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语言学在国外，比如美国，早在十几年前就已跟法学、医学、经济学“桌立”为四大热门。不过在国内，它却还是冷门中的冷门。熟识不熟识的人常常问我：“读语言学对国计民生有什么用？不学还好，学会了专门咬文嚼字。”有这样看法的人，读一读知识出版社近出的《语言文字的信息处理》一书可以知道，语言学发展到今天早已不是什么只会抠抠字眼的学问了。在一个“信息化”的现代社会中，语言学不是有闲无用的小摆设，也不是摆阔充大的奢侈品。要说对于人类文化研究如果真有一种带头学科的话，那就一定是现代语言学了。这本是近百年来学术研究的历史所证明的一个铁的事实。语言学使用进化论解释要比生物学约早半个世纪。好多语言学家在历史观点上是“达尔文以前的达尔文主义者”。诺伯林·维纳对历史语言学作了这样的评价：“语言进化论乃是在生物学上作过细致研究达尔文进化论的前驱。”历史比较语言学的辉煌成果使得它的方法相继用于其他学科，尤其是宗教学、法学、神话学等。
　　科学的进步主要有两种情况。象物理、化学这些学科是从非规范期发展到规范期，再通过科学革命来实现规范转移。而象生物学、心理学、医学、地质学、语言学这些往往涉及历史的学科，它们的发展基本上走过了“规定性”(回答“对或错”)，“描写性”(回答“什么样”)，直到现在的“解释性”(回答“为什么”)三大阶段。我们大部分人文科学仍停留在规定性这一阶段。相形之下，现代语言学早在二十多年前就已走完了描写阶段，很勇敢地向“解释”跨出了一步(这一步并不总，是很顺利的，其成功度高低取决于跟该领域相关的广义的物理学的进展情况)。而当时其他人文学科还正纷纷跑到描写语言学中汲取灵感，还刚在结构主义的道路上蹒跚学步。著名的人类学家、神话学家、法国人列维-斯特劳斯是六、七十年代风靡欧美的结构主义方法论的倡导人。他毫不讳言其成就是从二次大战中认识结构主义语言学大师雅可布孙受到启发。列维-斯特劳斯把语言学跟人文科学的关系比作数学跟自然科学的关系。
　　近年来语言学依然在人文科学中遥遥领先。这不仅表现在语言学的一种新的“生成方法”影响了其他学科。认知心理学泰斗皮亚杰认为在人文科学中，不管从理论结构还是从任务的确切性来说，语言学都是最先进并对其他学科具有主导的作用。更重要的还表现在另外两方面，而这两点一般认为只有成熟了的学科才具备。
　　首先，自然科学进入了语言学。这主要是数学、声学和计算机科学。结构主义的统一局面瓦解之后，数理派、心理派、生成派、社会派诸家争鸣。前几派注重数学和自然科学自不待说。就连搞语言实地调查的社会派，也不但有一种“多维向量”式的调查计划(把结构派的语言调查方式和内容包含进去)，而更重要的是他们充分使用了数学工具、计算机和声学技术。语言文字的信息处理》一书的作者，二十年前是攻读信息论、控制论的大学毕业生，后来又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旁听语言学研究生课程。他曾先后在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和北京语言学院工作。他的经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一点。
　　语言信息理论在寻找普遍规律的工作中引起了争议，尤其是当它遇到一连串困难之后。不过，当代科学家们无不相信：这个万花简般的大千世界，其实质是统一的、和谐的、简单的。能否找到“普遍特征”，实际上是从描写性科学上升到解释性科学之间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台阶。经过多年的努力，总算弄明白了生成语言学派孜孜以求的“普遍规则”其实包含着两种不同的东西：“蕴涵规则”和“自然规则”。今天我们所知道的语言的普遍特征绝大部分是蕴涵规则。虽然这些规则主要是定性而不是定量的，虽然这些结论都有着限制性前提；但它们同样是具有数学性质的概括，同样给人以一种科学的美感。
　　知道了现代语言学的领先地位，就不难理解国外对语言学生的挑剔态度了。以麻省理工学院(M.I.T.)语言学专业为例。该专业有九位专职教授，由当代语言学界最负威望的乔姆斯基领衔，只招收攻读博士学位的研究生。叫我们非常吃惊的是，它并不要求这些学生在读本科生或硕士生时学过语言学，而是要求他们在数学、自然科学、哲学或心理学上要有优秀成绩。
　　国内语言学界还没开始从理科中寻找有语言才能和兴趣的学生，而语言学专业的学生又极少涉足数学和自然科学。
　　解放后的语言研究重点转向语法。我国曾在五十年代初引进结构主义来研究汉语。这本来是从“规定性”走向“描写性”。可惜生不逢时，这一过程终于未能走完。直到几年前才在一片平反声中才重新请出来发挥特长。可是这到底让人有隔日黄花之感。现代语言学日新月异，近三十年来又是一番天地。《语言文字的信息处理》至少给了我们这样一个信息，在刚刚拉开序幕的“文化工具的第四个伟大时代”，语言学这门比谁都古老、又比谁都年轻的学问前途无量。
读书小札
朱晓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