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川汇海的京剧，百年蕃衍、百年树人。各行各派，在百数十年间生生不已的“流”程，千回万转、跌宕多姿。其间群星璀灿、人才辈出。《京剧流派》一书对上起道、咸，下迄新中国成立共四大行当十一个细目的八十五位表演艺术家作了生动的描述，堪称一部体例周详的京剧流派发展史。
作者表师承，明渊源之所自；谈生平，赞成才之不易；叙传人，详流派之始终。而用主要篇幅着重从唱、念、做、打四方面分析各流派的艺术成就。对谭鑫培、余叔岩、杨小楼、王瑶卿、梅兰芳、萧长华等艺术大师，由于他们承先启后、影响巨大、桃李满门、加上年代晚近而材料丰富，故介绍尤详；对于以前为人忽略的行当如小生、武净、丑角等，都用了相当的篇幅，阐扬它们在京剧史上的地位；那些身怀绝技而声名未曾显赫的演员，如郭春山、刘子云等，作者也特立专章，以彰功绩。
革新、创造是艺术生命力不竭的源泉。纵观近代戏曲史，京剧之能够融合徽调、楚调乃至昆、弋、高腔、秦腔、梆子，并逐渐取几者而代之，造成独占鳌头的局面，关键在于兼容并蓄和不断出新。流派亦然。例如老生，从程长庚、余三胜、张二奎“老三派”的实大声宏、直腔直调，发展到“新三派”谭鑫培的圆润和美、刚柔相济，再变而为余叔岩在“新谭派”基础上形成的讲究咬字行腔、韵味醇厚清朗的余派，直至高、言、马、麒、杨各擅胜场、争奇斗妍，《流派》具体地描摹出了这个前进的过程、革新的过程。旦行内的青衣、花旦，最初从剧目到演员都是严格区分、绝不混淆的，熔二者于一炉的首倡者为胡喜禄、梅巧玲、余紫云等，而完成于一代大师王瑶卿创立“花衫”、促成旦并生驾齐驱的表演新阶段。其后，又派生出四大名旦。对梅派的雍容大方、尚派的刚劲峭险、程派的凄清哀婉、荀派的妩媚流利，作者着重指出艺术家们的成功是结合自身条件、敢于对传统突破和改革的结果。
革新必然会有阻力。高庆奎的多方探索，被称为“高杂拌”；王瑶卿的“有教无类”，更有人讥曰“通天教主”。面对因循陈习的保守势力，王瑶卿针锋相对地自称“杂派”，他断言“唯其张君秋不死学梅兰芳的味儿，所以才能有个张君秋”。书中在描写此类性质的斗争时，态度是鲜明的。
另一方面，作者也指出，演员本身若是保守，那么即使已创立了流派，也会因此导致衰亡。
对流派形成原因的探讨，是全书的重点。细考各流派形成的历史，可以看出促成新流派脱颖而出的原因的确在于这样几点：一、演员对艺术的刻意追求、永不满足、虚心请教、转益多师；二、与众多名演员长期合作，大胆地新编、移植、改造剧目，逐步积累代表作；三、腹笥渊博、戏路宽阔、文武兼工、且能胜任多种行当；四、反复揣摩、冥索苦思，达到由博返约、炉火纯青；五、在先天亏缺或遭遇挫折之时，不怨天尤人、不自暴自弃，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艰难玉成。前辈艺术家们这些可贵的精神，在当前，亦可为自封流派者戒、侥幸图成者戒。
然而无论哪种流派，决非完美无缺、不可企及。《流派》一书除提出了“流派的局限性”以外，在具体论述中，还做到了知人论“艺”、敢于“说长道短”，摈弃了为贤者讳的旧俗。对演员和流派的不足之处，坚持秉笔直书。即使是集旦角艺术之大成的梅兰芳、文武兼擅的武生泰斗杨小楼，作者也一样实事求是地指出他们的微瑕。这就不仅避免了盲目崇拜，而且增强了后来者奋进的信心。
透辟中肯的分析，源于对翔实可靠的材料进行长期、大量、深刻的研究。作者本是“此场中人”，既富舞台实践、又有理论修养，熟谙掌故、言出有据。这，使《京剧流派》具有信史的价值，填补了京剧研究领域里的一项空白。与我国解放以来第一部专业工具书《中国戏曲曲艺词典》相对照，《流派》论列的八十五位艺术家中，有十六人《词典》未收，无疑应予补入。
《京剧流派》也存在着一些不足。对于长期活跃在北京以外地区的艺术家，如盖叫天、俞振飞等，作者的介绍往往失之于简；有些一度影响较大、且为观众熟悉的流派，作者均予割弃，这不能不说是本书的缺憾。
筚路蓝褛、始创为难。《京剧流派》之值得重视正在于此。以史为鉴，可知兴替，读了《流派》一书会使人感到，对祖国的戏剧事业妄自菲薄的悲观情绪是完全没有根据的。京剧艺术必定会随着艺术春天的到来而呈现百花齐放，流派纷呈的大好局面。
(《京剧流派》，董维贤，文化艺术出版社一九八一年十月第一版，1.6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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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