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开始梳理旧业时，我很为自己灵魂的荒芜和粗糙吃惊：那动乱的年月中由于自己的孟浪，疏懒，盲目的趋时和有意的消沉所酿成的苦酒，如今只好由自己慢慢地来啜饮。有什么办法呢，在世事的浮沉和历史的变迁中，我原是悟性很低的一个人。我委实没有在狼奔豕突的狂潮中死抱住学问不放的识力和韧劲，也决预料不到还会有和文学第二次握手的因缘。因此，只得老老实实、一点一滴来补课。我和十几个所谓“回炉班”的老同学们一起，混迹于年轻得令我们自惭形秽的少男少女们之间，奔走于文史楼、一教、二教的连结线上，以小学生一般的勤勉，听课、抄笔记、背诵、答卷，一面体味着生命好象倒转了十几年的兴奋，一面也暗自咂摸着受到历史的惩罚和捉弄的苦涩味儿——那种心情，真是酸甜苦辣都有，非笔墨所能形容的。
所幸的是，母校的确是有知识的地方。她的丰满的乳房里毫不吝惜地流淌着知识的乳汁，使我们这些老学生们的辛苦得到了补偿。我永远也不会忘记，吴组缃先生的“中国小说史论”使我觉到了重新受一次文学启蒙的激动，每一堂课几乎都能获得茅塞顿开的愉快；陈贻<SPS=0741>先生讲唐诗时那种恢宏的风度，不羁的思路，也使我心折；袁行霈老师的古典诗歌赏析，以吐字清晰、徐疾适度、顿挫分明的讲述和潇洒俊逸的板书，把他那敏锐细致的艺术感受，准确地传递给了学生，使我有如沐春风的兴味；孙玉石老师的现代文学史课，则丰厚、缜密、论必己出而又文采斐然，让你在下课时一边抚摸着发酸的手腕一边得到饱餐一顿学问的满足；……这些听课的印象，是我那一年紧张的补习生活留下的最美好的回忆。
一九七九年，在母校老师们的鼓励下，我考取了文艺理论专业的研究生。在导师的严格要求下，我开始大量地、迅速地阅读文艺理论方面的基本书籍，同时补读那些过去仅仅耳食到一点名目而素未觌面的文学名著，也学着弄一点俄文翻译——一年半的光阴就这样静静地过去了。这期间，正是文坛上非常热闹的时候。但我对于当代的作品，却很生疏隔膜。这使我感觉到一种苦闷：我有时想捉住一个文艺理论方面的问题，收集点资料，深入地想下去；但弄来弄去，终因缺乏对创作实际的了解，连自己也觉得所写的文字迂远而无补于文事，于是就产生了改换一下修业办法的念头。有一次，我因为一篇读书报告的事到杨晦先生的书房去。我惊异地看见老人的案头上，放着很多打开的《收获》、《十月》、《当代》之类的新杂志。我就好奇地发问道：
“杨先生，您也有时间看这些新杂志么？”
他惊奇地看了我一眼，说：“你不看么？现在的小说，是很使人激动的。我读了，常常睡不着觉的。你搞文艺理论，要多研究文学现状。”
在这位有着一颗年轻的心的可敬的老人面前，我感到惶恐、惭愧。于是，我开始留意于当前的创作了。在我面前，打开了一个新的文学世界。活跃于当今文坛的作家们的优秀之作，诚然还未经受过岁月之流的磨洗，也许谈不上不朽的吧，然而它们对我却产生了一种特殊的魅力，使我尝味到鲁迅所说的“连自己也烧在里面”的喜悦。我在这里头，找到了我的歌哭，我的迷惘和幻灭，苏醒和希冀，找到了我目睹和感受过的世事，找到了我体验和吟味过的情绪，我很快地成为王蒙、李国文、张贤亮、蒋子龙、陈建功、何士光、王安忆等等的爱好者了。仿佛我的生活，也因结识了他们笔下的人物而充实和跃动了似的。不由自主地，我写下了最初的一批文学评论，开始向报刊投稿了。
感谢最早对我的评论给予热情的鼓励的一些编辑同志，这里有《光明日报》文艺部的乔福山、史美圣同志，《新文学论丛》的杨桂欣、毛承志同志，《读书》的年轻编辑王焱同志，《延河》的李星同志，《红旗》文艺部的李下同志，《新疆文学》的至今也不相识的同志，他们对无名者无私和大度的扶植使我没有在一连串的退稿后产生的沮丧感中消沉下去。感谢王蒙同志，他在一个报告会上说的“你想破土而出，就必须比别人费更大的力气”，始终鼓舞着我在文学评论这块比较冷寂、贫瘠而又荆棘丛生的园地上坚韧地耕耘下去。还要感谢少数偏爱我的评论的热情的朋友，他们的勉励驱除了我的寂寞感，使我愧作也使我更加发奋。我几乎每周都要在读书之余写一篇评论，虽然不见得都能问世，但在这种大量写作中，我沉浸在生命力紧张的兴奋中。有一位作家对我说，他是把创作“看成生活的方式——或者生命的形式”的。我的评论，当然不敢自拟于创作，然而它也是我的生命的一部分。我知道它也许充满了失误、偏见，但有一点是可以向读者坦诚以告的：我的思绪和情感，都放在这里面了。我的灵魂深处的光和暗，我的长久的想法和一时的感兴，我的生命的内核和外壳，我的可取之处和可弃之点，都在文章中杂然纷陈着。我既没有缜密博大的理论，也没有特别敏锐的艺术感觉，有的只是一颗愿意借文学去感知世情和人心的心，有的只是在解剖作品时也不惮于解剖自己的勇气。我明白的知道，“无以为人，何以为文”？弄文字的人，是很难掩饰自己的。有的文章也许不自觉流露着骄矜之气——那过于自信和过于直率的语调就把自己这浅薄的一面显示着；有的文章也许合于书本上的理却远于生活中的情， —那不周到的立论就把自己对人类心灵的知识的贫乏表现着；但这些只能交给明察的读者去裁断了。我不能也不愿掩饰它们，让我和大家一起向人生和艺术的无尽的长途跋涉吧。我一向是把文学评论看作由文艺引发的宽泛的人生和社会的批评的。我希望自己认真做人，认真阅世，认真读书，使对于人生和社会的认识日见其深起来，这样，我的评论文字庶几乎能日有进步。
写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又为自己的文章的细碎零散感到惶惑了。这种新闻性很强的文学短评，也许很快就会成为隔日黄花，那我的孜孜<SPS=1266><SPS=1266>，又有什么意义呢？我也有心对当前的文学现象作高一点的理论概括和广一点的史的述评，但立即感到自己基础理论的薄弱。我想，王元化同志提出的加强文艺理论的基础理论的研究的建议，原是非常好的。只是这种研究，应该和文学现状的研究结合起来。如果有更多的当代文学评论者和更多的基础理论研究者用自己的实践来促进这种结合，那么，大家普遍感觉到而且深表不满的当代文评的“浅”和基础理论研究的“僵”的局面大概就可以有一番改观的吧。我于是想起鲁迅五十年前发出的呼吁了：
“到这里，我们所需要的，就只得还是几个坚实的，明白的，真懂得社会科学及其文艺理论的批评家”。
这呼吁催我前进，也促我深思，反省。我自忖道：我的专业本是文艺理论，却转而搞起当代文评来。这虽然使学习生动、活跃了，但推究起来，其中也未始没有知难而择易的取巧成分罢？这是很要不得的。对于基础理论中的大部分问题，我至今还处于一种混沌的状态。今后应该努力使自己明白一点才好。于是，我仿佛依稀看见必得行进的前路了。
处于从中年的初期向中、后期发展的年岁，我感到自己最应该戒惧的是思想逐渐失去弹性和活力，是让自己的帆过于受时尚的风摆布。获得一个坚实的理论立脚地对于我是非常切迫的事了。让我重新成为一个勤勉的学生吧！在我即将离开母校走向新的工作岗位的时候，我突然非常强烈地怀念起在“回炉班”的那一年受着空虚感迫压因而特别发奋的学习生活，怀念起那些以谨严的学风和自由研讨的思维习惯给我以深刻影响的母校的老师们。就让那些美好的回忆鼓舞、激励我走向新的起点吧！
一九八二年八月二十三日
(《泥土与蒺藜》将由天津百花出版社出版)
曾镇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