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的历史充满了中国同列强侵略者间的矛盾冲突和各种形式的交往。几乎每一个重大历史事件的发展过程，都有外国人插手其间，横加干涉，乃至发展为对抗。因此，在日本和欧美一些国家的公私档案及其他文献材料中，存有大量的足以说明中国近代历史事件另一面的内容，是中国所没有的。要全面研究中国近代史，清理其中的许多复杂关系，就不仅要掌握中国材料，同时也要掌握有关的外国资料，对事实作多方面的考察。如果只看中国材料，对外国材料一无所知，或所知甚少，认识就难免片面，甚至会作出不合事实的判断。在外国材料中，首先要注意的当然是政府和某些社会组织保存的文献资料，同时也不能忽视散见各处的私人档案资料。我们本来早该下决心派人出去做细致的收集工作，并尽可能翻译出版。这项工作要求有关的领导有眼光有魄力，做出全面规划，认真贯彻执行。此事所费无几，但是我们过去注意不够，尽管其他方面浪费很多，也没有在这方面付出一点小小费用，而且没有人认为这是应当抓紧去做的，所以至今仍然做得很少，很零碎。近年出国的人，往往既没有给他们收集史料的任务，也没有给他们收集史料的必要费用，当然，他们开阔了眼界，增长了知识，可借带回国的一般只是一点自己关心的问题的材料；而国内绝大多数历史研究者没有机会出国，加上语言文字的限制，广泛阅读和利用外国的有关史料仍旧难乎其难。在这种情况下，有选择地翻译出版一些象本书这类已经编辑成册的外国私人档案资料，就显得更为必要。
莫理循自一八九七年起作为《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辛亥革命后作为袁世凯和北洋政府的政治顾问，在中国活动了约二十年。这二十年中，正值甲午战后中国政治社会进入空前动荡和急遽变化的时期，列强对华的侵略活动，它们在中国和远东的角逐，也迅速加剧。活跃于中国政治中心的莫理循，是一个富有政治头脑，忠于英帝国主义利益，又善于刺取情报，活动能力很强，以致被他的上司誉为“具有最佳英国殖民者的特征”的人，这就使得他的往来函电和各种备忘录内容丰富，对了解这一时期中国历史很有帮助。
本书有很大部分的内容，是莫理循和《泰晤士报》领导以及其他外国人讨论列强在中国的利益、活动，以及列强对华政策的通信和备忘录。他们的观点大都具体而露骨，很少掩饰。阅读这些材料，会更真切地看到列强侵华活动的真实企图和多变的手法，从而有助于防止把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看得过分简单。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各种活动，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即从中国攫取更多的权利。他们的出发点不是某种抽象的原则，而是现实的利益。怎样对自己更有利就怎样干，这就是他们的原则。正因为这样，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的反动政府并非事事支持；对于中国的进步事物也不是一律反对。原因就在于有时候这种支持或反对被认为不符合他们侵华的利益；而他们的不支持、不反对当然也不是为了中国的利益。例如，从本书中可以看到，莫理循和他效忠的英帝国对袁世凯称帝就不以为然，这不是因为他们维护中国的民主制度，而是由于他们认定袁氏称帝会再次引起动乱和革命，并破坏英帝国主义在华的既得利益。此外，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也常常影响他们对华的具体立场和政策。因此，对列强在华活动需要作真切的了解和分析，显然比从概念出发更能令人信服地说明帝国主义侵略对中国进步所起的阻碍和破坏作用。
尽管莫理循对中国内部状况的观察和认识很不深入，有时还相当迟钝，但从这部文书集里仍然可以读到不少反映中国政治、社会情况的材料，其中还有若干关于辛亥革命、洪宪帝制、反袁斗争的很足以说明问题的第一手材料。如一九一一年十一月蔡廷干去武昌和革命军代表谈判归来向莫理循介绍谈判情况的记录；同年十一月七日严复阐述他对武昌起义和中国前途的看法的长信；一九一五年四月孔祥熙报告孙中山流亡日本的情况，并建议袁世凯召回孙中山以瓦解革命党的密信和备忘录；一九一六年六月一日蔡廷干叙述他在当天和已经病危的袁世凯对话的信件，以及记述端纳等人策动李纯武力统一全国的材料，等等。这些读来饶有兴味的材料，虽然不足以改变、但却可以丰富我们对有关历史事件和人物的认识。此外，本书还提供了很多有关国际关系的具体知识。这些知识对于了解当时列强侵华的形势和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也很有意义。
本书对于研究近代中国历史所具有的价值，是和编者骆惠敏先生的富有学术意义的工作分不开的。他为本书所写的详尽注释，为人们阅读和利用本书的材料提供了很大的方便。有的注释本身就是编者认真考察历史的成果。如编者在一个注中依据美国的有关档案资料指出，民国初年美国退出六国银行团，并非如时人和后来的史家所说是出于威尔逊总统的崇高理想，即所谓维护中国的主权，而是由于美国银行团鉴于当时美国金融市场的情况改变了主意。威尔逊不过应银行家们之请给他们提供一个借口罢了。做这样的注释，并非易事。骆惠敏先生的这种不辞辛苦的精神，是值得取法的。
一九八五年四月
(《莫理循文书集》即将由上海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
黎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