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一窥豹斑。《汉书·地理志》为历代正史《地理志》之首，也是历史地理学研究的一部重要的基础文献。几十年来，谭先生把该书“几乎翻烂”。由于有了这样的基础，所以他研究问题能够得心应手。黄河为历史地理学的重点课题。人们一般均认为《尚书·禹贡》篇所载河道为先秦记载下来的唯一故道。谭先生则充分利用《山海经》中所载的材料，先把《北山经》中注入河水下游的支流，一条一条摸清楚，加以排比，再以《汉书·地理志》、《山经》与《水经注》时代的河北水道予以印证，终于找到了《禹贡》前的先秦黄河故道，并绘制成地图。这是谭先生依靠扎实的文献功底，推陈出新，进行科研工作的一个极好例证。谭先生近年所著《云梦与云梦泽》(见一九八○年《复旦大学学报增刊》)，从数十部文献资料中反复对比校勘，指出云梦并非云梦泽，前者是楚王的狩猎地，后者是历史上的湖泊。只是这个湖泊并非如西晋经学家杜预《左传注》中所描绘的那个方圆八、九百里，西起湖北松滋、荆门，东至今黄冈、麻城，北抵今安陆，南过长江并包括湖南洞庭湖的众湖之尊。谭先生指出云梦泽在先秦时分为沔北、江陵与竞陵间、华容东南三部分，西汉时沔北部分已消失，江陵与竞陵间部分亦被分割，仅华容东南部分东移，南北朝时成为大<SPS=0653>、马骨、太白等湖，从而否定了它在我国历史上曾横跨长江，为洞庭、鄱阳等湖前身的陈说。试想若无把“杨氏《水经注图》翻烂一部，无法再用，只得再买一部，现在全书已有一半由于中缝破裂，一页都变成两页了”的推敲过程，如何可以动摇为历代称颂的“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孟浩然《临洞庭上张丞相》)”等千古丽句。正因为有谭先生雄厚的典籍功底作保证，所以凝谭先生二十年心力的《中国历史地图集》深受学术界欢迎。这八巨册图集，以历史文献资料为主，吸取迄今已发表的考古研究成果，收录了石器时代的主要文化遗址，有自商周到清代各朝全部可考的县级以上的行政单位和边区、部族及其它地区名、居民点，还包括主要的河流、湖泊、山脉、运河、长城、关隘、海岸线、岛屿等。除中原王朝外，兼括各兄弟民族的大小边疆政权。各朝代图下又套以现代地图的底图，以对照查找方便，每册均有地名索引，其规模、水平、可靠性远远超过前人。由谭先生主持、几十位历史地理学者参加编纂的这套历史地图集，虽然因十年动乱的干扰，不得不在公开出版前又行修订，但它仍被学术界公认为当代历史地理学研究中最重要的成果。
史念海先生是顾颉刚先生的高足。早在他大学毕业时，即与顾先生合著《中国疆域沿革史》(一九三七年)。这是我国现代第一部公开问世的历史地理著作。他治学严谨、主张精益求精，至今仍以顾先生给他的赠言：“宁可劳而不获，不可不劳而获，以此存心，然后乃有事业可言”律己，并以此要求自己的学生。一般说来，禹贡学会的老会员均能上承乾嘉学者的谨严学风，善用考据的方法治学。史先生也是如此。这种依历史文献进行论证的成果，主要集中于《河山集》第一集中，其中《释<史记·货殖列传>中所说的“陶为天下之中”兼论战国时代的经济都会》、《战国至唐初太行山东经济地区的发展》、《黄河流域蚕桑事业盛衰的变迁》等文尤见功力。其后，随着研究工作的深入开展，史先生深感从事历史地理学的研究除了认真考证古籍以外，还必须尽可能亲历考察，在实地进行调查。于是，他一改过去的习惯，北越阴山山脉，南达于钱塘江畔、太湖西侧，登陇坂之上，徜徉于大陆泽故地，往来于黄河两侧，“所到之处，往往探访古城废垒，摩挲断碑残碣，寻求历史上的行军通道和鏖战场所。”通过这将近十年中多次的野外考察，他不断扩大研究范围，改进研究方法，不仅订正文献上的讹误，补充其疏漏，探索历史上自然环境的变化及其影响，使《河山集》二集中的十二篇论文，成为文献资料和实地考察紧密结合的力作，也使作者对黄河流域及黄土高原的不断研究，有了更为坚实的基础。其中《历史时期黄河中游的森林》一文，可作为代表佳作。该文论证了先秦时代，黄河中游植被极好，森林面积广阔，水草丰美，既以经史资料数十部为根，又有实地考察结果为据。例如文章说：“如渭豳地的森林已难知其树种，这里就可以明确得出，桑林实占主要部分，春秋时的采桑就在这里。采桑虽仅是这里黄河一个渡口的名称，可是也并非一个孤独的地名。迄今这里若干村庄依然以桑为名，就可知其源流的长久。同样黄河南岸的桑田，也说明当时桑树的众多(《河山集》二集238页)。”村名在古文献资料中是查不到的，若非作者亲临其地，如何可从这许多村以桑命名的偶然现象中找到历史上该地多桑林的必然呢？更为可贵的是该文论证了秦汉至北朝时期，黄河中游的森林即遭破坏，平原森林砍伐殆尽，惟山地森林暂时幸存。唐宋时期，山地森林遭大量砍伐，终于在明清时毁灭，至使地面被覆率降至百分之三上下。这就提出了一个密切联系现实的问题：森林“这种破坏和消失，有自然的原因，也有人为的原因，……两相比较，人为的破坏实更为严重。”如何使对历史上自然环境变化与影响的研究，成为当前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的根据，这是历史地理学者不可推卸的责任。作者在这里直言不讳地指出了黄河流域生态平衡被破坏的根本原因，对于我们今天汲取历史教训，建造与维护“三北”防护林，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这类有关国计民生之作，在《河山集》二集中比比皆是，它充满务求坚实的学风，既占有充分的文献资料，又有长期的实地考察结果作根据，对于现实生活又有强烈的说服力，所以白寿彝先生在序言中称之为“这是近年出版物中难得的一本好书。”
历史地理学研究，要把古文献的记载与现实地理条件结合，这就是说要复原历史上自然的本来面貌，但更重要的，如禹贡学会另一位老会员侯仁之先生所说，“是还得把不同时代的已经复原了的地理按着历史发展的顺序，联系起来进行研究，寻找其发展演变的规律，阐明今天地理的形成和特点。”要做到这一点，不仅需要大量自然科学的基础知识，需要坚实的历史学及其他社会科学理论的基础，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既要防止落入“地理环境决定论”的泥沼，又要突破前些年不尊重客观规律的“左”倾思想束缚。在侯先生近年所著《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文集中，对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解释和探讨，就贯穿于始终。如在《历史地理学的理论探讨》一文中，作者写道：“在探讨某一历史时期的地理时，首先必须认清楚这一时期劳动人民之加工于自然是在什么样的生产关系下进行的。……其次，了解某一历史时期的生产分布，以及某一人为的地理现象在历史时期的变化(如都市的兴衰等)也必须从生产关系，而不是单纯从地理条件和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去加以阐述。……最后，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既然涉及到历史时期，那么就必须按照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进行分期，而不以主观愿望任意分割历史。同时，还必须认识到地理条件在社会发展中表现为历史属性，因此自然环境的作用，也是应当按照每个历史阶段来进行评价的。”这是作者力图依据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原则，对历史地理学理论进行探讨的尝试。
科学除了正确的理论指导，更主要的是依靠具体的实践才能实现。历史上的北京城，是侯先生多年来锲而不舍地进行研究的课题。早在燕京大学就学之时，侯先生即已开始从事这一课题的研究。有时天降大雨，侯先生为查清北京水道，冒雨几十里步行至西山脚下，伞不蔽体，全身上下都被淋透，但他却甘之如饴，乐在其中。他近年的这部文集的二十二篇文章中，有六篇是专论北京的。其中《北京都市发展过程中的水源问题》一文，从地理学的角度考察都市历史，不同凡响。文章认为：“北京在华北大平原的北端，三面有丛山环绕，中间形成一个小平原……北京城北距离西山最近，正当古代永定河洪积冲积扇的背脊，地形由西山山麓向东南逐渐倾斜，同时京西山地又是华北降水量最多的中心地区之一，因此北京地下水的储量相当丰富，凿井汲水，问题不大。但城市近郊，除有少数泉流分布外，更无天然大河或湖泊可资利用。因此在北京都市发展的过程中，随着实际需要的增加，地上水的来源就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这样就为分析北京水源的历史变迁与北京城的历史演变，提供了可靠的地理背景。由此出发，文章依次论述了三国时曹魏的刘靖修筑灌溉工事以应付屯田事业的需要，金中都城宫苑流水与近郊运河的开凿，元大都为宫苑用水由莲花池下游移北京城至高梁河上，并开发玉泉山新水源疏通运河，明清时期对水源的改造整理等等，皆顺理成章。文章不但主线明确、一气呵成，而且运用了地理学的理论，计算、推敲历史上各王朝水土工程的兴建原因与作用，有很强的说服力。如谈到昆明湖本是清代水源改造的重点工程，系“把瓮山南麓的西湖，大加开浚，加筑东堤，拦蓄玉泉山东流之水”而成，它那“坚固而高峻的东堤，起了拦水大坝的作用，使玉泉山东流之水，逐渐储满昆明湖中，从而提高了昆明湖的水位，并在湖的南端放水入长河的地方修建水闸，调节流量，有效地保证了通惠河上游的供水源源不绝，同时还可分一部分流水以便在海淀附近辟治更多的苑林。经过这样一番调整之后，昆明湖表面上形成了一个优美的风景中心，而实际上却起了作为北京城水库的作用。”这一段文字，言简意赅，使清代北京水源的变迁，毕现于读者眼前。这种以自然科学严密的论证解释历史上沧桑兴替的办法，是侯先生治学的重要特点。
新中国的诞生，为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开创了新时代，禹贡学会播下的种子，进一步茁壮成长。紧随三位禹贡学会的老先生，又一批好学敏求的有志者，投入到这一学科领域。近年所出版的黄盛璋《历史地理论集》，为其中的代表作。三位禹贡学会的老先生的治学实践，说明了扎实的文献功底、长期的实地考察、严肃的科学态度对于历史地理学研究的重要性，而从黄盛璋先生的论文集中可以看出，他有意兼取三家之长，在研究中同样取得了重要成就。在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方向上，黄先生认为：“今后历史地理学的研究，首先要以服务国民经济建设作为重点，就当前国家和人民的需要而论，则又要以为农业服务作为主要努力方向。”在具体的治学实践中，他以论证严密、题目广泛、眼界开阔著称。以文集中关于黄河河源的探讨为例，全集收有作者一九五五年至一九八○年所著《论黄河河源问题》、《<黄河变迁史>中有关黄河源问题答岑仲勉》、《再论黄河河源问题》、《黄河上源的历史地理问题与测绘的地图新考》四篇文章。作者翻阅大量文献资料，吸收考古方面的新发现和新成果，进行长期的考察，说明了古文献所载“河出星宿”并非误以星宿海为黄河之源。在古文献中，星宿海是一个笼统的概念，不能机械地理解它就是今天的星宿海，它有时也包括星宿海以西的一段河流。早在唐代，我国已有了沿河至星宿海以西的记载。而早在明末清初，我国通过蒙古族牧民已得以卡曲、卡日曲、玛曲三河为河源之说。虽然元代《辍耕录》所附《河源图》黄河源止于星宿海，但在清代康熙时所绘的《河源图》已把河源标在星宿海以西。当然，三河究竟谁为正源，清代亦未确定，乾隆时阿弥达所绘《黄河源图》因他本人未抵河源尽头，故仅是对康熙《河源图》的篡改之作，不得为据。为探求结果，作者通过赴实地考察及对文献资料的仔细辨正，认为：由于黄河三源中的北源札曲，未作实地考察，源头情况、水量变化不清，为慎重计，暂不讨论，而中源玛曲与南源卡日曲相较，卡日曲在长度、水量、受水面积上均超过玛曲，且历史上已有以三河为源之说，故以卡日曲为黄河正源符合传统习惯。在黄河河源这一众说纷纭 、争议方殷的学术问题上，作者的观点别树一帜，体现了严肃认真、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如白寿彝先生指出：“近些年，很少人研究历史发展过程中地理条件的作用，主要的原因之一，是因为斯大林说过地理环境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并不是决定的影响，他们要回避地理环境决定论的嫌疑(《河山集》二集·序)。”实际上，斯大林并未否定地理条件对历史的重大影响，我们今天应当改变这种因噎废食的现象。地理条件与人的关系，就是自然与人的关系。数百万年前躲进森林的南方古猿终究没有成为人，说明人的产生及人类社会的进步与自然条件的变迁休戚相关。因此强调自然条件，实际是强调物质因素，强调客观规律，当然人本身也是高度发展了的物质，正因为如此人才能认识自然并通过自己的努力适应自然、改造自然。马克思一再强调过自然条件对于社会生产的重要性，并论证了控制自然力加以利用的必要性，我们今天怎么能够回避呢？研究历史，如果回避地理条件，很多问题都不能得到满意的结论。在研究我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南北经济与文化消长变迁，各民族之间发展不平衡，对外关系由开放逐渐走向闭塞等重大历史课题时，阅读这些历史地理论著，都可以得到相当大的启发。为此，我们不能不对这些从四十余年前起就追随顾老先生披荆斩棘的开创者，报以由衷的敬意。同时，也希望有更多的人，包括其它专业的人，通过阅读他们的著作，提高自己研究工作的水平，促进祖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中国历史地图集》，谭其骧主编，中华地图社出版，第一册，38元，第二册.41元；《河山集》，史念海著，第一集，三联书店一九六三年第一版，1.00元，第二集，三联书店一九八一年第一版，1.60元；《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侯仁之著，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九年第一版，1.70元；《历史地理论集》，黄盛璋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二年第一版，1.85元)
黄新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