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萨克·伊里奇·列维坦是俄罗斯人民最伟大的抒情风景画大师。在他的丰富的创作遗产中，举凡沙俄专制官僚政治压迫下可能产生的种种典型的国民感情，从一般平民的贫困无权的痛苦和悲哀，到先进志士忧国忧民的愤懑和希望，都一一通过画家特有的创作个性和创作手法，在俄罗斯自然风景的特殊魅力中得到了相应的抒发。他在最普通的自然景观中揭示出自然所固有的令人心醉神迷的诗情画意，而这种诗意同时又充满了画家本人心灵的颤动。静静地面对列维坦的画，真有和画共诉心曲，互倾衷肠之感。他的成熟的作品已经完全做到了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高度统一。用中国画论的最高创作准则来说，已达到了外师造化而中得心源的化境。列维坦在风景画中抒情(就抒情的最广泛的意义来理解)，是如此真实、优美和婉约，是如此符合哀而不伤的最高诗意，以至于能超越时代与国界的限制，使一切有正直善良感情的人们，最后都不能不承认它的魅力，都不期而然地被它的诗意的优美所俘虏，从而也被它的善良的感情所吸引。列维坦越是真诚地表达他自己的乡土恋、爱国情，就越是具有真正普遍的教育影响，会越加激起各国人民热爱自己祖国和建设自己祖国的情愫。一切优秀的民族文化，为什么同时也是全人类文化的珍宝，其道理也许就在于此。
在残酷迫害广大知识分子的沙俄时代，风景画能达到这样广泛的社会功能和如此动人的艺术造诣，真是奇迹！
这种奇迹，当然并非凭空而生，而是经过全人类文化总体中的一个分支——俄罗斯文化的直接影响，特别是受到伊万诺夫、列宾、苏里科夫、佩罗夫、萨夫拉索夫和波列诺夫等先进画派的创作思想与技巧的直接哺育才形成的。但是，如果只有文化传统的一般影响，而没有列维坦个人的顽强奋斗和卓异的个性，那么，这种奇迹只不过是一种潜在的奇迹。列维坦在自己的短促一生中，除了到最后几年，幸有艺术保护者的帮助，才挣得了稍能保证他的职业劳动的一点物质境遇(一间采光充足与设备齐全的画室)之外，他个人可谓一无所有，甚至没有妻室家小。但是，尽管如此，尽管官僚政治的迫害接踵而至，致命的疾患步步紧逼，但他仍然在创作上精益求精地追求，日新月异地探索，以便使千百万人民能更美地享受他辛勤耕耘的艺术之花！他三次出国，在纸醉金迷的花花世界里，仍然苦苦思念贫穷的俄国，放不下他那一经钟情就毕生奉献的事业。在他临终之际，脑海里翻腾着的，仍然是如何探索艺术的新路，连病痛都转化成为他求新的顿悟之阶。他对风景画艺术，对俄罗斯祖国，真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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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借用古人类学的术语来形容，象列维坦这样全心全意扑在发展风景画艺术上的大师，到了除风景画之外就没有他自己的地步，真 可以称为一种“特化的人”，一种“特化了的风景画艺术家”。其实，古往今来，无论中外，一切忠诚于事业的知识分子，又何尝不都是“特化了的知识分子人”呢？他们同特化了的职业革命家一样，执着地奋斗终身，忘我地自强不息，为人类知识的发展流尽最后一滴血、一滴汗。他们若不是在书案旁、仪器边溘然长逝，就是让最后一篇手稿或最后一个设计构思伴随着他在病榻弥留之际的朦胧意识而寂灭。这种现象本身，就是知识运动永远前进不息规律的表现。一切正直的知识分子，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仍然是这一永恒规律的可歌可泣的体现者，这一无穷无尽知识链上的数不清的环节！没有这条知识运动规律的作用，就既不可能有今天美好的社会，更不可能有未来更加美好的共产主义社会。难怪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德文版序言中要强调指出，马克思把希望完全寄托在工人阶级的精神的发展上了。
从这样一种社会历史展望的观点来回顾人们对待列维坦的文化遗产的态度，我们不难看出，作为列维坦的故乡的俄国，正如契诃夫沉痛地所说的：“人们对列维坦的作品太不重视，太不珍贵了，这简直是耻辱！”当然，这种耻辱，完全是沙俄专制官僚政治的罪恶。到了苏维埃时代，六十多年来，人们对他的创作遗产的享用、发掘与研究有了很大的改进，成绩是可观的。但是，若以深透和全面这两方面来要求，则还尚有距离。苏联至今没有对列维坦这样一位充满人民性和爱国精神的风景画大师，这样一位极其典型的“特化了的风景画知识分子”及其整个创作遗产出过全集和发表过多少体大思精的学术专著，即既从艺术社会学，又从艺术创作方法与技巧等等多方面地来对他的创作遗产与创作个性进行周密完整的深刻研究。从某种意义说，这类学术工程的完成，将是充分重视创作遗产的价值与创作个性的解放的客观标志。因为，再没有比创作的自我认识更能测度创作本身的发展环境与水平了。对每个有创作个性的大文艺家的创作进行大规模的周密研究，将反映出文艺本身的自我认识能力和成熟的水平，其中包括反映出风景画作为彻底独立的画种走上全面繁荣的道路。
除此之外，不少苏联文献在评论的方法论与态度上还有相当多的宗派情绪的通病。例如，一提到巴比松派和印象派画家对列维坦的影响问题，就不顾列维坦自己关于莫奈的《草垛》所说的话(“这里面有东西的”)，以及他以“巴比松”来命名自己学生的作业别墅的心情等主观的表示和列维坦创作本身的大量客观事实，非要把巴比松派和印象派对列维坦的明显而有益的那部分影响大大缩减到无或偶尔逢场作戏的地步；进而一口咬定佩列普廖奇科夫认为列维坦的创作方法是“折衷主义”的直率提法毫无价值。这种喜欢“纯而又纯”的宗派主义癖好，已经到了强古人之所难了。
苏联到今天为止，对于列维坦的研究，可以肯定的成绩是对他的生平有了比较翔实的了解(他的准确出生日期迟至五十年代中期才判定的)，有比较完整的创作目录；对他的创作面貌的多样性有了比沙俄时代深刻得多的了解；对他的创作分期有了一个大体统一的结论；对他的创作个性的了解，突出了过去没有突出的主要方面，但有点掩饰过去被当作主要方面来强调的次要方面，其实这是二而一的问题，是一个本质的两种不同表现。相辅相成，不能偏废，不能简单地以“积极”与“消极”或“入世”与“出世”的标签来分割，一则以褒，一则以贬，更不对。对《幽静的去处》等画的故意贬损是浅薄的教条所致。此外，对个别名作也作了比较精深的分析，还出版了不少大小画册和活页，开过大规模的画展，在向人民推广与普及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本书辑译的三种原著，是迄今苏联的列维坦研究中较有代表性的著作。有助于中国读者对列维坦及其创作进行一般性的了解。
第一本书是C.普罗罗科娃著的《列维坦》，系一九三三年高尔基所创始的《杰出人物传记丛书》中的第三百一十种，由青年近卫军出版社于一九六○年出版，显然是为提高广大青年的爱国主义与美育水平而编写的一本著作。但这并不妨碍它同时又是一部有重要学术价值的科学专著。作者为撰写该书，花费了巨大的劳动，态度是严肃认真的。作者不仅熟悉与研究了列维坦的创作遗产(甚至包括私人藏品在内)，他的档案文书、信件、别人对他的回忆与评论，而且查阅了所有当时与列维坦有关的文艺著作与资料，参考了同时代人的研究成果。更有价值的是，作者还沿着列维坦创作活动的足迹，进行详细的调查研究，不仅遍访了与列维坦同时代而又活到苏维埃年代的老人，包括一般居民，而且根据他的画，按图索骥地亲临作画现场，进行对照比较，研究当时具体的生活痕迹与创作过程。这种认真的调查研究，在我国，对于研究画家的生平创作来说，还不多见。因此，译者就将这篇扎实的科学与文学著作全文译出，列为上编之首，作为列维坦生平与创作评价的代表作。
第二本书是B.普雷特科夫著的《契诃夫与列维坦》，是一九四八年根据特列季亚科夫画廊的决议出版的小册子。这一著作主要分析契河夫在文学上描写风景与列维坦在画布上描写风景的密切关系与相互影响，对于了解两位大师的生平与创作有重要的价值。苏联在这方面的论著颇多。本篇比较系统全面，可以视为代表作之一。在两种科学(造型艺术与语言艺术)的接合部来从事深入的研究，无疑会对两种学科本身的研究带来新的看法。我国文学家与画家中有亲密友谊而相互影响的不乏其人，甚至一身而兼二任的更大有人在，但这方面的专门学术研究还不多见。
第三本是苏联美术科学院通讯院士A.费奥多罗夫—达维多夫所编的资料集《伊·伊·列维坦。书信、文件与回忆》。是一本研究列维坦必备的最基本的资料汇编。编者在前言中扼要地介绍了这些珍贵资料的学术价值。其中的回忆录部分曾于一九六○年由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书名为《回忆列维坦》。
我国的伟大诗人李白曾经在诗中发过牢骚说，“自古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李白心目中的“圣贤”，当然指的是维护封建统治传统的“圣贤”，“饮者”当然也指象他这样蔑视传统礼教与典章制度而放浪形骸的诗人墨客。语虽偏激，但有一点是很真实的，那就是，忧国忧民而又能泄其悲愤于绝妙佳作中的文艺大师，确实是被人民千古传诵的。这就是因为他们能联系人民的日常生活，诗意地发人民之所思和抒人民之所怀，给人民以一种别处不可寻求的精神享受，使人民获得欲说不能、欲画难状的精神满足。他们从人民的日常生活中饮取花汁，而又把自己酿制的甘蜜还之于人民的生活。这样的“饮者”，谁个不欢迎呢？
记得在那实行“知识流放”的痛苦年代里，我曾独个儿拉着板车走在夕阳西下、径路茫茫的田野上，那时我是多么感谢列维坦的《弗拉基米尔卡》这幅画给我带来的慰藉。我真奇怪，列维坦作为一个想象的旁观者，竟能如此深刻地体验当事者的心灵与情绪。我的现实中的痛苦，被移情后的诗意缓解了，我的眼前的动荡不安，被永恒自然中的宁静催眠了，使我顿悟到只有自己内心的信念，即随自己而被放逐的知识，才是驱使自己永远移动双脚奔向未来的根本动力。我也永远不能忘记，那时现实生活中的《墓地上空》：锣鼓喧天，有如雷声隆隆，轮番攻心，好似电光闪闪，外界是一片惊涛骇浪，但我内心却墓穴一般的冷寂。我的惨淡的眼神，大概就象那座古教堂的小窗上闪现的微弱灯火。有生命的真理显得这般渺小，无理性的势力却表现得如此伟大，这种颠倒的对峙，当恐惧一经习惯，就会转化为好奇的探索，成为催化知识的酵母。
三中全会以后，我的忧伤的心灵，也象《湖》一样露出了粲然的微笑，阳光已照临大地，而且首先照到了那遥远的农村。我并不后悔三十多年前离开花花世界的香港，自愿来到当时吹起一阵《清风》的艰苦的北方。现在，经过暴雨后的《清风》，不是更加使人清醒了吗？在我的心目中，那些陆续光荣离休的忠诚而又受尽折磨的老革命家们，这些曾经叱咤风云左右过一个时代风貌的普通人，他们的余年在无限好的夕阳中闪耀明灭，多么象《金色的秋天》里被普希金所歌颂的，自然界的华丽的凋谢呀，由于这种凋谢，人民享受了自然界一种被增高了的美感，人民对美总是欣赏和感激的。
经过十年动乱之后，我们可爱的祖国，再也不会象《春汛》一画中那样，让人民的眼泪又一次浸没你美丽的胸脯。也不会象《渊边》一画那样，让无情的山水吞食你追求正常人的生活的憧憬。不管眼前的这里那里或许还残留着冰雪，但明亮的阳光已经开始抚摩枝头绽出的苞芽了。晶莹透明的《三月》不就是今天的写照吗？
(《风景画家列维坦》将由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
孙越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