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新技术革命的浪潮席卷美国和整个西方世界。信息和信息传播在推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许多科学家惊呼：人类正在从工业社会跨入信息社会。在此情况下，一九八二年，施拉姆与威廉·波特合作，推出《人、信息和媒介》一书的新版并更名为《男人、女人、信息和媒介——人类传播概览》。
与第一版相同，新版旨在创立一套比较完整的传播学理论体系，但在章节配置、语句行文和若干理论观点上，该书有明显的变化。
通过新闻学和语言学这两种不同学科的对比性研究，探讨传播学的功能是这本书的一个特点。施拉姆认为，传统的新闻学者往往侧重于分析、探讨杂志、报纸和广播中的技巧性问题；而语言学者则仅着眼于诸如公开演说中的心理状态、遣词用句这类问题的研究。现在，这两种不同学科都对传播的作用产生了兴趣，他们在人类交流过程中的信息现象的系统分析中找到了共同点。换句话说，传播学的出现将沟通原来互相隔绝的不同学科，在更广阔的范围内探讨人类的各种传播行为。
传统的传播学理论认为，在传播过程中，读者(听众)完全处于被动的地位。一个人只要不断地接受传播，不管他愿意与否、意识到没有，他的思想意识必定会潜移默化地受到影响，从而逐步改变。就象靶子一样，一旦被子弹击中，总要留下弹洞。
施拉姆的新著认为，这种观点是错误的，至少是片面的。事实上，在传播过程中，受众远非被动。他们往往主动地从传播媒介中寻找他们所需要的东西，并对传播者发出反馈信号。因此，传播过程实际上是由两个不同的方面组成：传播者以各种形式发出信息，受众从中选择一些，抛弃一些，按他们自己的意愿加以利用。这说明，传播媒介对社会的影响并不是自动的、不可抗拒的，而是只有在人们有意识地接受的情况下，才能发生作用。人们不应沉醉于传播媒介的万能，而应着重研究如何使传播媒介有效地发挥作用。
施拉姆的这种观点是有见地的。他从传播者和受传者两个方面，较为辩证、客观地阐明了传播媒介的作用，从而推动了传播学理论的研究向纵深发展。
如果说，在传播作用的微观研究上，施拉姆不乏睿智的见解，那么，在传播作用的宏观研究上，却陷入一种无法克服的自我矛盾。他认为，大众传播是人类社会赖以建立的工具，我们可以凭借这种力量去改变社会。传播既能帮助人民摧毁现存社会，也能极大地改善社会；既能帮助人民提高或降低社会生活水平，也能使人民对所有这些都失去兴趣。把传播现象看成能够改变社会的决定性力量，是施拉姆的一贯观点。然而也正是在这点上，暴露出他理论上的根本弱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才是推动社会发展，改变社会形态的根本力量。人类的传播现象，归根结底不过是上述矛盾运动派生出来的一种社会现象，它没有也不可能成为主宰人类社会的决定力量。
带着时代的鲜明烙印，作者用相当篇幅论述了新的技术手段对传播事业的影响。他认为，未来的时代将是一个由电子计算机，信息存储和交换系统等现代化手段称雄的时代。新的传播技术，无论是计算机、通讯卫星还是微型电脑都将极大地增加信息流动的速度和强度。正是这些新型传播技术的迅猛发展，构成了信息时代的标志，人类将在这一时代发展到一个崭新的高度。
(W.Schramm ＆.W.E. Porter：Men，Women Massage and Media，Harper ＆ Row Publisher，New York，1982，271pp，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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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小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