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比较文学仅仅被定义为“国际文学的关系史”，正如基亚所说：“比较文学工作者站在语言的或民族的边缘，注视着两种或多种文学之间的题材、思想、书籍或感情方面的彼此渗透”①。他们强调“各国文学作品之间，灵感来源之间与作家生平之间的事实联系”②。比较文学着重研究的是不同文学之间的相互影响，这种影响的来源(渊源学)和媒介(翻译一媒介学)。
后来，比较文学自身的发展突破了这种只拘泥于“事实联系”的局限，人们发现并承认完全没有“事实联系”的不同文化体系中的文学也具有比较研究的价值。
从内容方面来说，文学反映人的思想、感情和心理状态。人类共有的欢乐、痛苦和困扰往往可以从全不相干的文学体系中看到。例如关于爱情与事业的冲突，我们可以从白居易的《长恨歌》，洪升的《长生殿》看到唐明皇与杨贵妃的悲剧，也可以从拉丁诗人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中看到罗马的创建者离开迦太基皇后狄多，造成后者死亡的故事。另外如对于人生短暂而自然却永恒长存的感怀，对于自我的认识和对于人生的领悟，对于理想的追求与破灭等等都常常在完全不同的文学体系中以相同或不同的形式得到表现。这就构成了并无“事实联系”的不同文学之间的一种可比性。这种比较在比较文学中被称为主题学。
从形式方面来说，一定的文学形式往往是一定人类社会发展阶段的产物。例如小说这种文类就不可能产生于远古社会，它的出现总是与商业化、都市化和印刷术的发展有关，往往都有较大的思想动荡或新思想的产生作为其兴起的背景，都需要比较自由的语言媒体，都有强大的叙事传统作为基础，其本身的发展规律又往往是从对现实客观世界的描写逐渐转入对人物内心世界的刻划……其他戏剧、诗歌等文类也都可以在不同的文学体系中找到发展的共同规律。这些共同规律和划分文类的标准以及各种文类发展的不同途径等等也构成了一种可比性。关于文类的比较研究被称为文类学。
关于文学发展历史的比较研究是一门最近才兴盛起来的学问。例如关于大型诗文集的编排，西方多是编年序列，以时间为序，或以篇名的第一个字母为序。中国的诗文集则大致按文体区分。日本的《古今和歌集》又别具一格：描写自然的诗按春夏秋冬四季排列，描写爱情的诗则按爱情体验的发展顺序排列。东西方，关于文学发展历史的记载也有不同方式。西方文学史很多是根据“时期”或“文学运动”来划分。中国则多半根据“朝代”，“文体”和“流派”。探索这些差异的原因，比较其优劣，发挥其特长将是很有意义的工作。文学史的比较研究与主题学的结合也是一种很有趣的现象。例如杨贵妃的故事从《长恨歌》到《梧桐雨》，到《长生殿》；王昭君的故事从《汉书》的片断记载到《汉宫秋》到《双凤奇缘》到郭沫若的《三个叛逆的女性》；潘金莲的故事从《金瓶梅》、《水浒》发展到五四时期欧阳予情的五幕剧《潘金莲》。这种同一主题的发展序列往往给我们提供文化、社会、思想风习变迁的丰富信息。在欧美文学中也能找到很多这样的发展系列。例如浮士德的故事，从德国民间传说《浮士德博士》到拉丁文的《浮士德博士的一生》到马洛的《浮士德博士的悲剧》以至歌德的诗剧《浮士德》和托马斯·曼的长篇小说《浮士德博士——由一位友人讲述的德国作曲家阿德里安·弗来金的一生》；盗火的故事，从希腊神话中的普罗米修斯到埃斯库罗斯的《被缚的普罗米修斯》到歌德的《普罗米修斯》以至雪莱的《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显然，这许多作品构成的不同系列各有自己的革新和承传，东方和西方关于这种革新和承传的过程都有哪些共同点和不同点也是比较文学研究的问题。
由于以上关于文学内容、形式、发展过程的比较研究，比较文学越来越向理论方面发展。正如厄尔·迈纳所说：“近十五年间最引人注目的进展是把文学理论作为专题纳入比较文学的范畴。”③这是因为前面谈到的，人类知识正在趋于综合，过去文学研究孤立、割裂、封闭的局面正在被综合、联系的趋势所代替。人们越来越感到文学是属于世界的，离开了对于不同文学体系的综合考察，许多文学问题就难于得到圆满的解释。文学理论家们已经不满足于他们的理论只能解释某种文学体系，而是希望它既能解释西方文学，也能解释东方文学。一九八二年在美国夏威夷召开了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国际会议，主要内容就是探讨用结构主义、叙述学、精神分析学、接受美学、解结构主义等西方文艺理论解释中国现代文学的可能性。许多学者正在探索可以解释各民族文学基本理论问题的文学理论架构。例如美国文学批评家阿布拉姆斯在他的名著《镜与灯》中提出艺术四要素的理论，即作家、作品、世界和读者。他把这种理论归纳为一个简单的三角形：他认为这个图形可以概括所有文学批评理论：或强调作品反映客观世界，或强调作品如何表现了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心灵特征，或强调作品对读者的教育意义和认识意义，或把这一切都视为文学的外延分析而只注重作品本身。另一位美国学者唐纳德·A·吉布斯写了《阿布拉姆斯艺术四要素与中国古代文论》一文，试图将中国传统文学批评理论也纳入阿布拉姆斯的架构之中。美国加州大学叶维廉教授在探索建立一套足以概括中西文学理论的架构方面也作了许多很有意义的工作，他在《<比较文学丛书>总序》中，除阿布拉姆斯的四要素之外，又加入了语言(包括文化历史)作为第五个要素。语言是作者借以表达思想，作品借以形成，读者借以了解作品的重要环节。他根据不同文学理论对这五种要素的不同导向与偏重，归纳出六种主要文学理论。他的新著《比较诗学——理论架构的探讨》在这方面获得了可喜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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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综合的趋势不仅表现于文学架构的探索，也表现于文学思潮和文学运动的综合研究。例如浪漫主义这一世界性文学现象，作为表现方法来说很早就存在于不同文学体系之中。例如屈原、李白都曾运用这种方法来进行创作，使他们的作品获得了独特的艺术成就。五四时期，浪漫主义又作为一种特定的欧洲文艺思潮进入中国，影响了鲁迅、郭沫若、郁达夫一代作家。如果不了解中国文学中固有的浪漫主义方法，也不了解五四以来浪漫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对浪漫主义的研究就不可能是完整的。
上面所说的综合，不仅表现为类同和汇通的研究，也表现为对于殊异和差别的追索。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要真正了解一个文学体系的特点，必须从一个外在的立足点，有其他文学体系作为参照系统才有可能。而且，越是不同的文学体系，越能辉映出彼此的特色。过去，人们总认为全然不同的东西方文学根本没有可比性。近来，这种观念已根本改变。例如美国学者厄尔·迈纳，就曾以东西方比较文学的发展和重视理论研究作为同等重要的两大特色来讨论十五年来的比较文学。在世界文学的背景上参照他种文学体系来研究某一文学体系的特点是比较文学的重要内容，与此相关联的，无论从西方人的观点来看东方文学，或从东方人的观点来看西方文学，或用西方文艺理论来探讨东方文学现象，或以东方文艺理论来探讨西方文学现象都会开拓文学研究领域，得出有意思的结论。美国斯坦福大学比较文学教授刘若愚的专著《中国文学理论》可以说是在世界文学背景上研究中国文学理论的集大成的著作。全书分导论、形上理论、决定理论与表现理论、技巧理论、审美理论、实用理论、相互影响与综合七章，既用西方文学理论整理和解释了中国传统文学理论，又用中国传统文学理论丰富了世界文学理论的宝藏。
综合，也包含在新的基础上，在新的领域内，有关各种文学体系之间的相互影响和渗透，以及某种文学体系的迁移和流播的综合研究。正如法国作家罗曼·罗兰所说：“我们现在谁也离不开谁，是其他民族的思想培育了我们的才智……不论我们知道不知道，不论我们愿意不愿意，我们都是世界公民……印度、中国和日本的文化成了我们的思想源泉，而我们的思想又哺育着现代的印度、中国和日本。”④事实正是如此，一九二三年柏林就出版过德国人利奇温的专著《十八世纪中国与欧洲文化的接触》⑤，四十年代又出版了陈铨所写的《中国纯文学对德国文学的影响》。关于中国古典诗歌对美国现代派诗歌的影响也出现过许多文章。目前，研究中国文化对世界文学影响的文章越来越多。另一方面，要研究中国文学，不了解外国文化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也是不全面的。魏晋时期佛教传入中国，是唐代文学繁荣的明显诱因。五四时期，西方民主与科学思潮的传入是中国现代文学产生的重要契机。三十年代马克思主义和苏联文学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决定了中国左翼文学几十年的动向。特别是五四时期，如此众多的世界文化思潮大量涌入，与具有几千年历史的中国古老文明发生撞击，作为一个众多文化相互影响、冲突、排斥、吸收、改造、变形的范例，在世界文化史上亦属不可多得。事实上，世界四大文化体系，中国、印度、阿拉伯都出现在亚洲，关于亚洲各文化体系的相互影响却是当前世界比较文学研究的薄弱环节。最近法国学者C.沙梦编著的《中国传统小说在亚洲》⑥可以说是一个很好的开端。
当然，综合还包含文学与其他人类思维形式，如自然科学与其他社会科学和艺术形式之间的比较综合研究。美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艾德治曾强调“比较文学最简单的定义可以解释为通过一个以上的民族文学的视野来研究文学现象，或者研究文学与其他知识间的关系”⑦。目前，所谓“科际整合”(Interdisciplinary)已经成为比较文学这一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如美国学者库勒在他的《符号的追寻》一书中所呼吁的，必须突破文学研究闭关自守的状况，必须沟通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心理学、哲学、语言学等的界限，这样，就可以为文学研究输入新的生命。他强调文艺理论在与其他学科的比较研究中发展正是目前比较文学发展的关键。我国文艺界正在探索将自然科学领域中的一些新观念(如耗散结构、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等)运用于文学研究的可能性，这种探索的做法恰与库勒的呼吁相合。当然，文学与社会学(文艺社会学)，文学与心理学(文艺心理学)，文学与思想哲学(艺术哲学)的关系，以及文学与其他艺术形式的交相阐发更是急待开展的重要课题。
最后，作为各种文学体系相互沟通的手段，翻译的研究自然也是比较文学不可或缺的内容。
从以上的讨论可以看到比较文学虽是一门新兴的学科，但已形成自己独立而广阔的学科领域。不可否认在比较文学的发展过程中，各种辩难和挑战不断出现，常常可以听到“比较文学危机”的警报。这些辩难和挑战最普遍的无非是：一、比较文学研究的也是文学史现象，属于文学史研究范围，并无必要成立专门学科；二、比较文学带有很大的主观随意性，往往摘取两个作品任意比较，这种通过单独个例得出的结论不可能说明规律；三、比较文学往往依赖于民俗学、文化史、社会学、心理学的研究，不能集中于文学本文分析，不是从“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学”的“文学性”出发，因此不是纯粹的文学研究；四、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还缺乏独立的方法论体系；五、比较文学这个名称名不符实，不能概括比较文学的实际内容。如果我们同意以上关于比较文学实际内容的讨论，第一、二个问题不难迎刃而解。实际上，正如日本比较文学学者田上丰一郎所说：“比较文学家的工作是以普通文学史家工作的终点为自己的起点的。”⑦显然，比较文学的精髓恰恰不是个别作品的随意比较而是过程和规律的寻求。关于第三个问题，我们认为美国新批评派强调文学本文的细读分析，注重“文学性”的发掘，在文学研究史上起过不可磨灭的历史作用，但在目前这个综合的时代，仍然企图把文学研究禁锢于文学本身而摒除文学与其他学科的联系，这是无法做到的。社会文化学派、接受美学、读者反映理论的兴起都说明了这一点。至于方法论体系的问题，任何学科都不可能在形成之初就具备系统的方法论体系。随着比较文学学科的成熟，这样的体系肯定会逐步建立起来。最后，关于比较文学名不符实的问题，那倒是确实的。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到，有些比较文学的内容并无“比较”的意蕴，例如对于文艺理论架构的探寻；有的比较文学内容又不是单纯的文学问题，例如“科际整合”的各个方面。但是，“名”只是一个符号，只要对内容有切实的了解，符号的确切与否其实并不是最重要的问题。
总之，我们正面临一个综合、联系、交流的时代。中国正在走向世界，比较文学正是我国文学走向世界的重要途径。我国辉煌的古代和当代文学应该真正成为世界文学宝库中的灿烂瑰宝而为世界人民所共享；我国历史悠久、内容丰富的传统文学理论应该成为世界正在寻求的文学理论综合架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任何新的文学理论如果不能解释瑰丽多采的中国文学现象就应该说是跛脚的。要做到这一切，就必须通过比较与世界沟通，在比较中研究我国文学与他国文学的殊异和类同，以世界所能接受的方式呈现自己。
从我国文学本身的发展来说，开展比较文学研究也是当务之急。经过长期的封闭与隔绝，我们特别需要以世界文学为背景，以他种文学为参照系统，重新估价自己，重新认识自己。我国文学理论将在这种重新估价和认识中完成重大突破，走向更高阶段。如前所述，我国现代文学发展的历史就是对世界各种文学比较、选择、吸收、改造，从而丰富自己的历史。正确理解和总结我国文学与外国文学的关系，找到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的结合点，对于开拓我国文学视野，指导今天的创作都会有很大帮助。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各兄弟民族都曾创造了自己独特的文学，如蒙族、藏族的宏伟史诗，纳西族、苗族的神话传说等。进行各民族文学的比较研究不仅能促进兄弟民族之间的相互了解，而且可以总结出各种民族文学的特色及其相互影响、融合而仍保持其独立完整的规律。我国又是一个侨民众多的国家。华侨在许多国家仍然保持自己的语言和文化，也有自己的文学。如马来西亚的“马华文学”，新加坡的“新华文学”，美国的“美华文学”。这类文学往往反映出中国文化与他国文化接触最前哨的种种动态，是研究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的极好标本。另外，我国地处亚洲中部，与阿拉伯、波斯、印度、日本、朝鲜和东南亚都曾有过历史悠久的交往，在文学的相互关系方面也都有很值得追寻的历史踪迹。
无论是我国各族人民文学的比较研究、海外华人文学的研究和东方各地区比较文学的研究，目前都还是一片未开垦的处女地。我们诚挚地希望，中国比较文学将逐步填补这些空白，为世界比较文学作出自己独特的贡献。
一九八五年六月于深圳大学
① 基亚：《比较文学》，颜保译，北京大学出版社版，第4页。
② 卡雷：《比较文学》序。
③ 厄尔·迈纳：《比较诗学：比较文学理论和方法论上的几个课题》，见《中国比较文学》一九八四年，第249页。
④ 转引自北京大学《比较文学译文集》第161页。
⑤ 朱杰勤译，一九六二年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
⑥ 已由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翻译，近期即将出版。
⑦ 欧文·艾德治：《比较文学：内容与方法》，一九六九年伊利诺斯大学出版。
⑧ 田上丰一郎：《比较文学论要》，译文见刘介民编《比较文学译文选》。
乐黛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