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同志曾在本刊发表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题目叫“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谈的是我国当代作家的“非学者化”的倾向。他针对目前我国作家队伍的平均文化水平有降低的趋势，提出了需要急起直追，学习、学习、再学习的呼吁，并以自己为例，表示愿意与同辈及更年轻的作家共勉。这种谦虚好学的精神，是很令人感佩的。
但是文章谈到个别文词的误用，我却以为这与写作上的成就与学识高低并非一回事。在一个每年要写几十万字，几百万字的作家来说，这是难免的事。不信你拿古今中外大文豪的作品逐字逐句地来检查，所谓鸡蛋里挑骨头，恐怕也是可以找到一、二个用字不当之处的。只不过由于这位作家本人是个文学巨匠，或是风云人物，说不定还有人认为这是他的创新，以后还要将错就错，沿用下来。比如近人旧体诗词中出现俗字，就是一个例子，因此个别文句不妥，原本不足为奇。
至于作家与学者，一个擅长形象思维，一个从事理性思维。因此对他们也不能完全相提并论，等量齐观，也不能要求人人都“一专多长”，兼做作家和学者。像前辈鲁迅、茅盾、郭沫若、沈从文、钱锺书那样既能创作又能治学的人才，毕竟是不可多得的。这倒不一定是九斤老太爷的一代不如一代之叹。就是在西方，这也是一个总的趋势。像辽那多·达芬奇那样所谓“文艺复兴派”(Renaissanceman)的全才，在历史上也并不多见。近代西方屈指可数的，也仅英国的C.P.斯诺和法国的马尔劳诸人而已。
但是就是C.P.斯诺这位大科学家兼名小说家本人，曾在五十年代初期就已指出，人类的智力和文化已在科学与文艺之间分了家。这大概是社会发展的趋势使然，社会分工越来越精细，专业的要求越来越苛刻，再要像希腊时代或文艺复兴时代那样，一个人要兼擅多长，已经很难做到了。美国学者普林斯顿大学教授豪尔德·加德纳去年就出版了一本专著，书名叫《心智的构架》(FramesofMind)，论述各种不同的智能在大脑中有不同的部位，指出不是人人的大脑的每个部位都是同样的发达的，试图从生理学的角度来加以论证。
不错，美国作家有不少在大学里教书。我们不能排斥其中确有真才实学的人才，但也有不少作家到大学里去教书只是为了生计所迫。因为除非写流行小说，否则光凭稿费收入不足以糊口，所以才不得已找个谋生的职业。这种人就不见得个个都学富五车。
因此，要求作家提高文化修养是对的(其实，何尝仅止作家而已)。但是要求作家有学者的学识造诣，就不免有些苛求了。
至于所谓文化修养，说穿了也很简单，就是文化知识，或者更直接了当地说，就是常识。
不过话得说回来，你说作家“非学者化”，也许还能为人所接受，你说有些作家缺乏常识，恐怕有人会要跳起来的。其实，这么说还是有些根据的。今年六月号《文汇月刊》的一则文艺短论“文学与断层”就指出了这一点。其中列举的一些例子(如不知国人姓名中名与字、号的区别和使用等等)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这些东西往往都是作家——至少是年轻作家所不熟悉的常识性的东西，或者是历史上的典故，或者是旧社会的生活，或者是国外的风俗习惯。不熟悉的东西而偏要去写，出差错，甚至出笑话，乃是必然的结果。而造成这种不幸的笑话的原因，则正如作者于晴同志所指出的，是由于十年浩劫，以及这浩劫之前的多年小小预演，生活的地层发生了断裂和错位，人们的历史知识和文化素养普遍低落的结果。
这种文化断层和错位现象，在翻译界尤为普遍。因为翻译与创作不同。搞创作，主动权在你手里，你可以避免去写你所不熟悉的东西。可是翻译却是被动的，遇到困难，无法躲避，因此出错、出笑话的机会也就更加多。
巴西拍了一部反映独立斗争的历史故事片，仿照法国大革命的口号“不自由，毋宁死”，取名为《不独立，毋宁死》。多么响亮的一个片名！它把主题思想充分地表达出来了。
可是前些时这部影片在国内放映时，片名却译为《独立或死亡》，原片名的慷慨激昂的斗争气概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其实凡是读过初中历史课的人，我想都总还记得“不自由，毋宁死”这个口号的。尤其是像我这样年纪的一代(或更以前的几代)，也就是在抗日战争开始前上中学的人，印象特别深。当时中国正处在民族存亡的关头，这个口号特别打动人心。也许由于这是一个资产阶级革命的口号，在全国解放之后的中学历史教科书中给略去不提了？还是由于那位翻译同志正好碰上文化浩劫，历史教育脱了节？这不由得使人想起了法国大革命期间罗兰夫人的一句名言：“啊自由，多少罪行假汝之名以行！”只需把“文化大革命”代替其中的“自由”就行了。
为“牛奶路”翻案
自从鲁迅先生批评赵景深先生把The Milky Way译成“牛奶路”以来，一晃眼五十年就已过去了。尽管还有不少问题和欠缺，中国的翻译事业还是有了很大的发展。不要说比起五十年前，就是比起解放初期，也有了长足的进步。有心的读者只需把许多世界文学名著的重译本与早期的译本拿来比较一下，就可见其一斑。当然，这并不排斥开拓者的功绩，这，我就不再多说了。
就是翻译理论，在严复的“信、达、雅”的基础上，也有了可喜的发展。大家的认识在反复的实践中，已有了普遍的提高，水平远远超过了当年直译与意译之争。鲁迅先生地下有知，也足可告慰的了。
因此，我觉得现在该是为“牛奶路”翻案的时候了。
根据希腊神话，“牛奶路”是天帝朱庇特的妻子尤诺的奶水，被他们的孩子赫格尔斯泼溅到天空所形成的。但是又据其他关于希腊神话的传说，这位大力神赫格尔斯虽是朱庇特的儿子，却不是朱庇特的妻子尤诺所生，他的生母是一位叫做阿尔克明的人间公主。尤诺出于妒意，痛恨赫格尔斯，曾经千方百计要谋害过他。至于“牛奶路”，只是在讲到神话中的四个时代(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黄铜时代、黑铁时代)中的黑铁时代时提到，朱庇特召集众神，从人间返回天宫，走的就是这条“牛奶路”。
不管赫格尔斯是尤诺的“嫡出”，还是“庶出”，也不管他有没有把他妈妈的奶水洒在天上，有一点是明白的，中国叫“银河”的东西，在西方叫theMilky Way，是有神话作为出处的原委的。赵景深先生的缺点是没有弄清楚这“奶”究竟是人奶，还是仙奶，还是牛奶，就贸然译为“牛奶”。要是当初他译为“仙奶路”，或者为保险起见，留个退路，含混地译为“奶路”，我看就完全可以站得住脚的。否则，如果译为“银河”，就无法解释朱庇特率领众神从何取道返天宫的了，除非是坐船？
其实，一种事物，多种名称，不仅中外有别，就是在某一种语言里也有许多变异。比如在汉语中，“银河”一词也有许多其他称呼。白居易所撰《六帖》一书中就云：“天河谓之银汉，亦曰银河。”这里就有三个不同的称呼。又如：
古诗十九首之十：“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杼”中的“河汉”；
苏轼《中秋》：“暮云收尽溢清寒，银汉无声转玉盘，此生此夜不长好，明月明年何处看”中的“银汉”；
李商隐《嫦娥》：“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晓星沉，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中的“长河”；
杜甫《阁夜》：“五更鼓角声悲壮，三峡星河影动摇”中的“星河”；
王建《新晴》：“夏夜新晴星较少，雨收残水入天河”中的“天河”；
李贺《溪晚凉》：“玉烟清湿白如幢，银湾晓转流天东”中的“银湾”；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因此通过翻译，介绍西方一个称呼，聊备一格，未始不是好事。但应在译文之后，加一注解，这样就万无一失了。
至于“牛奶路”正是直译而不是意译，早有别人指出，也就不再多说了。
译余废墨
董乐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