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这个古老的字眼，伴随人类已不知有多少年了，但它却从未象今天这样头角峥嵘而引起举世的关注。在十八世纪工业革命以前，人们的目光总是盯着过去，注重的是经验；近一两个世纪以来，人们的目光转向眼前，注重的是现实；进入本世纪七十年代以来，人们开始把目光投向将来，关心的是未来的发展。正因于此，有人认为，自微电子技术步入人间以来，空间在“贬值”，时间在“升值”，事物在瞬息中变化，人们关心和要把握的，是未来。因此，关于发展与未来的研究，比任何时候都更令人瞩目。
在当前兴起的这场世界性的发展研究热潮中，有关的论著如过江之鲫，不可胜数。除了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和奈斯比特的《大趋势》等已广为人知的著述外，由来自欧洲、日本和阿拉伯地区的学者组成的巴黎小组，在法国人让-雅克·塞尔旺-施赖贝尔主持下发表的研究报告《世界面临挑战》，也颇值得一读。这是一部将近三十万字的、对扩大了的发展进行“历时态”研究的报告。人们知道，所谓“发展”，原本是发展经济学中的概念，指的是发展中国家由穷变富的历史过程，但在《挑战》中，作者却把它扩大到全球范围，并把世界划分为工业化国家、第三世界国家和石油输出国三大部分，交叉纵横，从不同侧面进行了考察。作者从他所谓的“工业幻影”时代起笔，一气贯通，直指未来。这种力求带着未来感去追溯历史、怀着历史感去描画未来的“历时态”研究方法不无独到之处，加以它那生动形象的笔法、描写入微的刻划，使之自一九八○年问世后不胫而走，先后在十五个国家翻译出版。
使人感到饶有兴味的是，包括《挑战》在内的前述几个报告，就其作者身分而言，竞不无雷同之处。托夫勒与奈斯比特都是新闻界人士，塞尔旺-施赖贝尔作为法国《快报》杂志创刊人和知名记者，也仍未出报人圈子。这恐怕并非出于偶合。它似乎在启示我们，作为当代社会的产物，发展研究是如此之新，从而要求一种紧紧追踪时代脚步的“创新眼光”；发展研究又是如此之博，它兼容着众多的领域和学科，从而又要求一种全方位、多角度的“横断眼光”。这两个要求，缺乏锐敏感觉、囿于传统知识结构的人往往都不能具备，而使广泛接触社会生活、具有大量摄取信息能力的某些学者特别是新闻记者们着了先鞭。
“发展”陷于危机
所谓“世界面临挑战”，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发展陷入危机的同义语。十三年前，西方世界正陶醉于“一代经济繁荣”的歌舞升平之中，以意大利人A·佩切伊为首的来自各国的几十位学者齐聚于“罗马俱乐部”，通过其《停止增长》的报告，表达了他们对发展所抱的悲观情绪和对未来的忧虑。当时那些正沉醉于“增长狂热”中的寡头和政客们，曾斥之为“危言耸听”。但是尔后发生的“石油危机”和遍及整个西方世界的经济危机，却如一盆盆冰水盖面泼来，令当初的“增长狂”们不寒而栗。《挑战》紧紧抓住了从“增长狂热”到“反增长”情绪的蔓延这一历史的转变，以大量篇幅描述了这一历史时期石油输出国组织对西方石油大亨们的英勇反抗和机智斗争，披露了这一划时代事件的若干细节与内幕。而作者的锋芒所向，则在于对导致“发展”陷入危机的传统发展战略的批判，对这种本来在发达国家盛行，以后又被照搬到发展中国家的传统发展战略进行无情地揭露，对坚持推行这一战略的顽固派予以猛烈地抨击。
人们对传统发展战略的描述不一。有人称之为“赶超战略”，有人认为它是“高投资、高消费”战略，有人则将它描绘为“工业化”战略或如托夫勒所称的“第二次浪潮”战略。总之，这种战略的主要特征是片面强调发展工业，忽视农业的发展，片面强调增加积累、扩大投资而忽视提高经济效益，片面追求以GNP(国民生产总值)计算的经济高速增长而忽视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
《挑战》的批判，是紧紧抓住石油——这工业化社会的血液来展开的。它一方面揭示了发达国家靠掠夺石油资源起家，以及这种对资源的掠夺式开采所造成的灾难，另一方面，又指出了发达国家的疯狂掠夺给发展中国家造成的恶果，以及发展中国家因袭传统战略所造成的困境。作者认为，“在我们生活的工业化社会里，石油是一切问题的中心”，“什么是消费社会？消费社会就是大量消费石油的社会”。在西方，人们可以说生活在石油之中。在地壳之中蕴藏了千万年之久的“黑色金子”，伴随着从十九世纪开始西方冒险家们的发迹，源源不断地被发掘出来，石油开采量飞快上升：
一九一四年，全球耗费石油六百万吨；
一九六○年，全球耗费石油三亿吨；
一九七五年，全球耗费石油达到五亿吨。
据国外有人估计，如果以这样的速度耗费下去，全世界石油的蕴藏仅够维持三十年。而这种大幅度的消耗，从来是不平均的。据计算，一个美国人消费的石油，等于盛产石油的墨西哥九个人的消耗，也等于一○七二个尼泊尔人的消耗。与石油需求量猛增、石油在整个工业化社会中的地位日趋重要成鲜明对照的是，在本世纪开始的七十年里，每桶石油的价格一直维持在二美元以下。从一九○○——一九五○年，每桶石油仅增加了五十美分，从一点二美元增加到一点七美元。从一九五○——一九七五年的西方经济繁荣石油消费猛增的年代里，每桶石油却只增加了十美分，一直维持在一点八美元的售价上。再以汽车数字为例。石油出在发展中国家，而汽车却主要集中在西方各国。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全世界拥有六百万辆汽车，至一九七五年则跃至三亿五千万辆，而美国和西欧各国便拥有其中的二亿五千万辆。这些事实雄辩地说明，西方工业发达国家建立在“廉价石油”基础之上的发展，是地地道道掠夺式的发展。
这种单纯追求增长的发展，除了给西方的垄断财阀带来超级的利润外，给第三世界又带来了什么呢？《挑战》指出，工业化国家的这种发展，直接的后果是“第三世界国家伤痕累累、鲜血淋淋”。报告以伊朗为例：“……四分之三的民众赖以生存的、传统的地方农业遭到了严重的破坏，黎民百姓为此饱尝了凌辱，愤怒至极”。无怪一位激进的西方经济学者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不发达的发展”。《挑战》还列举了下列数字：第三世界三十多亿人口之中，有十亿在挨饿！在一九七九年这一所谓的“儿童年”之中，五岁以下儿童因饥饿死亡的达一千二百万！第三世界的四亿人栖身于贫民窟中！五亿亚洲人，一亿四千万非洲人，九千万拉丁美洲人的饮水得不到保障！此外，据最新材料，发展中国家的负债总额已达到惊人的地步：第三世界平均每人要负担约二百美元的外债，这个数字大约相当于最穷的发展中国家在两年里的全部人均收入。
严酷的事实，促使人们进行反省：这种师事西方的“发展”，实施传统发展战略的“发展”，在全球范围里似乎应以这样的公式来表述：发展＝北方掠夺式发展＋南方不发达的发展。于是，人们回到了发展的最初含义上来思索。《挑战》写道，一位巴西主教问：“发达？发达的含义是什么？”这一问题的提出，直指传统发展战略的要害——发展的价值观。在我们看来，只有以不断满足日益增长的人民群众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需要和每个人全面充分的发展为目的的发展，才是唯一健康和正确的发展。对此，《挑战》作者的认识或许不可能与我们同。他没有直接回答这一问题，而是引述了一位国际人士的话：“如果有朝一日需要你来判断某个非工业化国家的发展程度，你不妨去查询一下该国总理或元首的食谱，……倘若菜单上开列的都是些马洛索鱼子酱、冰淇淋土司、芙蓉汤、惠灵顿牛里脊等，而本国的菜只是作为调剂花样才出现，那你应该感到担忧。……相反，如果在总统的餐桌上，即使在接待外国要人时，宁愿上山药而非土豆，如果人们善于用玉米、黍子、木薯或豆类来招待客人，那么可以断言，当地资源一定受到重视，而农民也有可能参加到与他们真正有关的发展事业中来。”这番话，也是值得人们玩味和参考的。
“信息化”战略
由于传统发展战略的受挫，于是各种寻求替代它的新的发展战略蜂涌而起。在七十年代后期的“反增长”情绪中，国际劳工局提出满足基本需求的发展战略，美国学者提出变通发展战略，而激进派从另一角度提出脱钩型发展战略，近年来又有托夫勒提出的“甘地加卫星”的发展战略等等。《挑战》则另辟蹊径，探索了另一种新的“信息化”的战略。
与其他类似的论著一样，《挑战》也把摆脱发展的危机和困境，实施一种更新了的非传统发展的重要出路的希望，寄托于技术革命。它声称：“‘信息爆炸’对解决世界经济危机所具有的意义，就象原子弹对世界战争所具有的意义一样。”而这种世界范围的新一轮的技术革命，其主要标志是电脑的应用和信息技术的发展。它颇为详尽地记述了计算机的发展过程，计算机与现代通讯技术相结合产生的信息技术的飞跃，并着重论述了这类新技术对人类发展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和作用。在《挑战》看来，这种影响和作用是全新的，革命性的。
首先，它为人类的发展造就了崭新的态势。对这种崭新态势，《挑战》把它概括为“指数曲线发展”的时代。对指数曲线的概念，人们也许还不熟悉，因为过去人类大多只遇到直线变化。在直线发展中，增长是恒定的，容易设想未来；在指数曲线发展中，增长是以连续不断的跳跃形式进行的。《挑战》曾举这样一例：取一厚度适中的纸，将其折叠五十次后，将有多厚呢？人们尽可推想。有人会大胆地回答有几米高，可难得有人能想象出它将超过珠穆朗玛峰，而实际上，它将超过大气层而达到小行星带的高度。电脑和信息技术的发展，便是遵循这样一种“指数曲线”发展的形式，因而它的未来发展态势是我们今人无法估量的，而它对人类的经济与社会生活所触发的空前影响，将使整个的人类生活的发展也进入“指数曲线发展”的时代。
其次，上述这种全新的发展态势，要求并决定一个国家或地区今后发展的关键不再是工业化，而是比工业化更为优越和重要的信息化。在发展理论中，一国的基础设施的发达程度对该国的经济实现“起飞”至关重要。然而，以往人们所谓的基础设施一般均指铁路、公路、发电厂等，而今后要实现的信息化发展，其基础设施则还必须包括电讯网、数据库、教育与培训网等，由于后者对人类智力资源的开发有直接关系，因而尤为重要。信息化的重要标志与结果，正是智力产业部门的发展和壮大。
再者，电脑的广泛应用和信息技术的发展，为人类全面地开发自身，尤其是开发人类的智力资源，提供了崭新的契机。因为电脑与信息技术诱发了人类劳动的新职能和新形式。就其新形式而言，它将从以往意味着人手的延长，转变到人脑的延长；就职能而言，它的直接目标是开发人类的智力资源。每一个电脑控制下的机器人，固然会顶替掉几十个或上百个从事直接劳动的工人，却也会同时创造出几百个或上千个从事为它服务的工作岗位，即在它的“上游”去从事制造软件的工作。当前，与电脑的硬件发展相比，软件的发展远远落后。《挑战》认为，即使世界上所有失业的劳动力都能去从事软件编制工作，也不敷需要，“我们现在缺人，将来也缺人。”当然，信息化所需要的是经过高智力开发训练的人。将来信息化社会实现的，不是“体力就业”，而是“智力就业”。
最后，信息化的发展也为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社会的发展，摆脱贫穷落后局面提供了新的捷径。原因有二：其一是新技术的发展使穷国可用比以前少得多的成本去开发自己国家的人民大众，以往认为几乎不可能的事情现在具备了可能。对人类的智力资源以往是“高价开发”，今后将可以实行“廉价开发”；与此相反的是，以前拥有的是“廉价劳动力”，今后将是经过高度智力开发的“高价劳动力”；其二是，信息化社会的分散化原则已先天地存在于第三世界国家的社会肌体中，这就为信息化在发展中国家的实现准备了先天的条件。
正是通过以上的分析，《挑战》为我们勾勒出一条信息化的战略。尽管作者否认他提出了“某种思想并规定某种行动路线”，并称：“如果这样做的话，那又是搞过去的一套。”但是实际上还是吐露了作者心目中的信息化战略的蓝图。这一蓝图用作者的话来描述，便是“承认新的经济，承认智力社会，承认大家共同的未来”。作者强调：“承认是一个关键的词”。这里的三个“承认”，实际上指出了这种信息化战略的认识基础：信息化社会的到来；指出了这一战略的主要内涵：智力开发；指出了实现这种信息化开发所必需的对外开放政策，换言之，这种战略必须以全人类的知识和信息积累作为基础。
对于《挑战》所提出的这条信息化的战略本身，这里不拟作全面的评价。然而，它所涉及的一些方面，却还是值得我们认真思索的。
按照传统的西方发展理论，资金、资源和劳动力数量是资本的“三要素”。经典的生产函数理论集中表达了这一观点。但是，使人迷惑不解的是，在以此计算生产中投入的要素量时，发现其中总有“余差”。正如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发展经济学家舒尔茨等人所揭示的那样，这个在整个经济发展中占非同小可地位的“余差”，正是人力资源开发所花费的“人力资本”。这不仅为战后日本、德国等经济迅速恢复的奇迹所证实，而且也为各国经济发展的经验与教训所证明。《挑战》以大量篇幅所论述的人力尤其是智力开发在经济发展中至关重要这一论点，无疑是符合客观实际和正确的。一国之富，富在何处，一国之穷，穷在哪里？大至一国，小至一单位、一家或一人，穷富之差，首先在于人的智力。千穷万穷，人的智穷最穷；千富万富，人的智富最富。正如美国一家成功经营的公司的经理所说，即使他失去所有设备、资料和办公大楼，但只要他的这班人还在，便能恢复一切。《挑战》所集中表达的这一重要思想，对于发展中国家努力摆脱因袭的传统发展战略，制定在新的世界技术革命形势下更符合自己国情的正确对策，意义极为重大。发展中国家的庞大人口，从来是被作为发展道路上的沉重包袱，或是被解释为困扰穷国的万劫之源：贫困、饥饿、失业、骚乱……似乎千灾万难皆由此而生。然而，事实上它并不是不发达之因，而是不发达之果，或更确切地讲，是捆绑穷国的不发达的“因果”长链上的一环。说人口庞大，制约发展，固然是不错，然而这种说法却没有进一步说清制约经济发展的，不仅在于人口之多，更在于处在智力未开发或低开发状态的人数之众。智力开发长期处于落后状态是发展中国家生产力落后的根本原因。人口众多确实是它们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不利因素，但在当代条件下，如果处理得宜，又未始不可以转化为可资利用的有利因素。人不仅有吃饭的“口”，还有干活的“手”，更有掌握和运用知识的“脑”。以千百万人民的“脑-手”的高度开发为起点，来启动一国的社会经济的现代化发展，是在世界新技术革命形势下，发展中国家进行对策和战略选择时应当考虑的。对我国来说，高度开发十亿人民的智力资源，并以此出发来制定一系列有关政策，当是回应世界挑战的可行选择之一。
建立智力开发的机制
《挑战》的发表，并非偶然。它是在西方传统发展模式造成“发展”的普遍困境，资本主义世界陷入不可解脱的重重危机的形势下问世的。这一深刻的社会背景，使该书弥漫着一种强烈的危机感。哀叹资本主义现行体制衰微破败的状态，试图为摆脱这种状态进行尝试，这是《挑战》极为明确的主旨之一。在一些资产阶级人士看来，资本主义现行体制所造成的幻灭感，已日趋严重地扩散到整个的资本主义世界，它们决不是一两个诸如供给学派或货币主义的药方所能治<SPS=1222>的。出于这种宏观战略考虑，在他们的“制度”与“传统”之间，一些人选择了对前者的忠诚。他们一方面对传统发展战略予以猛烈抨击，一方面尝试设计一整套的综合对策选择。《挑战》的作者们就属于其中的佼佼者。然而，由于它这种立场上的局限，《挑战》回避了造成这一危机和悲剧的更深刻的社会根源。它所给予读者的信息化的“世界大同”的蓝图，在现实世界中基本上是行不通的。在人剥削人的社会制度维持不动的前提下，昔日的西方曾依靠对廉价石油的掠夺建成了一个工业帝国，今后又何尝不能通过对廉价知识的攫取造出一个“信息帝国”呢？
当然，无可否认，作为包括发展中国家的一些知名人士和学者参加的巴黎小组的报告，《挑战》对第三世界也表现了较大的同情，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也表现了较多的关切。从它对西方工业发达国家掠夺式发展的揭露和批判，到为穷国贫困境遇的呼吁，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发展中国家人民的利益。它代表西方一些学者和第三世界国家部分当权者提出的战略设想，在我们制定新技术革命条件下的发展战略时，也不失其借鉴价值，如果仅就其中的某些具体政策主张来看，也是符合发展中国家的国情的。
怎样实行以智力开发为重点的信息化战略，它的着眼点和入手处何在，这既是《挑战》所要论述的也是我们所要探讨的一个重要问题。笔者认为，如果我们实施着重智力开发的发展战略和基本对策的话，首先应当致力的，不应仅仅是增加教育投资，更重要的是要探索建立一种有益于调动人的积极性、发掘出他们的潜在智力的人才激发机制。说起开发人的智力资源，培养人才固然主要，而激发人们现有的潜在才能，却更加重要。只有能够激发人才，才可能利用人才；只有善于激发人才，也才可能使人才培养获取源源不断的再生的动能。以建立行之有效的人才激发的机制为先，并随后建立起人才利用和人才培养的机制，以此为内容来形成一整套的智力开发的机制，调整、改革、充实、完善各个方面的政策，是实行着重智力开发的发展战略的着眼点和入手处。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和完善这种智力开发的机制，必须从有利于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出发。正因于此，这种智力开发，决不应是少数人的、个体的开发，而应是全民族的、群体的开发。也正因于此，我国实行的智力开发，决不应是自发的、分散的开发，而应是在党的领导下自觉的、有组织的开发。
《挑战》还以相当大的篇幅详细论述了日本怎样通过实施重视智力开发的战略，利用新技术革命的时机，在向信息时代过渡方面遥遥领先的经验。但是给人印象最深的，还是它那堪称体察入微的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作为战败国的日本及当时日本国民精神的描述。《挑战》写道：“……寂静和黑夜笼罩着日本。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人民都没有落到如此彻底的失败。如果日本有朝一日将从这堆灰烬之中，从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这一天所留给它的一切中获得新生的话，那将是另一个日本”。这是何等牵动人心的记述，对比事实，我们不能不感到作者观察的精密细致。美国的日本通、前驻日本大使赖肖尔也有相同的记载：“……这个国家精疲力尽的人民把最后一点力量和精力都用来进行战争……现在，这是一个完全失去了物质和精神的人民——一个饥饿的、惊愕的、失败了的人民。”
面对着生存的挑战，这个没有石油、没有煤炭、没有铁矿、没有铝矾土的岛国，真是一无所有。然而，它有人，有想继续生存下去的人，有人潜在的智力。“继续生存下去的基本要求，迫使他们白手起家，创造一切。”“正是由于这一事变所引起的精神上的变化，被迫进行再创造的日本人的智力这种取之不尽的原料发生了连锁反应”。“……他们只是默默无闻地、日益深入地开发着事物发展必然使他们发现的唯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藏，而随着岁月的流逝，这种宝藏显得更有前途，更加丰富，更加珍贵，这便是人的智力。”《挑战》一书中的这些论述是值得我们好好咀嚼的。
人们从中应领悟些什么呢？显然，战后日本经济的飞速发展，不是出自麦克阿瑟的恩赐，更不是靠“靖国神社”的亡灵佑护，而是日本民族在经历了军国主义带来的巨大灾难后，冷静反省，以他们的血汗所浇灌、紧迫感所促发的民族智慧之花。纵观历史，再伟大的民族，也难免遭受挫折，处于逆境，然而真正的伟大恰在于把压力化为动力，将挑战变作机会。
《世界面临挑战》给我们送来了“面临世界挑战”的重要信息。这一信息也给我们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和紧迫感。要避免在未来处于被动的局面，就要把这种对民族、对国家、对未来、对子孙后代负责的紧迫感，化为鼓舞我们前进的动力。历史表明，紧迫感所促发的冷静、沉稳和明智，将会以一种料想不到的方式与规模召唤出一个民族潜在的活力，而这正是伟大民族自立于世界之林的不朽力量所在。这种紧迫感，在社会主义制度之下，也必将激励我们这个古老民族，唤出它胜似昔日的智慧和力量，以全新的姿态，投身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征程。
一九八四年二月
(《世界面临挑战》，〔法〕让-雅克·塞尔旺-施赖贝尔著，朱邦造等译，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二年十月第一版，1.20元)
黄方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