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来，国内新闻界及学术界人士均认为《遗著》不仅对于研究新闻写作的同志有借鉴价值，其中更不乏翔实客观的史料，可供编纂我国近代史的学者们参考，而且主张文艺革命、评论戏剧乃至涉及翻译理论和实践的文章，即使为数不多，也颇“值得文学史、译书史研究者注意”(见《散文》月刊一九八一年第七期吴德铎同志写的《黄远庸与<塔曼果>》一文)。可惜，商务版和增订初版都早已售罄。求购《遗著》者，亟盼能见到新版。明年一月十五日又值先严诞生一百周年，新闻界有些同志倡议于今秋在北京举行一次小型学术讨论会，以资纪念。为了满足各方读者的需要，并配合纪念活动，我乃向商务印书馆编辑部重申前请，承予同意，决定将商务版予以影印，而将增订初版增补的六篇以及一九一五年十月三十一日至一九一六年一月二十七日陆续在《申报》发表的《游美随纪》(共十一封信，缺第六信)作为补遗，连同增订初版的张君劢序、关赓麟序、孟庸生诗四首、林宰平诗二首及陈叔通先生和我写的跋各一篇，另行排印，与影印部分合成两册，作为新版问世。卷首还有遗像一帧，遗墨三幅。
先严遇害距今将近七十年了。这七十年来，不少同志并没有把他忘掉。有的为他写传，有的撰写论文探讨和评价他的思想、作风，及其在新闻理论与实践方面的经验和贡献。一致公认他是中国新闻史上一位十分出色的记者。戈公振先生称他是“报界之奇才”。他在短短四、五年的记者生涯里，给后人留下了一份宝贵的遗产，那就是他所创造的“通讯这种新闻文体，并成功地运用了这种文体进行新闻报道。”(见《新闻界人物》一九八三年第一期张宗厚同志写的《黄远生》一文)黄流沙同志说，“我国报纸之有通讯，实以黄远生为始。”(见《从进士到记者的黄远生》)他这种新闻通讯体，至今饮誉不衰。同时，有识之士也都深信他之被刺是由于反对袁世凯称帝，究竟凶手为谁，却一直是桩疑案。但最不公平是，竟有个别人抹杀事实，诬蔑他是袁党。对这一点，我不能不依据事实，为含恨九泉之下的先人辩诬。
林宰平先生在《遗著》的序言里说得很清楚，一九一五年九月三日清晨，先严跑到他家和他见了最后一面，没有回寓所，便直奔车站，登上火车，从北京逃往上海。因为袁世凯前几天曾托人示意要先严明确表示赞成变更国体，“然而他到了紧要关头，始终不肯迁就。那几天是他一生最不幸的境遇，又是他人格上争死活的最后的一关。”他到达上海以前，上海《申报》已在头版显著地位登出了反对帝制的启事说：“……此次筹安会之变更国体论，值此外患无已之时，国乱稍定之日，无端自扰，有共和一日，实难赞同一日。”先严到上海后，立即于九月六日在《申报》和《时事新报》发表自己的启事如下：“黄远庸启事：鄙人现已离京，所有向曾担任之申报驻京通信员及承某君预约上海某报之撰述，一概脱离。至鄙人对于时局宗旨，与《申报》近日同人启事相同。谨此告白。”这则启事连续刊载到九月十四日为止。接着，他又从九月十四日至二十日在《申报》广告栏内刊布《黄远庸致亚细亚报馆书》，文曰：“亚细亚报诸先生鉴：远以国体问题与贵报主义不合，故于贵报未出版之先，即已在京沪各报声明脱离关系，乃贵报前数日尚未将广告中贱名撤销，应请将此函登入，以清界限。此请大安！黄远庸启。”这封公开表态的信，是先严针对他本人在报上刊登启事后，《上海亚细亚报》竟仍在出版广告栏中将他列为该报“总撰述”而发表的。
九月十五日，先严见到《大陆报》载有他在《申报》宣言与《亚细亚报》脱离关系的报道后，随即致函《大陆报》，声称：“今晨(十五日)读贵报，见新闻栏载有上海亚细亚报总主笔黄远庸已在《申报》宣言与该报脱离关系，并称其宗旨与《申报》相同，赞成共和等语。以上所载于事实尚未能明切发挥，故不得不稍具数言，借资更正。鄙人当筹安会未组织之前，虽曾允许担任《上海亚细亚报》编辑之职，然自国体问题发生与该报之态度发表后，即立行辞职出京。同时于京沪各华字报声明其事。在《申报》及《时事新报》第一次登载时为九月六日，而《亚细亚报》出版则在十日也。鄙人脱离该报既在该报出版之先，则鄙人与该报有关系之说，可见绝对虚诬矣！黄远庸白。”
《大陆报》在函末加上了这样一段按语：“以上为黄君来函。本报闻黄君友人某言，黄君虽于数月前应允担任《亚细亚报》主笔事，近日筹安会活动后，知该报宗旨鼓吹帝制，与黄君宗旨不合，故不愿与闻。此次来沪，实为避免《北京亚细亚报》责其履行前约起见。抵沪后，即在本埠若干华字报上载其宣言。九月六日即已出现其宣言，即表示其与此新出版报纸无关系也云。”九月十八日《申报》亦在来函栏以《黄远庸致大陆报函》为题，转载了这封信和按语。
从以上一则启事和两封信来看，先严反对袁世凯帝制自为、不愿为他充当吹鼓手的态度十分鲜明。尤其是敢于冒杀身之祸，公开在报端连续多日发表声明，昭告国人，非具有无私无畏的精神，焉能如此？
同年十月，在日本出版的《甲寅》杂志第一卷第十号载有先严致章士钊先生一函，委婉剖白了他对帝制和袁氏御用报纸的态度：“记者足下：前书刚发，得读九号《甲寅》；足下于远之随俗苟且之不通文字，乃更赐以驳斥，足下之所以待远者厚矣！远今且未能明言必须作此一篇不通文字之故，惟即原文论，有数要点宜告足下：一、劈头即明言此事在法律上不得讨论；二、结尾谓以外国博士涉论及之之故，引起国人注意，亦不为无益之事；三、杂引南海之言，指斥专制一切皆蔽，隐主讽谏；四、虽引波氏之说，而不引如足下所引下文者，非远不省，盖欲求彼中人自悟。总之，此作出于不得已，而主旨尚未过于没却良心。然远因此大受苦痛，乃至不能不图穷匕见，如前函所称遁出于咫尺之外者，……而欲求大雅之恕其无状而哀其遇者也。……然远虽愚妄，亦何敢以今日政象，尚有赞同，或为其他作用之余地哉？来此，幸已脱离一切，此后当一意做人，以求忏悔居京数年堕落之罪。然远与《上海亚细亚报》实无一日之关系，且其脱离在此报未出版前，绝非慑于隐祸，而后有此首鼠两端之举。此则敢以人格为证，欲求见谅于海内之仁人君子者也。哀悔愤慨，不可尽言。”
此外，九月二十二日先严与梁漱溟先生书，亦云：“近日京报所载致友人一书，自明心性所存，未敢有丝毫隐饰。”
当时，先严处在北京那种恶劣的环境中，显然有满腔说不出的痛苦，但自信良心未泯，人格犹存。他这种愤懑心情以及最后的断然行动，应该得到当时和后代知人论世者的同情和肯定。
他在《游美随纪》中，字里行间也流露出诸般哀悔愤慨情绪。他是一九一五年十月二十四日乘佐渡丸离开上海的，第二天就在船上写了《游美随纪》的第一信，表示“余对于直接间接玉成我于行及殷勤送我含有无量之希望之诸友，及今番之挫折驱我出国门之机会，皆极深其感谢者也。”所谓“挫折”，意味着什么？被“驱出国门”之外，反而深表感谢，又是怎样一种心理？当然是力图逃出袁氏魔掌，摆脱困境，争取自由，谋求新生。所以接着又写道：“吾人殆亦既中年矣，忧患之逐我而来者，乃如此时巨浪之逐余船而翻弄之，令余心旌与身体皆摇摇然。余七年前，自日本毕业回国。留学凡六年，六年之中，每一次航海，辄若挟无数希望，怂恿自身，令其自负，一似一极伟大人物者然。坐三等舱，吃杂煮，著学生服，身不满七尺，而心雄万夫。今余乃觉此等希望并逐年华与风浪而俱去。余今日唯有一念以自存活，即打叠如何做人之方法是也。从前随波逐流，妄谈国事，自欺欺人，竟归何有？回想起来，毕竟误于为人之学。余今能自决者，即做人为第一义，爱国为第二义。未有理欲交战，为政治界之一寄生虫，无自治自活能力，而能与于家国之事者。余旅行所持护照中，照例由中美官署证明其非工人，不犯美国某年议会禁例。其实余虽非以作工赴美，若余区区理想，正在将来回国，为一纯粹洁白自食其力之一种精神上之工人而已。世间最神圣者莫如工人。东方工人，亦何负于彼，乃以为禁令？彼乃不知吾国衮衮之官绅与政客，则游丐狗偷耳。”最后，他乐观地写道：“呜呼，佐渡丸！汝既赍余此一线之希望而去矣，其必令我欢欣鼓舞，得大解悟而归，无可疑也。余为爱我成全我之诸友祝福，余为此船祝福，余并为自身祝福。”
先严为了逃离险境，只身赴美，本来希望能得大解悟，他日回国时，成为一个洁白无暇自食其力的精神上的神圣的工人，从而可以有益于国家。因此，通观《游美随纪》，无论是在船上，抑或经过日本各地时，乃至抵美后他的所见所闻，无一不触发其真诚爱国之心。哪料离开国土，刚刚两月，竞惨遭毒手，血溅异域！壮志未酬，明星遽殒！哀我孤茕，泣血椎心，曷其有极！
先严在当时云谲波诡的政治漩涡中，固曾为某些“仁人君子”所不谅解，但他在生命结束之前，终于毅然决然公开宣言反对变更国体，正如林宰平先生所说的，这是他“人格的战胜。……今日他虽然死了，他的言论，他的精神，仿佛还是活泼泼的，何尝是真死呢？”梁漱溟先生虽一度对先严不无误解，却亦许为“浔阳黄远庸，操行至可信。”(见《甲寅》杂志第一卷第十号)
我敢断言，倘若先严能活到今天，他那已经孕育着进步因素的思想，准能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向前发展。
“盖棺论定”，自古皆然。先严的人格、事业、思想、文章，斑斑可考，历史必然会给他作出恰如其分的公正结论，这是我深信不疑的。
一九八四年三月二十一日于兰州西北师范学院
(《远 生遗著》即将由商务印书馆影印出版)
黄席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