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写题跋和盖印章，这也是我的一种老习惯了。买到一种书后，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在卷尾书前写几个字，并盖上印记去。这并不是值得赞赏的好习惯，不料却显示了意想不到的好效果。没有它，这些破书是一本也找不回来的。我前后刻过十来方藏书印，十年动乱中抄去后，被说成是某种“罪证”。记得那次我出现在两千多人大会的主席台上时，一面受着批判，一面就把这“罪证”示众。造反派们用一张大白纸将这些印章钤在上面，高高举起，高呼口号。那情景正象张天师登坛作法揭示的丹书符<SPS=1337>。
旧书到底是旧书，在这里面找不到多少有趣的东西。但却自有其历史文献价值。孙殿起的《贩书偶记》是被公认为有如清史艺文志那样的资料书的，正续两编收集的内容也确很丰富。它比艺文志之类更可贵的是，凡所著录都是根据了实物，而非仅只转引传状之类的第二手材料，因而也更可信赖。不过它到底只是个人见闻的积累，还是有很大的局限性。在这次找回的旧书中，几乎十之八九都是《偶记》所未收的。可能因为作者久居北京，不易看到南方各地的出版物。总之，有清一代的著作数量，恐怕要比《偶记》所收要多出十倍左右也不止。这样，一部根据现存实物，广泛收集编定的《清人著述总目》将是迫切而重要的著作了。
对待旧书，似乎也应采取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不能要求过高，求全责备，这是不现实的。只要其中有一二故实、见解，有可取之处或值得参考的地方，就应该加以注意、“利用”。如采取这种开明态度，许多书都可发挥作用，为两种文明的建设服务。这中间自然也包括了“反面教材”的利用与借鉴。“鉴”的原义是镜子，在镜子里可以看到美的也有丑的形象，两者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大唐三藏取经诗话
罗振玉珂<SPS=2112>版影印巾箱本。这是曾经引起鲁迅与日本德富苏峰辩难的有名的书。还有一本《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记》，也已由罗振玉影印，但开本较大，两种印制得都很精致。影印古书，可以有《古逸丛书》那样的大册，也不妨有《吉石盒丛书》这样的小册，大可不拘一格。但印刷的要求要高些。即如这“诗话”，原刻的风貌传达得就很好，“中瓦子张家印”的牌记和全书的刊刻体式都可以获得如实的了解。
争论的焦点在于书是宋刻还是元刻。《诗话》后附王国维和罗振玉两跋。王跋尤详，详考南宋临安坊市，并断言“此云‘中瓦子张家印’，盖即《梦粱录》之‘张官人经史子文籍铺’。”而藏书家的德富苏峰当然同意罗、王之说，一口咬定自己藏的是宋版，还讥笑鲁迅未见两书原版，不知究竟，因而闹出“元人著作的宋刻”的“笑话”。这就又牵涉到小说史上的问题了。
现在两书都已影印，我们即使未见原书，也可以从影印本中看出一些痕迹。鲁迅当年也是看到这两种影印本而作出论断的。鲁迅在《华盖集续编》中所提出的理由是有说服力的。照我看，“张家印”的“印”字最后一笔，确有南宋临安书棚本牌记的风格，但这也完全可能是写刻工人的一种习惯，并不因由宋入元而立即改变。书中的刻工刀法，草率板滞，已经不是棚本的风貌了。怀疑可能是元代坊本，不是没有理由的。王国维把“张家”坐实为“张官人……”也不免多少缺乏细密、审慎，谁能断定中瓦子没有同时开设着多于一家张姓的书铺？何况还有出售正经正史与通俗读物的区别呢？
古砖及其他
《晋砖唱酬诗》一卷，嘉庆刻本。二十七叶，前有抚刻砖文八枚两叶。首胡虔序，以下谢启昆、阮元、张曾谊、张映玑、秦瀛、谢振定、侯凤苞、钱泳、王廉、王聘珍、潘相、张宝<SPS=1772>、侯烈、周春、冯应榴、李尧栋、张燕昌、沈德鸿、吴廷镛、许庆宗、袁钧、项墉、邵志纯、赵魏、杨秉初、顾式金、陈广宁、许元仲、继昌等古诗二十九篇，都有考证的内容。八砖于嘉庆丁巳于浙江藩署出土。
浙江文士有收集古砖的好尚。张燕昌在《金石契》中也收了许多古砖，冯登府有《浙江砖录》，收集更富。鲁迅的《俟堂专文杂集》则更是许多人都知道的。
象这一类的小册子往往刊印无多，流传遂少。但却反映了一种可以注意的社会风气。清代乾嘉之际，有许多以学者而兼贵官的名人，如阮芸台、朱竹君、毕秋帆、卢雅雨等，都喜欢招集一大批学人、名士聚集在自己身边。不但代作各种文字工作，还能撰作学术著作，由自己属名或领衔出版。这实在是一种一举数得的好办法，诗酒唱酬，流誉人间，得到怜才好士的名声，更是一种理所当然的额外收获。不过它对文化建设的推动也有很大的好处。我认为乾嘉学派的兴旺发达，与这些人物的倡导扶持是有很大关系的。通常我们把许多经师、学者都看作地主阶级的文士，这是不错的。但其中大量出身于下层地主阶级，生活贫苦，只能靠游学四方或依人作幕为生。他们有机会找到一个有地位有学问的官僚知音，聚集在一起，探讨学问，诗文唱酬，就为大量学术艺文的产生提供了条件。这是应该看到的。早在康熙中，纳兰性德、曹寅等就开了风气，同时一些有钱的商人也闻风而起，如扬州的马曰三路兄弟，天津的水西庄查氏，就都是有名的文化名人。象厉鹗、陈撰、金农、陈章等一大批文士几乎终年住在他们家里，从事学术撰著和文艺创作。最后的代表人物可以举出刘翰怡和张石铭等。可以说有清一代的艺文，和这些人都有着肉骨相关的联系，其影响并不在清政府的文化政策影响之下。
也曾经有学者作家注意到这些文士在“府主”帐下彼此的关系，融洽的和对立的关系，并加以探讨、研究，如柴德赓教授的研究章实斋与汪容甫，郁达夫的写黄仲则与洪稚存。这也并非无益的工作。因为这都是了解学派异同、诗文涵义必要的背景材料。
此外当然还有一种用处。如这《晋砖唱酬诗》所收的三十人作品，有的并无专集流传；有的虽有个人诗文结集可能也不收这类诗篇，或有改动异文。那就又可提供辑逸与校勘的依据了。
小说字汇
我一直不大买日本和高丽刻本书，但三十年前却偶然得到一册日本刻的《小说字汇》。巾箱本，宽政三年辛亥十一月皇都书林·风月庄左卫门出版，大坂书林称觥堂、赌春堂、嵩高堂发行。皮纸印，前有芦屋序，凡例(天明甲辰秋水园主人识)，援引书目、画引(即按笔画的索引)。全书列举从中国小说中择出的词语，用日文加以解释。
天明甲辰是乾隆四十九年(一七八四)，凡例撰成后七年宽政辛亥(一七九一)出版。年号虽然陌生但干支却是一样，这就引起人非常亲切的感觉。我买这书的用意有二，一是看中了那一份小说书目；其次则是想从选出的词汇中找出一些中国古俗语，还可能为写不出的字眼找到一些依据。不懂日文，解释对我是无用的。但对研究古语的学者却有参考意义。早在整整二百年前日本朋友就已经对我国的俗文学进行了这样的学术研究。这要比我国同类研究著作的出世要早一百多年，不能不使人感到感谢、惭愧。
“援引书目”共收书一百六十种。其中有许多名目是闻所未闻的。秋水园主人不知道是怎样人，他大概是一位对中国小说有浓厚兴趣的藏书家或编著家，他大概努力搜求了尽可能完整的样书。从这《字汇》的得以雕版发行，可见社会需要也是很大的，反映了当时在日本中国小说读者的众多。这都是中日文化交流史上值得注意的美好篇章。
书目中有些其实并不是小说，如《春渚纪闻》、《两山墨谈》、《孤树裒谈》(一种明代史料的摘录)、《俗语难字》等，但为数很少。一些著名的小说，如《三国》、《西游记》、《金瓶梅》都应有尽有，现在将在我孤陋的见闻之外的书名摘录一些在这里：
《杜骗新书》、《珍珠舶》、《百家公案》、《古今言》、《点玉音》、《寒肠冷》、《水晶灯》、《梧桐影》、《云仙笑》、《归梦莲》、《炎冷岸》、《五楼春》、《五金鱼传》、《春灯闹》、《锦带文》、《南北宋则》、《金陵百媚》、《八洞天》、《幻缘奇遇》、《三教开迷》、《巧联珠》、《一百笑》、《美人镜》、《赛红丝》、《双剑雪》、《风流悟》、《遍地金》、《荔枝奇逢》、《利奇橼》、《惊梦啼》、《混唐平西录》、《混唐后传》、《女开科传》、《东度记》、《鸳鸯<SPS=1769>》、《醒名花》。
还有一些，似乎在马隅卿、孙子书的书目中好象看到过，就不再引。还有一点值得注意，书目中已经有了《聊斋志异》，但没有《红楼梦》，那自然是因为曹雪芹的书刚刚在传抄，活字本也刚刚排印的缘故。
阿芙蓉谱
一九五六年在成都，<SPS=1668>书店的收获很少，只买得一些大板精刻精印的《费氏遗书》之类的新书，旧本一部也不曾遇见。但也得到了几本不见经传的小册子。一种是旧抄本《寻芳漫述》。我先已有此书的清初巾箱刻本，是一种用古文写成的小说。这两册书抄去以后至今没有找回。另外一种这次倒回来了，名《阿芙蓉谱》，一起只有九叶。属“何许人纂辑。莫非我校订”。看版刻大抵是道咸之间的刻本。
过去记载草木虫鱼游艺饮馔一类的书虽不太多，但如《香乘》、《烟草谱》之类多少还有一些。但谈到鸦片烟的却只知道有李圭的《鸦片事略》一种。这《阿芙蓉谱》则是仅见的第二部，而且是用正面欣赏的态度编写的，所以觉得更是难得。作者大约是一位深得此中趣味的瘾君子，不过胆子还嫌太小，不敢以真名问世，只用“何许人”这样的笔名蒙混着。不过见解则并不吞吞吐吐，这是难得的。
前面有一篇作者自序，最后一行是“本朝太平年团圆月晴明日无事时何许人志于天覆地载之庐”。看这话头，作者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寄生虫无疑了。他一开头就发牢骚，“茶有经，食有单，琴棋书画莫不有谱，独阿芙蓉胶嗜之者多，品题者少，其故何也！”接下去就进一步分析，原因大抵在于禁令和吸烟有害的宣传。他以为，有害的东西不只鸦片，酒色财气都有害，但人们都安之若素；衣食二字更是大害，“吾见冻馁而死者矣，吾未见发瘾而死者也。”何况“烟实有益于人，疗病消愁，……”幸亏“迩因嗜者益众，圣天子曲体人情，弛其禁而榷其税，名之曰药。”所以才来撰这部谱，但“毋许无福者观之！”
这真可以算得是一篇上等论文。地主阶级的内心世界、精神状态暴露得淋漓尽致了。世界上最困难的工作莫如将歪理说成正道，如将侵略说成正义行动，将战争贩子打扮为和平之神之类，就连高手也会感到束手无策，颠三倒四、语无伦次是常见的。象这篇序文说得如此头头是道，振振有词实在极不容易。可惜我们无法得知这才子的姓名。
全书分“四十四别名”、“论土”、“论枪”、“论斗”、“论器具”、“十二益”、“十二忌”、“十六品”等章。其中还有许多妙语。如“帐子”名“不夜城”，“烟缸”名“弥勒佛”、“烟枪”为“留客住”、“烟灰”为“返魂香”、“灰胶”为“金不换”之类。“论土”一章颇有史料价值。
“烟土最上者为贡土，状如西瓜，俗名‘人头土’，亦曰‘大土’，每件重五十两，出西洋各国。其次为广土，状如马蹄，故名曰‘马蹄土’，又曰‘小土’，每包四五件，重五十两，出广东。其余云贵川陕江浙等省出土甚多，名色不一，未及备载。”“论枪”则以建蔗为上，以崖竹为贵。“十二益”中最有趣的是“迟眠可以备宵小”，“好色子弟可以节欲寡欲多男即以种子”两条。“十六品”分列“仙品”、“豪品”、“福品”、“高品”……等名色，仿诗品的形式，写法则近于“嫖经”(即《青楼韵语》)。总之，不是行家里手，是写不出来的。
菊部群芳
同治十一年抄本。抄手甚工。红格，板心有“松竹斋”三字。卷中有旧人墨笔批注。目录分列地名，下列班名。计猪毛胡同，朱家胡同，羊毛胡同，石头胡同，百顺胡同，陕西巷，大外廊营，韩家潭，李铁拐斜街，樱桃斜街，小安南营，大安南营，宝吉巷等十三目，列班社六十三。
人名下记小传，次记剧目及角色。首列“北春馥主人郑秀兰”。兹引“绮春主人时小福”一时为例：
“正名庆，小字阿庆，号琴香。别号赞卿，苏州人。年二十六岁。九月初九日生，唱旦，兼昆乱，善饮奕。出‘春馥’。本师清馥徐阿福。
‘挑做’(潘金莲)‘折柳’(霍小玉)‘小宴’(杨贵妃)‘教子’(王春娥)‘戏妻’(罗敷)‘回龙阁’(王宝川一代禅公主)‘彩楼配’(又)‘击掌’(又)‘探窑’(又)‘跑坡’(又)‘牧羊圈’(赵景棠)‘斩子’(穆桂英)‘宇宙峰’(赵小姐)‘三堂会审’(玉堂春)‘打金枝’(公主、正宫)‘金水桥’(银瓶公主、西宫)‘探母’(四夫人)‘祭江’(孙夫人)‘汾河湾’(柳金花)‘二进宫’(李彦妃)‘虹霓关’(丫环)
据所记时小福的年龄，及《道咸以来梨园系年小录》记时小福生于道光二十六年，又复查其他数人生年及现年推算，知此书写定在同治十一年。这是有绝对写成时期而又较为翔实的同治中北京戏剧史料。
书中所记尚有：
“蕙兰，姓乔，号纫仙，冀州人，己未生，年十三，小字桂棋。(佩春)部，同唱昆旦，能书，春季出台。”一条。乔是梅兰芳曾向之学习昆曲的先生。所演剧目有“花鼓”(婆子)、“折柳”(霍小玉)、“琵琶行”(花秀红)、“盗绡”(红绡)、“挑做”(潘金莲)、“说亲回话”(田氏)等。
“保身主人刘赶三，号宝山，本京人。年□□岁。隶四喜部”。(剧目十九折，略)
“维新主人钱金福，号□□，苏州人，年口口岁。前唱□□，瑞春钱阿四之胞兄。”
“李铁拐斜街
景<SPS=2323>主人梅巧玲，正名芳，号慧仙，又号雪芬。苏州人。原籍泰州。壬寅八月二十一日生。隶四喜部，唱旦。兼昆乱，精鉴金石、隶书。出醇和，本师福盛。名生陈金爵之婿。
“刺虎”(费宫娥)、“絮阁”(杨贵妃)、“小宴”、“寻梦”(杜丽娘)、“剔目”(李亚仙)、“双铃记”(赵玉)、“定情赐盒”(杨贵妃)、“万事足”(邱夫人)、“红楼梦”(史湘云)、“雪中人”(夫人)、“黄河阵”。
这些记载是很可贵的。有些事情连梅畹华恐怕都不太清楚。梅巧玲主要演出的是昆曲，可是还演过赵玉，这是不易想象的。“红楼梦”应该是他的新编戏，以史湘云为主，可谓别具手眼。这在《红楼梦》研究中也是一条新消息。看旧跋，此书于一九四八年顷在苏州护龙街旧肆买得，阁置书丛，久不发视，也没有拿给畹华先生看，真是非常遗憾的事。又记得陈墨香在一篇文章中曾谈到《菊部群英》，有一字之差，恐怕并非一书。此书的旧主人曾有许多批注，并在一些演员名侧加上了许多圈，想来应是为他所激赏的人物。上面引的几个人，却连一个圈也没有得到。也许如钱金福、乔慧兰等还都出台不久，所以未曾引起注意吧。
一九八三、十二、二十五
黄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