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海涅(一七九七——一八五六)和斯太尔夫人(一七六六——一八一七)大体上是同时代人，然而对于当时德国的时代精神，他们的基本看法却迥然有别，大相径庭。
十八世纪下半叶的德国，正如恩格斯曾经指出的那样：“一切都烂透了，动摇了，眼看就要坍塌了，简直没有一线好转的希望，因为这个民族连清除已经死亡了的制度的腐烂尸骸的力量都没有。”(《马恩全集》第二卷第634页)
法国资产阶级革命象霹雳一样震撼了容克贵族的混乱德国。拿破仑的出征横扫了德国的诸侯、贵族、领主和骑士。进入十九世纪以后，封建的德意志帝国走向全面崩溃，统治者被迫实行自上而下的资产阶级改革，从此把德国引进了近代文明民族之林。
时代的发展在德国的文学与艺术中打下了深深的历史烙印。这就是缅怀过去的反动浪漫主义和向往未来的民主启蒙运动，以及这两者的对立和斗争。前者正是斯太尔夫人倍加颂扬而海涅无情抨击的，后者正是斯太尔夫人有意贬抑而海涅热情礼赞的。
在斯太尔夫人眼里，浪漫派文学艺术充满了灵魂的芬芳和天国的吸引，崇高的诗意的热情与宗教的神秘的希望把尘世和天国撮合在一起。德国近代历史上充满血和火的斗争时期，在她的笔下居然成了上帝神圣光环照耀下的田园牧歌。这正是为了对抗现实社会中一日千里的资产阶级改革而把封建中世纪社会理想化。
海涅针锋相对地揭露了浪漫主义的精神实质。他深刻地指出：“德国浪漫派不是别的，就是中世纪的诗情的复活，如其在中世纪诗歌、造型作品和建筑物中，在艺术和生活中曾表现的那样。”(本书第29页)在海涅看来，浪漫派的文学艺术充斥了中世纪的僧侣主义和骑士精神。僧侣主义不但承认精神有支配肉体的无上权力，而且为了抬高精神，恣意诋毁肉体。由于只让精神存在是不可能的，虚伪就定然发展起来。骑士精神与僧侣主义相辅相成，不过是为了从苦行本身找到精纯的享乐，通过鞭挞萎缩了的肉体来激发新的享乐能力。海涅认为，浪漫派文学艺术归根到底只能是基督教一天主教文艺作品的翻版。
斯太尔夫人沉浸于浪漫主义精神之中，竭力讴歌中世纪封建社会，也就不可避免地对德国启蒙运动的民主精神深恶痛绝，对启蒙主义的文学艺术怀有偏见。她指责歌德辩证地否定德国现实的《浮士德》只是为了满足内心的某种残酷的本性，觉得有一种作恶的需要。她竟然诅咒说：“《浮士德》却绝不是一个好榜样。不论是把它看成梦呓诳语，还是把它当成绝顶的理智之作，这一类作品最好不要再出现。”(《德国的文学与艺术》中译本第232页)
海涅则反其道而行之。他极为推崇与德国浪漫主义相对立的启蒙运动及其代表人物。他表彰莱辛是新社会的代言人，在他那里，中世纪的思想方式全然消失，全新的感情和思想已经觉醒。他敬重席勒为伟大的革命信仰而写作，摧毁了精神上的巴士底狱，建造了特别宏伟的自由神殿。他以自己敏锐而深刻的洞察力预言，歌德的《浮士德》看穿了精神的僭越行为并且要求恢复肉体的权利，中世纪的信仰时代以浮士德告终，现代批判的科学时代随浮士德开始。海涅尽情颂赞他们是时代的先驱，吐出了现代生活第一轮紫罗兰的清香。这种肯定发展、呼喊变革的历史辩证法思想，直接通向了德国的未来。
出身于名门望族的斯太尔夫人，受过良好的教育，对于文学艺术的赏鉴和评论更不乏高深雅致的修养。她要求扩大文学艺术的题材范围，反映民族的生活和特色；主张各国文学艺术加强交流，取长补短；善于从艺术上精深地分析文学艺术作品；尤其是联系社会、政治、哲学、宗教等方面的环境评价一个作品，在当时欧洲文艺界产生过很大的影响，以致一时曾有“穿裙子的风暴”的说法。然而斯太尔夫人一生的思想始终囿于封建主义传统，以致作出了错误的结论。
离开了具体历史条件下的社会生活和政治斗争的发展趋势，就很难把握顺应历史潮流的时代精神，从而在评述任何一种精神现象时，都不可能作出客观的科学的评价。海涅在进行这种总结时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是具有普遍意义的。
二
斯太尔夫人相当广泛地评述了德国精神领域，对于德国哲学给予文学艺术的深刻影响也有着特殊的敏感。然而她所醉心的浪漫派却又偏偏缺乏坚实的哲学基础。她今天追随康德，明天信奉费希特，后天又抬出了谢林，最终又复归于宗教信仰。因此，斯太尔夫人不惜割断哲学与时代精神的联系而为浪漫派辩解。她声称：“如果涉及的是一种理论，那就应当考察这理论本身。这里就不复存在实践的问题，不复存在实用的问题；在哲学中追求真理犹如在诗歌中追求想象一样，必须摆脱任何羁绊。”(《德国的文学与艺术》第7页)实际上，斯太尔夫人一方面为浪漫派哲学的贫乏开脱，另一方面又以浪漫派在哲学上的宗教神学倾向取代和吞并德国古典哲学的革命精神。
海涅对德国哲学与文学艺术之间密切联系的敏感，至少不亚于斯太尔夫人。他鞭辟入里地剖析了浪漫派和德国古典哲学毫无内在的必然联系。海涅认为，缺少一个坚实的哲学基础在浪漫派先生们那里达到了不可救药的程度。他犀利地指出：“人们妄谈费希特唯心论和谢林自然哲学对浪漫派有多少多少影响，甚至把浪漫派说成完全是从这里产生的。但在我看来，这里最多只是费希特和谢林某些思想的影响，而决不是一种哲学的影响。”(本书第42—43页)
浪漫派缺乏德国古典哲学的原则，有的倒是天主教会神学唯心主义的信仰原则。没落贵族的阶级本能使浪漫派厌恶历史发展的变革，把封建专制制度的覆灭看成是人类末日的来临，因而充满了无穷无尽的幽怨。海涅不无讽刺地说他们是“颠倒的预言家”，逆着时代潮流倒流，憎恨现在，害怕未来，只看到他们心爱的过去，而最后无可挽回地变成天主教神学信仰原则的信奉者。
值得注意的是，海涅对于浪漫派哲学倾向的本质的揭露，并不是简单化直线式的，他是通过浪漫派在精神和肉体、心灵和物质关系上对哲学基本问题的唯心主义解决这个过程和中介，才将他们世界观的神学唯心主义实质和盘端出。
海涅抓住了中世纪文学艺术的要害——依靠一整套传统的象征手法或比喻，绞尽脑汁地用感性形象表现唯灵论的观念。由此而来的神秘、玄奥、怪异和夸张，无不是为了抬高精神，践踏肉体，形象地展现精神制服物质的过程。海涅指出，浪漫派把中世纪的宗教文学艺术作为典范，就是要用中世纪经院哲学的罗网把人们缠绑起来，拖进神秘主义和禁欲主义的荒谬深渊，抛弃现世的生活和幸福，象奴隶一样温顺忍让，沦落为封建专制制度的基石。
正是在这一层层分析的基础上，海涅剖析了德国精神领域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特殊功能和作用。他认为，浪漫主义精神与启蒙主义运动的对立和斗争，以特殊的精神领域里的对立和斗争的形式，反映和延伸了德国现实社会中改革与复旧的生死搏斗，或者说这些斗争是时代精神特殊的折射和积淀。
哲学概括和总结现实社会的阶级斗争，总是要经过一系列的过程和中介。哲学在阶级斗争中产生影响、发生作用也是如此。这是由哲学固有的内在基本特征和哲学发展必然的内在基本规律所决定的。有的人习惯于从哲学家的阶级属性直接推出哲学在阶级斗争中的作用，又由哲学的这种作用直接推出哲学的阶级属性，同这类简单化、片面化的作法比起来，海涅实在要高明得多！
三
在哲学史上，海涅以对德国古典哲学革命精神的深刻开掘著称。海涅精辟地指出，德国古典哲学是资产阶级宗教改革运动的深入，又是走在资产阶级政治经济改革前面的精神革命。德国古典哲学所代表的精神革命与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和同样的重要意义。他指出，从康德撰写出版《纯粹理性批判》起，“德国开始了一次精神革命，这次精神革命和法国发生的物质革命，有着最令人奇异的类似点，并且对一个深刻的思想家来说这次革命肯定是和法国的物质革命同样重要。”(本书第289页)个中的原因，恩格斯后来讲得再清楚不过了：“政治在当时是一个荆棘丛生的领域，所以主要的斗争就转为反宗教的斗争；这一斗争，特别是从一八四○年起，间接地也是政治斗争。”“斗争依旧是用哲学的武器进行的，但已经不再是为了抽象的哲学目的；问题已经直接是要消灭传统的宗教和现存的国家了。”(《马恩选集》第四卷第217页)
海涅在作出这样高度的评价时，并没有忽视从康德、费希特、谢林到黑格尔这些德国古典哲学家的唯心主义立场。在哲学史上，海涅是最早论及到哲学基本问题的人。他明确认为，对精神和物质的关系作出不同的哲学回答，构成了哲学史上两种根本对立的学说派别。他说：“我宁可把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这两个名称给予有关人类认识性质的哲学见解。对于把观念说成是与生俱来的、观念先于经验的学说，我把它叫作唯心主义。对于通过经验，通过感官才产生精神认识，观念后于经验的学说，我把它叫作唯物主义。”(本书第250页)对于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德国古典哲学的唯心主义立场，海涅并未回避。他明确指出：“德国自古以来就显示出一种反对唯物主义的倾向，因此在这一个半世纪中成了唯心主义底真正的舞台。”(本书第252页)
海涅对于彻头彻尾唯心主义的德国古典哲学作出了这样高度的肯定和评价，充分说明他不仅有辩证的头脑，而且有历史的头脑。康德提出先天的综合判断是人类认识之所以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的唯一的根本原因。这个命题诚然是唯心主义的，然而这个命题前所未有地强调人类理性的能动性，直捣基督教宗教哲学的理论基础——上帝存在本体论证明，集中表现了康德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理性批判精神。海涅指出：“康德引起这次巨大的精神运动，与其说是通过他的著作的内容，倒不如说是通过在他著作中的那种批判精神，那种现在已经渗入于一切科学之中的批判精神。所有学科都受到了它的侵袭。是的，甚至连文学也未能免受它的影响。”(本书第306页)费希特独创性的哲学贡献莫过于自我非我的否定辩证法。这是德国现实社会的革命否定经过精神和物质关系的中转在德国古典哲学中的结晶。海涅尽管认为“费希特的唯心主义是至今人类精神想出来的最大的迷妄之一”，但是他又提请重视，费希特哲学“是全部德国哲学中最值得注意的一个阶段”，“这个学说的内容在社会方面以外在历史和科学方面还有较重要的意义”(本书第309页)。谢林的同一哲学以意识统一物质而囊括一切，当然是荒诞之极。不过，他在意识基础上统一了物质和精神又推进了唯心主义辩证法，进一步扫荡了上帝可能存在的容身之处。海涅指出：“康德仍然容许的那个有关上帝存在的证明，即所谓道德的证明，已被谢林先生出色地推翻了。”(本书第333页)海涅还把早期和晚期的谢林加以区别，正确地肯定了早期谢林哲学的革命性。他说：“还是让我们称赞那个往昔的谢林吧；他的回忆在德国思想的年代史上是不可磨灭的；因为，往昔的谢林，正和康德、费希特一样，代表着我国哲学革命的重大阶段之一。”(本书第337页)黑格尔辩证的思维运动是一个封闭的圆圈。其中内蕴着的革命含义，大概是由海涅以其对德国古典哲学的真知灼见，第一次发现和表述出来的。所以黑格尔在海涅面前承认，“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这个命题应该作如是理解，“凡是合理的必然都是现实的。”费尔巴哈是海涅的晚辈，他的学说如同火流一样摧毁了德国古典哲学唯心主义的理论基础。海涅满腔热情地对此加以赞扬，夸赞他嘲笑与神同义的纯粹精神，“用一切投石器对‘神’这个概念猛攻”(本书第353页)。
哲学是人类对自然、社会、思维的存在和发展的一般规律的根本认识。哲学的发展说到底就是人类认识的发展。每一种哲学都是时代的产物，都在一定的程度上或多或少反映了这个时代人类的认识能力和思维水平，反映了具体历史条件下的时代精神。同一个时代的哲学唯物主义和哲学唯心主义的区别，在于哲学基本问题上的回答不同。这是二者的对立。但是，就二者都是哲学来说，它们都要受到哲学特殊本质和哲学发展特殊规律的规定和制约。这是二者的统一。这种对立和这种统一，又是在反映人类认识的时代发展这个基础上辩证地联系和结合在一起。因此无论是唯物主义哲学还是唯心主义哲学都是时代精神的折射和积淀，不过折射和积淀的方式是有所不同的，观点和方法是根本对立的。
海涅深得哲学的奥秘。因此，他既没有放过对从康德到黑格尔颠倒物质和精神的唯心主义精神实质的批判，更没有因为是唯心主义而放过对其中革命批判精神的合理内涵的肯定和发挥。海涅自觉地在时代精神的基础上，把握哲学唯物主义和哲学唯心主义的对立，同时又在二者的对立中，把握时代精神的统一。
海涅的这些看法十分接近于马克思主义对于德国哲学发展的分析和评价。恩格斯曾经指出：“一七五○年左右，德国所有的伟大思想家——诗人歌德和席勒，哲学家康德和费希特都诞生了；过了不到二十年，最近的一个伟大的德国形而上学家黑格尔诞生了。这个时代的每一部杰作都渗透了反抗当时整个德国社会的叛逆的精神。”(《马恩全集》第二卷第634页)“在法国发生政治革命的同时，德国发生了哲学革命。这个革命是由康德开始的。他推翻了前世纪来欧洲各大学所采用的陈旧的莱布尼茨的形而上学体系。费希特和谢林开始了哲学的改造工作，黑格尔完成了新的体系。”(《马恩全集》第一卷第589页)
可见，如果仅仅把哲学基本问题当作哲学史研究的全部内容，简单地认为唯心主义反动、唯物主义进步，这种看法并不符合哲学发展的历史事实，也与马克思主义毫无共同之处。从这个意义上说，海涅的观点和方法至今还能使人得到启发。
(《论德国》，〔德〕海涅著，薛华、海安译，商务印书馆一九八○年十一月第一版，1.30元)
陶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