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在回忆录里曾接下去写他进了商务印书馆编译所，被分配在英文部工作，月薪二十四元，是“编译”一级最低的工资。过了一个多月，他因见到新发行的《辞源》，就给“总经理张元济”写了一封二百多字的短信，简要提出对此书的意见和建议。当晚他听说这封信已被批交辞典部同事看后送请编译所长核办。果然，次日上午，高梦旦约了茅盾谈话，说“总经理”同他商量过，茅盾在英文部用非其材，随着便调整了他的工作。到年底，也就是茅盾在商务印书馆工作刚满五个月，发薪时给他附来一个通知：自下年正月起，每月薪水改为三十元。——尽管增加的只不过六元钱，职务并没有变化，但大家明白，那已是破格的奖励。
茅盾初进商务印书馆的这一节遭际，很使人难忘。作者在写“引子”的时候，恐怕也是想到了的。只是他不去复述这个故事，却另外写道：张元济自己办事，效率极高，他讲究科学管理，健全制度，实行改革，“而根本问题在于用人。”这样的叙论，是高屋建瓴。改革声中读此书，人们关心的正是张元济这个近代出版家经营擘画的经纬，尤盼拈出这样的“根本问题”来加以寻究。传记岂能只是轶事的汇编，掌故的掇拾？
但是，“在用人问题上，张先生与商务经理部分的某些人是有争议的。”
商务不是张元济独资经营的企业，他不能独行己意。茅盾大概因为只是“最低一级的编译”，这才使张元济能够立即决断、迅予拔擢吧。把每月工资从二十四元提到三十元也许就是张元济行使权力的限度。我不禁想起茅盾回忆录里另外的一节话：“商务印书馆是个‘怪’物，一方面似乎搜罗人才，多出有用的书籍，而另一方面却是个变相的官场，处处讲资格，讲人情，‘帮派’壁垒森严。”这是否是一个信息，说明张元济作为商务主持人之一，有时候居于少数，碰了壁，枉抛心力，不得不妥协退让？
在本书第二章中讲到张元济与商务另外几位元老在用人行政上的凿枘，其中有一个高凤池。这里可以附带说明一下，茅盾在回忆录里把张元济在商务当时的职务说做是总经理，应据此书更正为“经理兼编译所长”，而总经理则是高凤池。
在用人上，高凤池讲究论资排辈，主张用老人，用平素相识的人，认为张元济“裁汰冗老、推陈出新”的方针势必“得罪旧人，旧人皆将寒心”；张元济反驳说：“若必以其旧而仍留之于公司，且不能易其地位，是以人为重而公司为轻”，又说，要是公司总是保持老旧无能者的地位，“新进之辈必将灰心”，“其害于公司者，什伯于旧人之寒心”。
这些当然不是“空对空”的学究式纯理论探讨，而是进退有名有姓人员的争议，可惜书中没有多作实质性的交待，遂使读者止于点头称叹张元济的深心卓见，而不能象听茅盾讲述他自己受到破格奖励时那般情思翻腾。包括茅盾在内的大批英杰之士终于离商务而他去，在商务说来，毕竟是一个失败。
本书分四个章节：一，“家世和生平”；二，“近代出版事业的开拓者”；三，“从戊戌新文化运动到‘五四’前后”；四，“整理出版古籍的丰硕成果”。前三章合计约四万字，最后一章则写了六万字。作者在前言中说：“三十年代初追随(张)先生校史，谆谆训诲，记忆犹新”。揣想全书详略轻重的安排，当与作者上述自叙的经历有关。书中总结张元济整理出版古籍的成就，自在于示人以周行，但不能不因之引起读者一点感慨，觉得张元济毕竟是从总揽全局而转向独率偏师了，从而这本书也遂让读者更多地向往于张先生的学问操守，它对创业者身危情苦震撼人心的战斗历程缺少棱角分明的刻画，不免削减了现实的借鉴价值。
张先生的事功业绩与商务不可分，他的道德文章正要从这个事业中见出。在张元济的姓名之前冠以“现代出版家”来结撰他的传记，我以为是很恰当的。出版工作者年年编发那么多书刊，独于他们自己的书却如此其仅见，这一本可说是前行的足迹，大辂椎轮，作始也简，但我们不能不有跫然空谷之喜。
(《近代出版家张元济》，王绍曾著，商务印书馆一九八四年十一月第一版，0.73元)
品书录
谷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