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吸引我对《海外行踪》浓厚兴趣的，是本书作者不平凡的经历。萧乾同志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西欧战场上唯一的中国记者。在那战火弥漫的年头里，曾穿上棕黄色的军装，随盟军横渡英吉利海峡，挺进莱茵前线，踏访了满目疮痍的西欧。这部欧战期间的通讯、特写结集，披着硝烟和征尘，描述了动人的战争场面，一定是饶有情趣的。及至读了全书，感受所得，就远不止于此了。
作为历史来读，本书的价值的确弥足珍贵。从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六年，那正是欧洲历史上的重要时刻。一位战争疯子一夜之间席卷了大半个欧洲，但在奋起反抗的人民力量面前又顷刻间摧枯拉朽地败退下来，历史的透视力没有表现得如此充分的。而适逢其会，萧乾以《大公报》驻欧洲特派记者的身份，在那里度过了整整七个年头，成为一段历史的证人。记者的职业使他有可能去洞察战时欧洲的各个角落，乃至一直伸展到刀兵相见的战争腹地，终于写下了大量珍贵的战地通讯和战时生活的特写。如今这部分文字完整地保存下来，恰似一面历史的多棱镜，展现了那个特定历史时期的斑斓色彩，其认识价值是不言而喻的。诚然，读过《第三帝国的兴亡》这一类备述希特勒疯子暴行的书籍，本书对欧战惨酷一面的揭露，当然算不得十分完整；但是，就一个记者眼中看到的实况而言，它却是可以为这一段历史的叙写提供重要一页的。而这一页恰恰是为一个被当时的西方人一直视为无足轻重的中国人所写，更应引为光荣与骄傲。
萧乾是在叙写历史，确切地说，是为历史提供了有力的佐证。然而，读罢全书，掩卷思索，我却觉得本书所提供的还有比单纯反映历史面貌更重要的东西，这就是作者“在洋山洋水面前”深沉的思考，对历史现象的精辟的见解，从而为后世留下了一份足资借鉴的精神遗产。本书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时，是作为《现代中国人看世界》丛书印行的。丛书编者在编辑“凡例”中指出，“丛书所反映的，便是二十世纪前半期中国人带着中国的问题去观察世界形势，又从世界的全局来思考中国问题的结果。”这一点可说是对本书思想内容的极好概括。的确是这样，任何一个新闻记者对历史现象的描述，都不可能是纯客观的，总是要带上强烈的感情色彩。萧乾也同样，“心浮在祖国”，时时思考着“中国问题”，正是他当时写作的基本出发点。恰如他在本书“代序”中所说的：“游子的心是飘荡在空中的风筝，它可以飞得很远很远，然而总是紧紧系在生他养他的那片土地上。正因为这样，浪迹海外的旅人不仅常从洋山洋水联想到本国的景物，更无法抑制的，是从国外的事物联想到本国。看到好的，他恨不得立刻把它带回国去；看见不好的，总希望家里能以幸免。”这段剖白，使我们体会到作者在录述战争风云的背后，搏动着的分明是一位海外游子眷念祖国的赤诚之心。
萧乾在向国内发回这一篇篇海外旅行报告的时候，我们的祖国也正在进行一场决定民族命运的大血战。西欧战场同中国战场是相通的，反法西斯的共同愿望把中国人民同欧洲人民连在同一战车上。因此，从兄弟盟邦抗击法西斯的斗争中汲取经验，汲取力量，用以鼓舞我国人民的抗日斗争，就是十分必要的。正是从这一点出发，萧乾在报告国外战况的时候，就把侧重点放在人民力量的歌颂上，放在欧洲人民昂扬的“民气”的赞扬上，形成了这类通讯、特写所特有的取材角度，表现了同一的发人深省的主题。最能充分反映这一特点的，是本书中寄自伦敦或剑桥的九篇旅英通讯。在这里，我们实实在在地看到了一个伟大民族的日渐觉醒和不可抗拒的力量：战争的进程改变了人们的生活节奏，少壮都争着上前线，妇女也应征了，连修道院里的修女也负起了日夜在塔顶轮流守望敌机的职责；从前线突围出来的士兵，尽管满身泥泞、疲惫不堪，但仍井井有条地倚在街角，唱着军队里流行的歌曲来嘲弄海峡对岸的希特勒……作者在描述这一个个动人场面时，不止一次发出“这是什么时代？这是英雄的时代！”的慨叹，看得出是抑止不住满腔激情的。描述战地生活的通讯也一样，那进军莱茵前线的浩荡队伍，卡车、吉普车接起来，“至少长四十哩”，固然使人惊心动魄；就是描写具体的场面，如横渡纳粹潜艇出没的海峡时勇敢的水手敢于向死神挑战，面对敌机空袭的战士保持高度的沉静，都令人感到一个民族不可摧毁的意志和力量。萧乾后来在回述这段见闻时深有感触地说：“战争归根结蒂比的是意志——不是司令官的意志，而是民众的意志；不是占上风时的意志，而是居于劣势——甚至处境危急时刻的意志。”(《未带地图的旅人》)不消说，这种对欧洲民众意志的赞颂，对于当时同样居于“处境危急时刻”的中国人民来说，该是会有不少启迪的罢！
自然，从思考中国问题出发，萧乾是不会满足于仅仅只从侧面的介绍给人们以有益的启示，他还常常在记叙国外的事物时“联想到本国”，从直接的比较中写出自己的观感，深沉地寄寓着海外游子对祖国前途、命运的关切。萧乾说：“海外旅行也是触动民族感情的一种契机。”这种感情的确是非常微妙的，它往往是眼看不见，手摸不着，却可以强烈地感受得到。萧乾在《赴欧途中》、《坐船犯罪记》等篇中，曾写到自己作为一个贫弱祖国的公民象犯人一样被白种人欺凌的种种情状，曾发出“当我们自身不能强大起来时，谁能阻止船上把Chinois(法语：中国人)当作咒骂语来使用啊”的无限感慨。几年以后，当他肩头戴上“中国战地记者”的证章，跻身于除轴心国以外的世界各国记者的行列开赴前线时，刹那间就被洋人刮目相看了。有人还向他脱帽行礼，大声嚷着：“向伟大的中国致敬！”两相对照，使他深深感到：“一个人在国外往往代表的不是他本人，在他身上经常反映出国家的地位。”这的确是发自肺腑的感念。萧乾油然而生对祖国母亲的挚爱之情，也不难得到理解。正因为此，他飘游海外，不可能不时时想到祖国；他用笔描述海外见闻时，也不可能不融进自己的一片爱国之忱。西方的战事固然是他所关切的，而尤为关切的则是东方的战场，因此当他随部队挺进莱茵以后，别国的记者都忙于去采访“军事新闻”了，而他“忙的则是他们没注意到的‘军事政府’”，因为他想到，“一旦日本投降，我们势必会参加对日的管制工作”，很需要把战后的管理经验报告国内。当欧战胜利日(VE日)来临，欧美各国沉浸在一片狂欢之中的时候，触景生情，萧乾写下的却是这样一段感触：“然而作为中国人，立在太平洋的口岸，我却没什么特殊的喜欢。是的，回到伦敦时，炸弹没有了，秘密武器没有了。灯火管制没有了。但是日本侵略者犹在猖獗，东方的炮火即使一旦停了，烽火中之烽火，也未必能停吧！”对祖国命运的忧虑和关切，已是跃然纸上；而末尾提出的问题，对于正在积极准备内战，企图把中国人民再次推入血海之中的国民党反动派，也不啻是提出了有力的警告。读着这些充满情意的句子，我们所能感受到的，难道不正是作者的爱国主义激情吗？
也许从一个海外游子急于要向祖国报告自己的观感考虑，萧乾在这本通讯、特写集中还表现出喜欢“借题发挥”的特点。尽管由于受到思想认识上的局限，或者恰如他经常所说的当时是一个“未带地图的旅人”，对某些问题的分析不无偏差，如谈到瑞士的“无本营利”，说及“中国过去几十年兄弟不停地在阋墙”之类，是有一定失误的；但从总体上看，这一类“借题发挥”，却往往是一语中的，闪烁着思想的光彩。比如，在《南德的暮秋》中描述了法西斯达豪集中营的惨酷刑罚以后，作者借题发挥说：“看到这个，使我感到即便为了提高一国的司法名声，为祖先，为子孙，为世界听闻，也不可不取消特务，取消私刑，严禁私捕，改组各地侦缉队或宪兵队，不使其成为虐杀无辜的机构。”这一段议论，看起来是对一般现象而发，但只要联系当时的中国社会现实，便可见是指向蒋介石的法西斯独裁统治的，它提出了一个足以引起人们高度警觉的问题。又如，《瑞士之行》是报道一个中立国家的情况，但常常笔锋一转，联到了国内问题：由瑞士的“民主政治”，想到国内“呼吁民主”的必要；由瑞士的保存文化遗产，又立即提出：“怎样发挥我们这个古国自己的特长，削减我们民初时代的幼稚，似是战后文化界极应注意的一个问题”等等，都是切中时弊、启人深思的。表现了对别国人民精神面貌概括的独到见解的是《美国散记》中的观感。作者在报告了战后美国人民的生活状况以后，着重指出，我们不能只看到美国人在夜总会“拚命玩”的一面，更重要的是要看到他们在工地上“拚命干”的另一面，“值得我们一学的是美国人那种说干就干的精神”；而“上海学的仅是夜总会那套。中国阔人子弟接触的，也仅是夜总会那套”，真是差堪浩叹！这个见解也是极有针对性的，对于四十年代那些只热衷于美国的“生活方式”，而不求积极进取的人来说，无疑是一记当头棒喝。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三十年以后重访美国，又一次接触了这个问题，认识也更深化了。作者感叹道：看到这些，“使人真不知‘西洋文明’将伊于胡底！这回的‘世纪末’要比一百年前可怕多了”，“这样的‘自由’，我实在不羡慕”。这种看法无疑是很有眼力和识见的，能给人们以很多有益的启示；在这类“借题发挥”中，作者的感情是直抒的，力透纸背的是“呼吁祖国争口气”的强烈意愿，那一颗与祖国紧紧系在一起的“游子的心”，也更为清晰可见。
(《海外行踪》，萧乾著，湖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一月第一版，定价0.92元)
王嘉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