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上午，我在法国参观了儒勒·凡尔纳博物馆。这所博物馆在法国西部城市南特近郊，高踞在卢瓦尔河一侧的高坡上。
说实在的，我本无意去这个博物馆，但恰好那天上午原订的一个活动项目因故取消了，在南特进修的同胞王正烈来看我，他建议我无妨到南特市郊走走，并顺便参观一下儒勒·凡尔纳博物馆。我便跟他去了。
我们乘公共汽车来到卢瓦尔河分叉处，站在高岸上，近可俯瞰现代化的码头和河上的航船，远可观览南特市的全貌，精神为之一爽。岸边有一种“自动导游装置”，只要投进一定数量的硬币，从“法、英、德、荷”四种语言中任选一种，揿一下按钮，它便会对你娓娓地讲述起卢瓦尔河和南特市的历史、变迁；又有一种投进硬币便可使用一段时间的高倍望远镜，可供游客在一百八十度的范围内旋转观赏景物的细部。我和王正烈同志坐在河岸边的长椅上，呼吸着滋润的空气，观赏着如绣的景色，竟一时忘记了所来为何。
忽然王正烈同志指着对面高坡上一座奶黄色的带尖顶的楼房说：“那就是儒勒·凡尔纳博物馆。”我抬眼望去，不觉吃惊，因为法国文学史上文豪甚多，仅就十九世纪以后而言，从夏多布里昂、贝朗瑞、司汤达、巴尔扎克、雨果、梅里美、福楼拜、都德、左拉、莫泊桑、罗曼·罗兰……一直到萨特，似乎都值得设博物馆纪念，而一部简要的法国文学史，象儒勒·凡尔纳这样的作家很可能连提也不提，可是，这里却有他如此庄严、华美的一所专门的博物馆。我一边朝通向该博物馆的石梯走去一边想：人家并不那么“论资排辈”，你为民族作出了一定贡献，有条件时便郑重地纪念你，这是对进步文化的一种尊重。这种尊重文化的态度，我们也应对之尊重才是。
进得馆去，只见一位管理员端坐在那里，他看见我们的到来，毫不掩饰他的惊奇。因为我们是两位中国客人。南特市在距离巴黎四百多公里外的大西洋边上，全市华侨据说至今仅四十人左右，近年来到该市大学和科研机构留学、进修的中国学生和科技人员有十人左右，合起来也不过五十来人，所以南特的法国人见到中国人，远比我们在北京见到法国人觉得新鲜。管理员一边卖票给我们，一边笑着说：“今天你们是头两个参观者。你们中国人能知道儒勒·凡尔纳，能从市区赶到郊区来参观我们博物馆，这真出乎我的意料！”
可是更出乎意料的还是我们——我们从上午九点多一直参观到十一点半，馆内的参观者始终只是我们两个中国人，整个博物馆一上午的收入，仅是我们那两张门票，还不到三十法郎。于是一个朴素的想法不禁浮现脑际：这博物馆毫不赢利，如何维持？显然，在法国这个国家，也并非任何事业都“向钱看”，固然在街头报摊上可以看到许多显然纯粹是为了赚钱而编印的无聊刊物，但许许多多的博物馆，都以学启民智、熏陶后代为宗旨，宁愿“赔钱”、“贴钱”而坚持开放，从巴黎著名的卢浮宫，到南特这不大为人所知的凡尔纳博物馆，每逢节假日参观者甚众时，偏都一律免费；我们问了一下管理员，他说头一天星期日，来馆免费参观的计五十四人，比起夏天最多的一百五十人次，少了两倍，言下不禁有恨其不多之慨。他虽盼望人多，但对当天我们这寥寥的两位参观者，也颇热情，不但耐心地回答了我一系列问题，还赠予我一套文字材料和两幅彩色宣传画，显然，他很喜欢他这工作。
儒勒·凡尔纳出生在南特，我原以为这博物馆即其旧居，后搞清楚不是。他一八二八年出生在从这幢楼房窗户可望见的卢瓦尔河中名Feydeau的小岛上，旧居早不复存在。这所博物馆原系十九世纪末建筑的一所中产阶级的住宅，是市政府为纪念凡尔纳而专门购下的。
整个博物馆的布置，随楼房原有的房间、通道、楼梯自然安排，既条理分明，而又趣味盎然。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实景”的生动感。比如第八厅叫“一个小孩子的梦”，利用楼房中临河的一间小屋，“复原”出当年小凡尔纳的生活图景：那从凌乱中显示出创造力的书桌，那从斑斓中显示出想象力的壁挂，以及神态生动的推窗眺望外面世界的小凡尔纳蜡像……现在都显示出他的创作动力来源于对周围世界和整个宇宙的充沛探索精神。还有第一厅，布置出凡尔纳晚年在亚眠的客厅一角，壁炉上中间搁着文艺复兴风格的座钟，两边则是东方色彩的香炉，他似乎刚刚走出客厅，看至一半的报纸和眼镜很随便地撂在了沙发上，旁边一把椅子上搭着他夫人长长的黑纱披巾……他的家庭生活和个人气质透过这样的气氛鲜明地介绍了出来。
布置者把儒勒·凡尔纳的生平划分为六个时期，用许多当年的照片、图画、实物和早期版本，穿插着一些生动的模型，把他的主要创作活动展现在参观者面前。比如，他小说中所写到的“空中飞船”，展览厅中就有很生动的模型——前后两个大螺旋桨，中间高耸出六个中等螺旋桨，而甲板周遭分布着二十八个小螺旋桨；在航天飞机已经升天的今日，我们面对凡尔纳这种天真的想象，不免觉得好笑，但谁又能否认，他这样的早期科幻作家的作品，对于激发人们征服宇宙的热情，开拓人们的思路，起过不能低估的作用呢？
在参观过程中，还有两件事令我惊异。
一，是从第三厅起，便有一位海采尔(J.Hetzel)的相片出现，大小与凡尔纳不相上下；及至在第六厅看凡尔纳的生平年表，发现那年表与其说是关于凡尔纳的，不如说是关于他与海采尔两人的。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凡尔纳之所以成为这样一匹公认的“千里马”，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得到了海采尔这位“伯乐”的赏识。凡尔纳二十岁时从家乡南特来到巴黎，他原是学习法律的，但却酷爱文学，二十二岁时他写了一出喜剧，虽然也有人演出，但毫无反响，他也就没有再往戏剧创作的路子上去<SPS=1669>；后来他找到了最适合他个人气质的创作路子——写科幻小说，但一则“长安米贵，居大不易”，二则科幻小说在那个时代几乎不被任何出版商所容纳，所以他虽笔健稿多，却屡遭退斥，这样蹉跎了十多年，直到一八六二年他三十四岁上，遇到了独具慧眼的出版家海采尔，这才有了出头之日。海采尔眼界开阔，处事果断，对自己所办的出版社并不划定那么多的框框，他从凡尔纳的“自发来稿”中看到了闪光的东西，当即把这位其实已经不算太年轻的无名作者请来，签订了长期性的合同，从此，凡尔纳便在他的支持下，定居亚眠，潜心创作，以每年一本至两本书的写作、出版速度，开始了颇为系统的科幻小说创作，一八六三年出版了《气球上的五星期》，一八六四年出版了《地心游记》，一八六七年出版了《月界旅行》，一八六八年出版了《格兰特船长的儿女们》……以后更有一长串我们中国读者早已熟悉的书名：《海底两万里》、《机器岛》、《八十天环绕地球》、《神秘岛》、《蓓根的五亿法郎》……海采尔支持凡尔纳直到他先凡尔纳而逝。固然海采尔作为一个出版商从一开始就不可能不考虑通过凡尔纳来赚钱，但他对凡尔纳的发现和始终不渝的支持，我想不仅凡尔纳在世时应当永志不忘，就是我们后人作客观分析，也不能不承认海采尔是一位颇有魄力的出版家。在博物馆中统观凡尔纳的著作年表，海采尔共为他出版了六十四部著作，据管理员说，其实其中佼佼者也就十来部，仍有生命力(就是说目前一般法国人特别是青少年仍愿拿来看)的也不过占三分之一，其中有些相对来说并不成功，甚至有几本分明是败笔，但海采尔同凡尔纳签订了死合同，对他无比信任，只要凡尔纳写出一本，便给他出版一本，从未后悔过。我想海采尔这样的出版家，确实比某些鼠目寸光、只求立竿见影，不容作家创作既有高潮也有低潮的出版商，真是高明多了。你写出佳作时我便蜂涌而至，什么条件都可以答应，你创作处于低潮的苦闷期，我便避而远之，只愿锦上添花，不能雪中送炭，这样的出版风气不是到处都有吗？从克服这种市侩作风上说，海采尔的确是大可为鉴。所以，等我参观完后面几厅，再发现关于海采尔的材料时，惊异感便逐渐转化为省情感了。不知我国今后开办文学方面的博物馆时，能否也为确实具有伯乐风范的出版家和编辑们提供如海采尔般的“版面”？
二，博物馆中展出了儒勒·凡尔纳作品的各国译本，欧洲的各种译本自不必说，就连日本、印度等东方国家的译本也颇不少，但唯独没有中国的译本！这就不仅令我惊诧，而且颇有些不平了。
我便告诉管理员，我国大文豪鲁迅，早在一九○三年就翻译并发表了儒勒·凡尔纳的《月界旅行》和《地心游记》，那时凡尔纳还健在(他一九○六年才谢世)；后来我国更多次翻译、介绍凡尔纳的小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仅中国青年出版社就以同样的装帧风格出版了几乎包括凡尔纳所有优秀作品的一套译本，再版多次，印数可观，在中国读者、特别是中国青少年读者中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王正烈同志将我的一番表述译给那管理员听后，他显然比我更其惊诧，他说他简直想不到中国人竟对凡尔纳和凡尔纳的小说已经有了八十年的兴趣，他根本就以为不可能搜集到中国出版的凡尔纳小说译本。末了，他更以一种好奇的语气问出一个对他来说最为朴素的问题：“谁是Lu－xun(鲁迅)？”
说实在的，当我听到这个问题的一刹那间，我本能地激动得发抖，原本对这个儒勒·凡尔纳博物馆及这位管理员的好感，在一阵冲动中几乎消失殆尽。但我还是尽可能让自己迅速冷静下来，直面这个严酷的现实。
我想起了我读过的凡尔纳的小说。他那奇瑰的想象、紧张的情节、丰富的知识(现在看来有些知识是不准确乃至错误的)固然曾令我爱不释手，但我也曾为他小说中有意无意流露出的那种白人优越感所刺痛。现在我在纪念他的这所博物馆中，也有一种民族自尊心受到刺伤的感觉。为什么中国一般知识分子都知道雨果、巴尔扎克、罗曼·罗兰……而法国的文学博物馆的管理员连中国的鲁迅都不知道？
后来我在南特和巴黎对另外十名法国人(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但职业不同)进行了有意识的调查，其中知道鲁迅的只有两名，知道巴金的仅仅一名，而我在反复询问他们“究竟读过哪位中国当代作家的作品”时，竟有九名都肯定地回答：韩素音。
韩素音我同她有交往，甚至可以算是朋友，我知道她对中国所怀有的认同感情是深厚、真挚的，而且读她的自传体小说时，我感到她也的确从一个特殊的角度把中国的部分真实介绍了出去。对于她在法国所达到的知名度有那么高，我由衷地为她高兴——但无论如何，法国人把她当作一个典型的中国当代作家，只能算是一种误解。
当然，如果我们在巴黎进入汉学界的圈子，那么，我们不但会发现周围有许多满嘴中国话乃至“京油子腔”的金发碧眼的先生女士，‘而且当他们提出同我们讨论诸如司马相如《上林赋》的艺术特色、中国二十世纪抗战文学的评价、王蒙小说中的新技巧因素这一类问题时，我们往往会为他们对中国文学的了解之深之细而惊叹，但通过我这次在法国的观察和分析，我以为这个汉学圈子在法国的知识分子中所占的比例小而又小，他们辛勤的开拓，远远未产生如法国文学研究在中国一般群众中的那种影响。
由此我想到，我们不能任这种文学交流上的“入差”如此触目惊心地继续下去。我们可以主动作许多工作，如争取有更多的中国现代、当代作家的作品在法国出版(头两年巴金的《寒夜》、《憩园》的出版开了一个很好的头，就是要争取由那种在全法国乃至全欧洲有相当影响的、历史久“字号响”而又比较严肃的出版社出我国的优秀作品)；除了同法国的汉学界加强交流外，还应争取利用蓬皮杜文化中心这类法国一般知识分子经常出入的场所，举办诸如中国文豪鲁迅展览、《红楼梦》展览一类活动(规模不必求大，但传达信息要强烈、鲜明)……以及主动向法国一些博物馆提供必要的展品——象南特的这所儒勒·凡尔纳博物馆，就可以给他们送去鲁迅所译的《月界旅行》和《地心游记》，以及中国青年出版社所出的一套译本，这倒并不是为了给该博物馆锦上添花，而是向到馆的法国人显示我们中华民族对人类进步文化的一贯尊重，从而唤起法国一般群众对我们中国文化的尊重和兴趣。
送我们出馆时，那位管理员一再叮嘱我早日帮他们弄到中国出版的儒勒·凡尔纳译本。望着他那友好的、渴望的目光，我原谅了他对中国和鲁迅的无知。
走下高高的石梯后，仰望着博物馆那颇为巍峨的楼体，我心中仍存留着一种惊诧的情绪：儒勒·凡尔纳这样一位实在还算不上是十分伟大的作家，竟然有这样一座完善的博物馆来纪念他……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十四日
写于北京劲松中街
刘心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