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小说描写从三十年代初一·二八淞沪抗战到四十年代初苏德战争这十年间中国社会的面貌。从现代史上说，这十年正是中华民族争取民主进步，反抗法西斯的生死存亡的十年。作者认为，在这场伟大的民族革命的战火中，“对于各样的角落、各样的斗争、各样的人生的检讨，是我们今天应做的工作之一。”正是抱着这种全面“检讨”的严肃的批判态度，才使这部小说具有如此巨大的思想力和对现实生活的承载力；才具有如此强烈的历史感和真切的现实感。在现代文学史的视觉中，这是一部不可忽视的重要作品。
诚然，在各种各样的“角落”、“斗争”和“人生”中，青年知识分子的生活、思想和他们在这伟大时代所走的道路，是作者注意的中心。早在“五四”时期，鲁迅就通过子君、吕纬甫、魏连殳的悲剧形象，提出了知识分子的道路问题，在以后茅盾、巴金、丁玲等的小说和曹禺的戏剧中得到一系列的表现。而路翎创造的蒋少祖这个形象与此不同的是，他是以三、四十年代中国民族战争尖锐激烈的时代为自己行动的环境的。客观上他把《伤逝》、《家》的主人公们的生活终点作为自己的起点。作者通过蒋少祖的形象深刻地总结了“五四”以来一类知识分子的道路：个性的解放如果不与广大人民的命运联系在一起，那必然要走向迷茫，走向反面。作者通过蒋少祖的形象完成了他在创作开始时要“结束一下过去”的总体构想。对这一类知识分子的“过去”作了一次沉痛的“凭吊”。
如果说这种凭吊是一种批判，一种否定的话，那么作者更把他的巨大的希望和热烈的同情寄托在蒋家小儿子蒋纯祖的身上。蒋纯祖是在民族的危难和封建家庭的崩溃中成长起来的新一代的知识青年。民族的战火使他从一个钟鸣鼎食的封建世家弟子走向民间。毫无疑问，蒋纯祖所走的道路是带着个人英雄主义色彩的。作者写出了一个既向现实的封建主义和教条主义搏战，又有着个人主义“自发力量”的青年知识分子的形象。这正是小说被攻击得最猛烈的地方。现在，我们无须再来争论蒋纯祖的道路是否正确，历史已经作出了结论，而且在作者的艺术构思中，让这个寄予了全部的同情和希望的人物，最后在现实中悲惨地死去，作者否定个人主义道路的倾向已经通过小说的情节“自然而然地流露”了。关键的问题是，蒋纯祖这个形象无论在当时还是在今天都给人一种奋发的精神，一股燃烧的力量。作者始终在进行他的人生的探索和追求。这种追求一方面要经历跟现实的封建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最严酷的斗争；另一方面，又要与自身的个人主义和各种知识分子的性格弱点作艰苦的斗争。这内外的夹击，使他经历着由这个社会加诸给时代青年的“苦难的历程”，但是他并没有象蒋少祖那样退缩而走向复古，他在向前突进。作者在蒋纯祖身上吃惊地发现了那种对人生的执着，对理想的追求，对爱情的坚贞所升华出来的忠实和勇敢。作者认为，这正是四十年代在黑暗的国统区的人们最可宝贵的品质和人格。人格力量也就是人的力量。小说对忠实和勇敢这种品质和人格的歌颂，也就是对人的歌颂。这种歌颂使得小说超越了作品所描写的四十年代而产生了更高层次的审美意义。在现代文学史上，四十年代国统区出现过面对黑暗的社会现实，提倡人的“主观战斗精神”，发扬“人格的力量”的文学流派，而路翎正是感受这种文学思潮的影响，把忠实和勇敢当作“人格的力量”来歌颂，但是这种文学思潮既然是因为找不到现实的力量而转向心灵的一种表现，因此，作品也过高地估计了“人格力量”的作用。须知，单纯地依靠这种力量是无法与黑暗的时代抗衡的。这种理想主义的歌颂，只能削弱作品的思想力量。
从蒋少祖到蒋纯祖这两个形象身上，我们看到的是在这方生与未死的新旧交替的动荡时代，一代旧知识分子的终结和一代新知识分子的新生。即使这新的一代，也决不是一步登天，它带着自身的弱点，它注定在今后的几年、几十年中，还要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经历他们的炼狱生活。这是历史所证明了的，而这两代知识分子的足迹，在小说中鲜明地显现在我们面前。
现在我们可以相信，《财主底儿女们》是会得到公正评价的。但它的曾经长期被误解，是否也启示我们：现代文学是一个丰富的宝库，对此，由于种种的原因，我们是否还有许多作品根本没有读懂？
(《财主底儿女们》(上下)，路翎著，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八五年三月第一版，5.15元)
品书录
夏锦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