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有些专家看来，一本著作的生动性、可读性同学术性、深刻性是矛盾的，两者不能兼顾。似乎学术性强的读物，文字就应当艰深，读者就应当稀少。我认为这是一种偏见，对广大读者说来，则是一种误解。读完《诸葛亮新传》，读者不会否认这本书总的来说是写得生动的，同时也不会否认这本书在学术上花了大功夫。只要翻阅卷末所附的五百多条详实有据的注释和考证，就可证明此言不虚。而且，作者对诸葛亮的思想属性(法家？儒家？道家？)还提出自己独特的见解。按照以往“学术著作”的要求，“加强”这本书的“学术性”是容易的，只要把引文大段引入正文就可以了。但要深入浅出地表述大量史料反映出来的这个历史人物的本来面目，就不是那么轻而易举的了。更何况，《新传》在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差异性的考证上，即《三国演义》和历史上诸葛亮的差别上，作者还作了那么多令人信服的论证。
作为一种新的尝试，《新传》也有它的不足之处。首先，全书的写作风格不太一致。大部分章节是叙述式，但也有些章节，如第七章中“科教严明”、“治军”两节和第九章、第十章的某些部分，基本上是论文式的写法。如何把“叙”和“评”有机地结合起来，作者作了努力，但做得不够妥帖。其次，单纯叙述式的历史人物传记，不易爆发思想的火花。《新传》大部分是事实的表述，哲理的启示尚嫌不够，发人深思的思想性的语言不是很多，这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这本书的思想价值。思想的提炼与概括，哲理的启示，要比单纯的叙述艰难得多。它需要作者高度的理论修养和思想水平。《贝多芬传》所以赢得世界性的声誉，首先不是因为罗曼·罗兰多采的文笔(这当然也是一个重要原因)，而是因为他用艺术性的哲理的语言深刻展示了贝多芬伟大而坎坷的一生。这不是我们对作者的苛求，而是反映了读者热切的希望。第三，一般说来，作者写一个历史人物，很容易产生对传主的偏爱，对他怀有特殊的感情，把他写得好之又好。而在事实上，任何一个伟大人物都有他的时代、阶级、性格、思想上的局限性，没有纯粹的完人。《新传》这方面的缺点是明显的。对中国历史上这样一个有重大影响的历史人物，我们不能以偏概全，但也不能以全遮偏，而应当尽可能实事求是地恢复其本来面目，这才是公正地对待古人，才能正确地启示今人。
(《诸葛亮新传》，章映阁著，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四年九月第一版，1.0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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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修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