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死不变的人，总有一些他们独有的品质。”
——乔治·罗迪蒂
自己在那儿说话的作家，并不是大众的作家，相反，让别人说话的作家，才是大众的作家。老舍，无论是他的戏剧，还是他的小说，都是让那些从来没地方说话的人说话，他们当中有拉洋车的，也有在苦难中挣扎的女孩子；有店铺的伙计，也有警察；有家庭妇女，也有小职员；有手艺人，也有卖艺的。总之，在老舍以前，他们都是一些在文学上只是被顺带或简略提一笔的人。
老舍不仅在他的人物身上消灭了自我，他更是这些人物的伙伴，和他们共同分担着他们的不幸。他常常让这些人以第一人称说话，让他们把自己内心里的一切统统说出来，或者，他用间接的手法把他们的生活披露在世人面前，所以他们的一举一动，片言只语，甚至说话的腔调，都足以反映出他们的灵魂，他们思想的深处。
在所有中国伟大的现代作家中，老舍是在文学中充分发挥说话语言长处的先驱者之一。在他同时代的许多人中，他对语言的运用是最好的，别的人有时把“白话”和西洋化的句法及词汇混为一谈。而老舍运用的是地地道道的北京话，其运用手法之娴熟简直是天才。遗憾的是，当老舍的作品以文字的形式出现时，不免有损语言的全貌，声音、语调、口气、感叹以及许多说话的后缀都反映不出来，有时候一些口语中念别了的字，以及经常出现的不规则的标点也反映不出来。
然而，不论任何人，当他高声朗读老舍的作品时，他感受到的却是一首真正的乐曲。读者从第一个音符起，就好象在听戏一样，能够真切地感受到：他是在北京，他的周围都是北京人。在老舍对景物的描写中，人们常常感到，似乎北京城自己在谈自己，在向你述说她那美丽的天空，或是她那众多的帝王史迹。马可·孛罗和瑟加朗，两人相隔几百年，可都被这座古都的壮丽景色给迷住了。老舍和他们一样，也无法抗拒古都那迷人的魅力，这魅力来自北京那些最狭窄的胡同，类似本世纪转折时期他出生的那个胡同一样；这魅力也来自古都大马路尽头那些雄伟的城门楼子，这些大马路把城区分割成了一个一个方块格。
从一个小镇发展成为京都的北京，在三十年代叫“北乎”。帝制推翻后，那些旧式的满族家族既不能为新的制度服务，也没有力量再反抗，因为剩下的那些所谓有名的“八旗兵”们，现在既不会玩刀弄枪，也不会骑马了。他们一个个都靠出卖他们的府第和其中的珍宝度日。
老舍出世一年后就成了孤儿，不久，帝制推翻，他真“无父无君”了。他曾在回忆中度过了好几年，回忆他知道和看到的一切如何逐渐地消亡，从中培养出自己考古学、更是人种学的眼光，他企图用这种眼光去挽救一个正在遗忘中沉沦下去的世界；从中也产生了一个所有伟大作家都具有的思想，一个不停地受到时代观念萦绕的思想。
时代的观念是多种多样的，因为社会风尚在迅速变化，尤其在外来的影响下，变化得特别快。老舍描绘给我们看和听的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时代观念，有他自己的一套生活方式，有时还有他自己的一套沉沦方式，就象他作品中那位一事无成的演员一样，本来他当演员是肯定当不出什么名堂来的，可他到死还相信他总有一天会演出名。
一个人赖以生活的那个世界毁灭了，他个人的地位也就失势。老舍的小说和故事同样会在这方面引起人们的巨大兴趣，它们直接向人们展示了那个所谓“文明”究竟是怎么回事。在这个旧式“传统”或“规矩”统治一切的社会里，妓女是一位正直的姑娘，警察是一位上了老婆当的可怜人，“摩登”教授和他的老婆终究也是些普通的人：他俩都为自己很有教养而自豪，都认为自己是最进步的，可一旦邻居的孩子踩了他们院里的花、偷摘了他们树上的果子，他们照样会暴跳如雷。
表面上看，作者的呼喊是徒劳的：北京再也不会是从前京都那副老样子了。《断魂枪》中那位镳局老武师在小说结尾曾发出了令人心碎的呼喊：“不传！不传！”老舍的呼喊是和他的呼喊相通的。但是生活的艰难并不能完全扼杀人们的善良、他们天生的人道精神以及幽默性格。这本集子里的作品和作者后来写的戏剧不一样，并不是主题小说，但是，如果说从这些作品中还可以得到什么信息或教益的话，那就是，形形色色具有自己特性的北京人，在经历了一切波折之后，终于活下来了。诚然，老舍的故事在今天是很少有了，但正象老舍自己所说的，只有那些一辈子都是在他的故乡城市生活过的人，才能对这个城市和它的人民，作出最后的判断。
＊老舍小说的法译本，共收入《断魂枪》《老字号》《我这一辈子》《月牙儿》等九篇作品，法国加利马尔出版公司一九八一年出版。
保罗·巴迪/卢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