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小说并不引人入胜，可是它引你深思。它被称为卫国战争文学第三次浪潮的一部代表作。但它为卫国战争文学史作出的贡献，使它具有更高价值，成为这部文学史中颇为重要的一页。
卫国战争文学初期的优秀作品，《青年近卫军》、《日日夜夜》、《真正的人》等等，是中国读者很熟悉的。一九五七年初，肖洛霍夫的短篇小说《一个人的遭遇》，标志着卫国战争文学进入第二阶段。随后，一批当年的中尉，以中尉为主人公，采用中篇小说的形式，以战壕的“观察视角”描写战争，走上了战争文学的地平线，成为这一时期战争文学的主潮。其中最著名的，有巴克拉诺夫的《一寸土》(一九五九)、邦达列夫的《最后的炮轰》(一九五七)、贝科夫的《第三颗信号弹》(一九六二)等。它们被称为“战壕文学”或“中尉小说”。在这股浪潮之外，这一时期较有影响的作品，还有老一代作家西蒙诺夫的三部曲的前两部：《生者与死者》(一九五七)和《军人不是天生的》(一九六○)，及艾特玛托夫的中篇《查密莉娅》(一九五八)等。
从一九六三年开始至六十年代末，“战壕文学”的创作倾向受到批评。经过一段时间的沉寂，瓦西里耶夫的中篇《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和邦达列夫的长篇《热的雪》，同于一九六九年问世，战争文学转入第三阶段。以恰科夫斯基的五卷集长篇《围困》(一九六八——一九七五)、邦达列夫的多集电影剧本《解放》(一九七○)和斯塔德诺克的三卷集长篇《战争》(一九七○——一九八○)为代表的“全景文学”，为战争文学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壮阔气势。但在不多的几年之后，中篇形式的“战壕文学”又代之而起。这一时期影响较大的作品还包括：西蒙诺夫三部曲的第三部《最后一个夏天》(一九七一)，阿斯塔菲耶夫的中篇《牧童与牧女》(一九七一)，贝科夫的中篇《方尖碑》和《活到黎明》(一九七四)，瓦西里耶夫的长篇《未入名册》(一九七四)，拉斯普京的中篇《活下去，可要记住》(一九七四)，以及一九七九年发表的巴克拉诺夫的中篇《永远十九岁》和康德拉季耶夫的中篇《萨什卡》等。
从现象看，一九五七年至今的卫国战争文学，不过是“战壕”、“全景”、再“战壕”，各领风骚数年。这当然首先是两种体裁此消彼长的自然更替。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两种体裁的差异，演变为两种“观察视角”(“战壕的视角”和“统帅部的视角”)两种“真实”(“士兵的真实”和“将军的真实”)两种“真理”(“小真理”和“大真理”)的对立。这种特殊的历史态势，是当代苏联文学界关于“理想化”与“非英雄化”的传统分歧在战争文学领域的表现。另一方面，也是当代苏联战争文学作家的中坚力量，即造就“战壕文学”的那批所谓“中间作家”或称“第二代作家”们造成的。亲身的经历，使他们十分自然地选用“战壕的观察视角”描写战争。经历和年龄的特点，又势所必然地使他们试图运用更为现代的意识反思战争。于是作为一种体裁的“战壕文学”，就和战争文学的内在变化紧密联系在一起。这种内在的变化，是基本色调的变化，是作家们对战争，对战争文学的使命的认识上的变化，或说深化。
初期的战争文学描写的是给人鼓舞、使人感奋的英雄主义。但它太单纯了，缺少更坚实、更朴素、更有力量、更给人启迪、更耐人思索的东西。
第二次浪潮的作品，正如六十年代苏联批评界所指出的，存在全盘抹黑和渲染战争恐怖的严重倾向。这是当时时代思潮的反映，也是急转弯的惯性力量作用的结果。它的积极意义在于作家们开始用自己的头脑思索了，虽然他们的思索失之偏颇。
在第三次浪潮中，一些作家经过二十多年的准备，有可能站到俯瞰全局的高度，为文学史贡献了“全景文学”这一现代文学战争体裁。但这一时期的主要成就还不在这里，它的主要成就在于，在“既不要抹黑，也不要粉饰”(《真理报》社论)的正确方向上向纵深的进展。战争文学不再只是某种政策的图解，也不仅只限于再现战争或战役进程。在调整了的方向上，作家们试图深入揭示战争和战争中人的本来面目。
正是在这个方向上，《萨什卡》达到了相当的深度。
最初给予《萨什卡》高度评价的西蒙诺夫曾说：“要是我没有读过《萨什卡》这部小说，我会觉得不仅是在文学上，而且简直是在生活中缺少点什么。”西蒙诺夫是苏联当代战争文学的三朝元老。他为卫国战争的每一阶段都贡献过至少一部代表作。他自然深知这部历史的“内在规定性”的演变过程。假如《萨什卡》没有比前此的作品多贡献一点东西，而且是十分重要的东西，不会有什么力量迫使这位老作家发出这种饱含激情的赞叹。
《萨什卡》所贡献的仅只是深度。但就是这“一点”的量的推进，却造成了质的飞跃。如果可以说《青年近卫军》时期的基调是玫瑰色，第二次浪潮的基调是灰色，《萨什卡》的作者，则用坚定、成熟的手笔，画出了一幅“固有色”的战争画面。我们只是借用“固有色”这个绘画术语来比喻“本质真实”这个文学术语。
这是一部用“生活流”手法描写的战争小说，或许可以称为“战争生活流”小说。随着主人公在一九四二年春天战斗、负伤并撤往后方的一段经历，小说展开了一条二百俄里长的“带状空间”：从伏尔加河岸尔热夫城下的某个巴诺夫村，经过营部、伏尔加河、旅部、饥饿的后方、后方医院、加里宁、克林、到莫斯科的奥斯坦基诺站。它象是一部完全用长镜头拍摄的战争生活纪实，又象是一幅“可行、可望、可游、可居”的战争风俗长卷。作者和我们一起，寸步不离地紧跟着这位列兵萨什卡，时而带我们进到他的内心深处，时而让我们用他的眼睛观察周围的一切。作者的镜头和画笔，抓住了这些普普通通的战争生活场景中每一点具有普遍意义的东西。其手法和笔触，是那样地漫不经心。好象不曾经过任何提炼和凝缩。好象只是生活本身突然变得通体透明，把它的底蕴和它素常的面目一起显现出来。普通的苏联士兵和军官，普通的苏联人民，普通的德国士兵的战争心理，由于气质、性格、经历和所处地位、环境不同而各不相同的战争心理，以及其中共通的东西，就这样通体透明地呈现在你面前。这部小说不只是写了普通人所面临的战争和战争中的普通人，还写出了关于战争的最普遍的真理。它不会给你任何感官上的愉悦，却会引起你感情和理智上的波动，甚至震动，甚至颤傈。它会逼你去思索那个人类至今未能逃避的重大课题：战争和人。
战争，对于那两个刚穿上军装的莫斯科姑娘，和当初在远东时的萨什卡，是一回事情。这两个姑娘告诉萨什卡说：“军事委员部的门坎都让我们踩平了”；“所有的男孩子都去参加战斗了，我们在后方还能坐得住吗？心里会有愧的……”。萨什卡懂得，“对她们来讲，战争多么诱人。她们把战争当作奇异的事件。”就象他在远东时闷闷不乐地“担心战争可能要从身边溜过去”，担心“所幻想的英雄业绩就无从建立了”。责任和“英雄业绩”，这是后方的热血青年心中的“卫国战争”和“战争”。
对于投入战斗两个月的萨什卡及其战友们，战争是另一回事情。“在这令人恐怖的两个月中，萨什卡做的都是些不情愿做的事情。不管冲锋，还是侦察，他总是竭力控制自己，把恐惧和求生的愿望深深地打入内心最隐蔽的地方，以免它们妨碍他去做那些他非做不可的事情。”“不情愿做”，又“非做不可”，这是前线战士面对的“战争”和“卫国战争”。
“非做不可”。但并非每个战士都具有同等的克服恐惧心理的力量。甚至并非每个战士都具有这种力量。小说开始的那天拂晓，萨什卡在树林里突然遭遇了一队德军。起初他完全“惊呆了”，完全“不会动了”，似乎“马上就会忍不住站起来，没命地大叫着‘德国人’，朝林子里自己人那儿跑。”这时，“他听到一个压低的口令声‘佛勒维勒特斯’(德语：前进)”。德国人却踟蹰不前。这使萨什卡“定了神”，使他想到：“他们也同样担心害怕……”，于是“刚才那种令他窒息的恐惧感抛到了九霄云外”，他开始象一个真正的战士那样迅速地、有条不紊地思考并行动起来。和他一同放夜哨的那个“不中用的同伴”，那个“从预备役征，召来的上了岁数的士兵”，却成了这支德军侦察队的俘虏。而那位在突然出现的敌情面前，能够正确地指挥全连撤到谷地并组织反击的连长，其实已经紧张到打光了子弹却没有意识到该换上弹夹的程度。这些，就是前线的战士，“真实”的战士。
克劳塞维茨关于“无畏”和“勇敢”的论述大概永远不会过时。天生无畏的人是极少的。要克服恐惧感而成为真正的、勇敢的战士，对于绝大多数人都是极其严峻的考验，尽管支持你的，不仅有战士的责任感、荣誉感和对敌人的仇恨。萨什卡就常常设想，这些殊死的搏斗不仅仅是为了夺取几个村庄，而且是为了正在等待着他的姑娘，为了伏尔加。
每个人都希望活着度过战争，这完全正常。因为他们是人。但只要有需要，哪怕是一点需要，就毫不犹豫地走上那条随时可能走向死亡的道路，这同样正常。因为他们是战士，保卫祖国的战士。萨什卡在奉命去河边汲水时被德军狙击兵击伤了。能活着离开战场，虽然只是暂时离开，这“简直难以置信”。“他应该尽快踏上那条通往后方、通往生活的小路。赶快走吧……但是，脑子里转的是这些念头，脚却把他向回带……”。他再次穿过那片处于敌人狙击兵射程内的地段回到连队，仅仅为了象通常离队的人那样把自己的冲锋枪“留给继续作战的人”，并“和弟兄们告别一下”。而当他终于到达营部后，又立即陪同两名卫生员，返回那片每一声爆炸都使他哆嗦一下的树林中，去抢救一名重伤员。
这就是列兵萨什卡及其战友们。他们是一些具有对生的渴望和对死的恐惧，但不仅能战斗，而且能做出英勇举动甚至创造英雄业绩的普普通通的战士。假如没有千百万这样的战士，苏联人不可能赢得那场战争。假如作者仅仅把他们写成无所畏惧、视死如归的英雄，或者仅仅写成无能为力地被拖入战争那个苦海中的不幸的人们，都不能使人正确认识曾经有过的那场巨大的战争，以及一般地认识战争。同时也是对那些永远埋葬在卫国战争战场上的死者们的褒渎。
这部小说只描写了一个德国人，那个被萨什卡捉获的德国人。当这个德国人知道自己将被带去枪毙的时候，那双眼睛“发出一种仿佛早已脱离人世的光芒”。他是畏惧死的。但他不仅拒绝交代任何情况，而且拒绝说“希特勒完蛋了”。虽然他反复强调自己“不是法西斯”，“只是一个士兵”。其实他甚至不是一名职业士兵，而是大学生。假如不曾有过千百万这样的德国人，希特勒不可能给人类带来那场空前的浩劫。
对于这个德国人和对于萨什卡及其战友们，这是两种不同的战争。萨什卡拒绝执行营长的命令，拒绝枪毙这个俘虏，这一举动几乎是难以想象的。但它包含着巨大的精神力量，人道、正义和真理的力量。在萨什卡看来，当这个德国人手执武器的时候，他首先是敌人，虽然他同时又是人；当他放下武器的时候，他首先是人，虽然他同时还是敌人。萨什卡同情这个首先是人的敌人，因为尽管他见过了那么多的死亡，“但生命的价值并没有因此在他的意识中贬值”。
“因为我们是人，而你们是法西斯！”萨什卡在押解这个德国人的途中对他讲过的这句话，概括了这场战争的性质。虽然这个德国人作为个人有别于真正的法西斯，作为整体的一份子他又代表了法西斯。这是“人”对“法西斯”的战争，是正义对非正义的战争。这是“卫国战争”所以最终战胜“巴巴罗沙计划”的最根本的原因所在。
可是，那颗夺去了若拉生命的“流锚索地雷”，又属于哪种战争呢？萨什卡在撤往后方的途中遇上的这个快活的小伙子，是个多么热爱生活的人啊！再艰苦的环境，也不会把笑从他的脸上抹去。就是为了到一棵云杉树旁去采一朵“蓝色的早春花”，他永远失去了热爱生活、热爱美的权利！
我们仅仅从构成“战争和人”这个基本主题的许多细节和若干事件中选取了一小部分，做了极简单的评述。这类细节和事件在这部译成中文近十一万字的小说中多至上百。除了“战争和人”这个基本主题外，它们还反映并处理了战争中的军队和人民、前线和后方、士兵和军官，以及友谊与爱情、生者与死者、荣誉与责任等多个侧面和多重主题。要评述所有这些细节、事件及其反映的各个侧面和各层主题，至少是一篇短评无法胜任的。
一九八四、五、二十五
林大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