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漆黑的夜晚，沉重的坦克履带碾过了布拉格的街道。也许是偶然的巧合，其时奥塔·锡克正在国外访问。然而，从此他却再也不能返回他的祖国了。作为凝聚了他全部心血的社会主义经济改革事业，不能继续下去，这固然是时也，命也，但世界上却因此而幸存一位杰出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家，幸耶，不幸耶？
曲折的改革
奥塔·锡克(Ota Sik)一九一九年生于捷克的普里森市。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一家电器工厂工作时英勇地参加了抵抗运动。一九四○年他被德国占领军逮捕关入了集中营，大战结束后始获释放。一九四七年至一九五二年，锡克在布拉格政治社会科学大学学习，毕业之后，担任捷共中央党校教授，一直到一九五八年。
这期间，捷克斯洛伐克的社会经济发生了一次重大的变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捷克是一个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是世界上十个最先进的工业国之一。战前的经济水平(工业总产值和人均生活水平)同法国接近。战后，经过一九四六——一九四八年的两年计划，经济恢复很快，基本上达到了战前的水平。一九五○年，由于种种原因(尤其是政治上的原因)，它被迫完全采用了当时盛行的“计划经济体制”。经过一个很短的维持期间，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病越来越显露出来，捷克经济遇到了严重的效率问题。至一九五六年，对外贸易已不能保持平衡，产品成本高，资源消耗大，积累日益减少，经济增长越来越慢。
捷共决定进行一场经济改革。一九五六年，正是东欧经济改革的第一个高峰年。但是，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人们都没有勇气彻底改变旧的计划经济体制。当时的经济改革的主要措施是：(1)取消总产值指标，规定了提高劳动生产率等指标；(2)企业有一部分利润提成，可直接用于投资；(3)企业在完成计划指标后可得到奖励或增加职工工资。这种改革没有跳出旧的框框，是不彻底的。一方面想用奖金来刺激企业提高效率，另一方面却全部保留指令性计划使企业不能不按旧的方向生产；一方面取消了总产值指标，另一方面新的指标中又隐含了老指标的成分。这种换汤不换药的改革当然不可能取得切实的效果，到一九六0年，总产值虽然有所增加，但经济效率却继续下降。
从一九六○年开始，重新实行权力集中，旧体制又回来了。
改革的反复，使捷克一批年轻的经济学家开始深入地研究社会主义经济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奥塔·锡克就是这批思考者中的一员。他们开始认识到，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阐述的经济理论同社会主义的实践存在着很大的矛盾。改革的失败，原因不在于企业自主权的扩大，而在于没有跳出旧框框。奥塔·锡克坚信，只有抛弃旧的计划体制，进行彻底的改革，才能真正找到出路。
一九六二年，奥塔·锡克出任捷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出版了《经济一利益一政治》一书，同时当选为捷共中央委员。这一年，捷克遇到了严重的经济危机。一九六○——一九六五年的五年计划连一半也未能完成，供应短缺，通货膨胀，劳动生产率连年下降。战后，捷克的国民生产总值一直是上升的，但到一九六二年，开始急剧下降。一九六三年，捷克爆发了一场政治经济危机，政府不得不组织经济改革委员会，进行第二次经济改革。奥塔·锡克担任了这个委员会的领导人。
一九六四年，捷经济几乎处于崩溃的边缘。奥塔·锡克——被西方人士称为捷经济改革的“设计师”，他领导的经济改革委员会提出了经济改革的方案：(1)用方向性计划取代指令性计划，企业对生产和投资有更大的决定权；(2)逐步向市场机制过渡；(3)企业职工的收入必须同市场上实现的经济效果发生联系。同时，除某些关键性的企业和产品之外，一般的经济活动由企业自行决策。在利润总额中投资和分红的比例由计划规定，但投资的具体使用则由企业自行掌握。同年，奥塔·锡克撰写了《论社会主义的商品关系问题》一书，该书的修订本更名为《社会主义的计划和市场》，从理论上论证了他的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模式。
然而，锡克的思想却遭到压制。经济改革的方案被推迟到一九六六年实行，先在十几个企业中进行试点。同时经济改革的领导权从经济改革委员会转移到国家计委。所有这些，都严重阻碍了经济改革的进行。一九六七年底，捷克爆发了更加深刻的政治经济危机。一九六八年一月五日，杜布切克出任捷共中央第一书记。一九六八年四月五日，捷共中央全会通过了著名的《行动纲领》，这份长达六十三页的文件全盘端出了捷克经济和政治的改革方案，这是一份完整的全面开展体制改革的宣言书。奥塔·锡克是《行动纲领》的主要起草人之一。当时他担任主管经济工作的副总理。
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的道路是如此曲折，如此艰巨，当改革刚刚给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展示了辉煌的前景，外力的干涉却中断了这场改革的进程，奥塔·锡克被迫滞留国外。但他既未改变自己的信仰，始终表示自己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也没有终止自己的思考。他进一步论证了他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这些研究成果集中在他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经济》一书中。目前，他在瑞士圣·加仑经济社会大学担任比较经济学教授。
利益：市场机制的必然性
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引入市场机制的必要性这一问题，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一个重要的问题。在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之前，人们曾经预言，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消灭，商品货币关系也将消失。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在西方爆发过一场所谓“社会主义大论战”。奥地利经济学家米塞斯、哈耶克等认为，集权式的社会主义经济，没有商品市场，缺少价格和竞争，国家计划机构不可能计算出所有产品的“价值”和成本，因而无法合理地配置经济资源。波兰经济学家奥·兰格针锋相对地提出著名的“兰格模式”，在这一模式中，中央计委靠规定一切产品和劳务的价格，包括资本的利息率，来模拟完全竞争的市场。以后，哈耶克从信息结构负担过重的角度批评了兰格模式，指出求解一个数以千计或更多的联立方程体系(帕累托—巴龙纳方程)在实践上是没有意义的。这场大论战第一次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中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但是由于它是在西方进行的，因而并未对苏联式经济体制的形成产生影响。
苏联建国后不久，人们便认识到，要排除市场机制是不可能的。然而，在认识上却把原因归结于大量小生产的存在，特别是农业中的小生产的存在。在农业全面集体化之后，情况表明，市场机制仍必须保持下去。斯大林从集体生产的存在(特别是在农业中)来论证这种必然性。斯大林去世以后，人们又认识到国营企业之间也存在着商品货币关系。所有这些理论都有一个通病，就是认为市场机制的存在是社会主义经济不成熟的反映，是生产力水平不高的表现，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因此，这些理论不但不能真正说明社会主义经济中存在市场机制的客观必然性，而且在客观上维护了计划体制中行政管理的合理性，压制了市场机制并使之徒具形式。
五十年代末，控制论和电子计算机在经济上的应用受到重视。苏联开始在经济管理中大规模使用计算机收集、加工、处理经济信息。同时，出现了不少计划体制的改良化和完善化的理论。兰格在他生前写的最后一篇文章《计算机和市场》中回答了哈耶克等人三十年前的驳难，他写道：“如果今天我重写我的论文，我的任务可能简单得多。……让我们把联立方程放进一架电子计算机，我们将在一秒钟内得到它们的解。”(奥·兰格：《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中译本第183页)
奥塔·锡克在从事经济改革的过程中，亲身感受到这些理论的危害。他指出，社会主义经济不能没有市场机制。这里首先是信息问题，但更重要、更根本的则是利益矛盾问题。
在《经济—利益—政治》一书中，锡克奠定了利益在经济活动中的地位，“人们的需要和利益是经济活动的最主要的、最直接的和客观决定的动力。”(第249页)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社会、集体、个人之间的利益是存在着矛盾的，这是不可抹杀的事实。锡克提醒人们注意这一点，在今天，对大多数人来说，劳动还没有成为人们的第一需要，劳动还只是谋生的手段，还存在着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之分。因此，人们必然要求在劳动量既定的情况下取得最大的收入，或者说在收入既定的情况下要尽可能减少劳动量。对于企业来说，同样也有这种利益问题。以往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片面强调社会主义社会成员的利益的一致性，并把这种一致性抬到不应有的高度。直到今天，我们仍有一些同志无视这一问题，一再强调什么厂长应该完全代表国家的利益等等，并呼吁他们这样做。这种做法终将被证明是徒劳无功。“每一种经济制度都要有与自身相适应的经济利益和刺激，以促进社会必要的劳动发展。一个社会如果只存在上层建筑刺激，……缺少真正的、直接的经济刺激，……那么，这一社会迟早必然垮台。”(《计划和市场》，第135页)奥塔·锡克认识到利益问题的核心作用，这是他超越前人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做出的突出贡献之一。锡克正是以此为出发点，来剖析高度集权模式的弊端，并论证社会主义社会中市场机制的必要性的。
在旧的体制下，计划机构、政府各部门曾经规定了各种各样的指标来动员企业的积极性。东欧和苏联进行的改革，无一例外都把目标放在刺激利润的增长上。但是，企业毕竟可以就具体的生产做出选择，它往往为完成计划指标而不惜牺牲消费者和社会的利益。电子计算机不能解决利益问题。如果企业为了自身的利益而提供了不真实的信息，电子计算机是无法进行判断的。在《民主的社会主义经济》一书中，锡克指出：“如果谁以为用效率日益提高的计算机系统和数学模式，就能制定更详细和更准确的计划，并能计算效率，从而可以克服今天‘社会主义’经济的困难，那么，他丝毫不了解利益问题。”锡克的分析批判了形形色色的计划体制的改良理论和完善理论。
只有通过市场机制才能促使社会、集体、个人之间的利益相互协调，才能从企业利益和社会利益的结合上促使具体决定生产发展的企业劳动者集体努力寻求最佳方案，迅速而灵活地变更生产结构以适应消费者不断变化的需要。市场机制可以促使形成不同的利润发展和利润率，作为各个企业取得不同成果的表现，从而促进竞争，增进经济效果；市场机制可以通过波动的平衡价格调节生产活动；市场机制可以有效地影响投资发展；市场机制可以促进创业活动；市场机制可以形成对企业的经济压力，直至在企业忽视社会所需要的生产发展的条件下使企业关闭。所有这些市场机制的积极作用都是不可能用现在的计划的任何改进来代替的。
但是，单单依靠市场机制并不能保证生产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而这一点必须同一种新的计划相联系。对这种新计划的认识是锡克流亡瑞士期间取得的新成果。
新的认识：宏观经济分配计划
这种新的计划，奥塔·锡克称之为“宏观经济分配计划”。宏观经济分配计划的必要性是由两个性质根本不同的不平衡所决定的。
这两个不平衡就是“宏观不平衡”和“微观不平衡”。所谓宏观不平衡，指的是由于收入分配的不平衡而引起的宏观经济领域内的失调，包括消费品的总供给和总需求不相协调、个人和社会消费发展同投资发展之间的不相协调、人的生活和环境条件同经济增长之间的不相协调……其中最重要的是全社会生产资料的总供给与生产资料的总需求不相协调，也即第I部类生产和第Ⅱ部类生产的不平衡。所谓微观不平衡，就是指在宏观平衡已经建立的前提下，各种具体产品的供给结构和需求结构不协调产生的不平衡，即在两大部类生产的关系协调的情况下，生产生产资料和消费品的部类内部，有些产品生产过剩，而有些产品与需求相比生产不足。这两种不平衡的性质是完全不同的，解决的方法也应不同。
微观的不平衡是可以通过市场机制解决的。如果有足够的库存，那么可以由库存来达到平衡，一些产品增加库存，一些产品则减少库存。如果某些产品的库存不足以满足需求，那么为了保持平衡就要提高价格，从而出现利润差别。生产者在利益的推动下，根据市场价格变动的信息，实现资金的转移和生产结构的改变，使供给结构和需求结构协调起来。那么宏观不平衡是不是也能通过市场机制得到解决呢？
奥塔·锡克指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永远不理解第I部类生产和第Ⅱ部类生产之间的联系，他们把这个问题同各部类内部的微观不平衡的问题混为一谈。微观不平衡可以由市场机制来解决，宏观不平衡则不一样了。如果国民收入的比例不协调，v(可变资本)的部分没有提高，m(剩余价值)的部分却大量增加，而m的大部分用于积累，那么就会导致第Ⅱ部类的生产过剩。因而会产生一系列的连锁反应：第Ⅱ部类的生产过剩会引起第I部类投资减少，第I部类投资减少也会引起第Ⅱ部类投资的减少，第I部类生产过剩由此更大；而且，第I部类生产过剩，就会缩减生产，裁减工人，因而对消费品需求又要减少，第Ⅱ部类的生产就会下降，然后又要裁减工人。如此连锁反应下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一向力图用市场机制去解决宏观紊乱问题，其结果自然是事与愿违。事实上，资本主义社会中国民收入中归工人所有的部分(v)同归资本家所有的部分(m)之间的宏观分配，是由两个敌对阶级的利益冲突所决定的，因此宏观分配不可能由社会预先计划，宏观不平衡经常发生，而且也不可能自发地加以调节，最后只有通过经济危机中生产力的破坏，才能强制地使两大部类重新恢复平衡。
传统的政治经济学理论认为，资本主义制度这种巨大的比例失调、宏观不平衡以及经济危机，只有靠取消市场机制，以指令性计划取代之才能克服。奥塔·锡克指出，这里存在着一个基本的逻辑错误：既然资本主义的危机是由国民收入分配的无计划性产生的，那么不从宏观分配的计划化着手，却想通过取消市场机制来解决问题，显然是头痛医脚，开错了药方。这样做的后果，不但使宏观经济的平衡不能通过控制实现，而且微观经济也搞得很死，这是现有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的通病。
新的药方是，在市场机制无法控制，或者市场机制能对经济发展进程起重大干扰作用的地方，实行宏观经济分配计划。
锡克的宏观经济分配计划主要包括以下内容：全部国民收入中分为积累和消费的比例，消费中分为个人消费和社会消费的比例，个人消费的水平以及工资标准等。这一计划体系不是指令性的，虽然有些参数(如税种、税率)是具有约束性的，但这种约束性不是针对个别企业的，而是所有企业都要执行的。实现这一计划体系的方法不是靠行政命令，而是靠一系列调节手段：
第一，工资水平和工资标准。工资增长的速度、工资总水平和工资标准由社会统一规定。如果一个企业赚了很多钱，可以提高本企业的工资标准，但要向社会交一笔特别税。
第二，税种和税率的规定。工资规定后，剩下的就是利润。利润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税；一部分是净利润，即税后利润。税种和税率是规定的，税后利润也相应地决定了。
第三，利润分红率的规定。净利润的一部分给职工分红，一部分用于再投资。
<SPS=1480>克模式的主要原则
根据上述理论分析，锡克提出了他著名的“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模式，这一模式的全部细节在《民主的社会主义经济》一书中展开，这里只能简单地叙述一下锡克模式的主要原则：
第一，客观经济分配计划，这是保证社会主义经济协调发展的关键。其主要内容上节已述。
第二，企业的独立性。企业是作为具有独立经济利益的商品生产者出现在市场上，它们根据市场上的价格情况自行作出生产和投资的决策，参加竞争。这里就有一个所有制的问题。传统的政治经济学把国家所有制看成是所有制的最高形式，并把国有化看成是社会主义经济走向成熟的表现。毫无疑问，国家所有制是与计划经济体制相联系的，随着那种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在理论和实践上的矛盾，这种观念也动摇了。五十年代初，南斯拉夫建立了自治社会主义的模式，从而奠定社会主义社会所有制的实践基础。之后，许多经济学家从理论上论证了社会所有制的客观必然性(例如爱·卡德尔、弗·布鲁斯、本·沃德等)。锡克在一九八一年访华期间说，他倾向于社会所有制，也即集体所有制。他指出，有的国家的经济之所以出现困难，其症结不在于社会所有制，而在于取消了宏观经济分配计划，排斥了社会对企业必要的干预。这一见解是切中肯要的。
第三，市场的完善化。毫无疑问，社会主义经济中必须引入真正的市场机制。但是绝不能照搬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中的市场机制。锡克指出，市场仍有很大的局限性：1.市场今天不是，过去也从来不是一个完善的市场，特别是在资本主义后期，它表现出由于垄断而造成的严重不平等的缺点；2.市场本身不能说明市场的未来发展，市场反映的只是在过去的生产和分配基础上出现的需求结构。对此，锡克提出市场机制完善化的两大对策：反垄断和加强市场透明度。锡克高度重视买方市场的重要性，指出这是市场机制发挥积极作用的一个必要条件，锡克设想了几种反垄断的措施。对于加强市场的透明度，锡克指出，社会主义企业的经营活动已不成为秘密，银行在社会簿记方面可以发挥更大作用，同时预测工作也应成为减少市场盲目性的一个重要手段。
作为理论模式，锡克的设想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是一致的，我们可以从中得到不少有益的启示，特别是关于企业独立性与所有制问题和宏观经济分配计划问题。一九七二年，锡克在西德出版了他著名的《第三条道路》一书。在这本书里，锡克指出，集中化的经济体制一个必然的后果是政治上的专制，仅仅从个人崇拜上找原因而不分析体制的内在弊病，是简单化的做法，无助于社会主义的健康发展。
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已经证明，没有凝固不变的社会主义模式。各国人民都将根据本国的国情和特点选择自己的道路，我们今天正在从事探索的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正是不同于资本主义也不同于以往那种大一统模式的社会主义的一种新模式。
社会主义的道路曲折而不平坦，但是，春天的希望永驻人间！
(《经济－利益－政治》，〔捷〕奥塔·锡克著，王福民、王成稼、沙吉才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九八四年五月第一版，1.50元；《社会主义的计划与市场》，〔捷〕奥塔·锡克著，王锡君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九八二年十月第一版，1.20元)
顾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