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学》一九八二年第四期曾介绍过格雷斯·佩莉的两个短篇小说，颇为中国读者所称道，但是在美国却很少人知道这位女作家还是个女权运动者。她在美国文坛上至今保持着短篇小说高手的称号。佩莉不是个多产作家，二十五年来只出版过三个短篇集：《男人们的小小烦恼》(一九五七)，《最后一分钟的巨变》(一九七四)和最近出版的《后半日》。她的小说一贯突出人物的性格和对形势的敏感性。在上述三部不大的集子中，仅仅包括四十五个短篇，而且在艺术上不一定都能誉为第一流，然而长期以来她之能保持最佳短篇小说作家的桂冠，只是由于她决不为写作而写作，非到了生活情趣横溢和憋不住心中的块垒非倾吐不可时，她才拿起笔来创作。于是笔下呈现的生活和真理既清新又明快，她善于抓住现实的严肃主题和愉悦的幽默素材，使之并列而相互辉映；使人读后如得橄榄味之隽永，苦中有甘，其乐无穷。
正如《最后一分钟的巨变》集所启示的，佩莉所写故事中的男人多半是“修正主义的共产者，修正主义的托洛斯基派，修正主义的犹太复国运动者和民主党登记的普通党员”。故事中的女主角多半是倾向于“某种斗争性的非战主义者”(这也是佩莉给自己的头衔)。她经常在格林威治文艺村的寓所里接待来访的反战者，拒赴越南参战分子，抗议核能备战和化学污染运动的成员。还有来找她的，是独力扶养子女成人，跟离了婚的男人同居，或是不得不另找新伴侣的妇女。
佩莉在新作《后半日》中就是写了这些登门造访的人。这些人大都是谈吐优雅而内心顽强的无政府主义者，他们时刻考虑的是“世界贸易中心的错误，南勃朗克斯文化区的败落，威廉斯堡广场(六十年代反暴运动的发源地)的怒火等等”，把这些作为“个人命运”来关心。
三十年来佩莉是个不折不扣的女权运动者，带头用准确的文艺手法描绘那些离了婚的年轻母亲，如何挣扎着克服生活中的重重困境和无望的前途。在《后半日》中，一位妇女说：“男人们有时慷慨给我一、二小时他们宝贵的时光来作为给我的酬劳，他们趁此倾吐衷情，谈谈他们为什么要离婚或实行分居，有时甚至还愿意让我给他们做顿晚餐。”妇人听着这一类男人的诉述，往往十分同情。佩莉笔下的男主角可说是没有十全十美的，却又允许他们为自己辩解。
综观佩莉三个集子中的人物，在前二集中经常出现的女主角菲丝和她的儿子们(理查德和安东尼)最为精彩。《后半日》十七篇故事中，菲丝出现在九篇中。新作之一《对古语的冥想》，历述菲丝在康尼岛上老人院中重见父母的凄楚景象，但经过菲丝和两个儿子的努力，转悲为喜，从而在思想感情上得到升华，菲丝母子三人欣然去海滨游乐。当时菲丝“透过噙在眼底的泪水，对当前的凄惨场合作了一番理智的辩护和观察”，然后对孩子们说，“先把我埋葬掉”。孩子们当然无法理解她，经过表白，原来菲丝要求孩子们在她有生之年允许做母亲的有充分“大小行动”的余地；孩子们明白过来后，几乎把年轻的母亲埋在沙丘里。可是她终究没有随便让她的孩子们或年迈的父母(到了这般年龄，老人已和孩子的脾性相仿，见了她往往刺刺不休，把她埋在种种怨诉之中)来摆布她的命运。至此，作者向读者们保证，有了菲丝这样的个性，她总能抵住家庭或社会浪潮的冲击，而保持一己的各种“大小行动”的余地。
《朋友们》中略述菲丝同两位女友去访问病危的女友萨利娜。读者能在此连续性的自述中看到女主角已年近四十八岁，老母已与世长辞，儿子理查德和安东尼均已成长。理查德秉承母志成了个激进派政治家，参加一个名为革命青年联盟的组织，随时听候巴黎总部的召唤。安东尼也已十八岁，却信奉“人类的优秀头脑和容貌将以自己的一代为绝顶”。垂死的萨利娜有个女儿叫爱贝，是这一代可爱的青年中横遭车祸、战争、吸毒和一切疯狂行径的牺牲品；姑娘好几年前就在一个遥远的城市里死去，萨利娜在孤独中回忆道：“菲丝，你知道吧，爱贝死去的那夜警察局打电话来通知我的事吗？那夜是我两年来提心吊胆的生活中，第一次放心睡着了。我至少知道她身在何处。”
父母为儿女年幼易遭灾殃而担心忧虑之情在佩莉的故事中比比皆是。她的作品之感人心腑多半归功于作者善于处理这种“孩子们遭到什么啦？”的焦急情绪。一篇题名为《焦急》的故事，历述菲丝看见有些孩子骑在父亲肩头上放学归来时，开始耽心自己的“孩子们很快就要做出抉择：是上天冒风险从事宇航科学，还是在地上发展庞大的汽车制造”。另一篇《路赛和艾迪》，描绘路赛的孙女刚开口学话，便抗议祖母把她拥抱得太紧，可是在祖母心中却只嫌疼之不够，因为她已看到这个社会的前景——花朵似的儿孙想挣脱前辈理想的摇篮，而不顾人们铺下的坚硬地面，将使他们摔得头破血流。
《昂贵的一瞬间》是篇崭新的题材——菲丝宴请一位刚从新中国访问归来的女友，可是她们最关切的话题却是如何培养后一代。交谈中引起菲丝的种种遐想，特别是长子理查德也许在政治上接受了母亲过多的影响，“万一历史的因素注入我儿的身上……即使是历史的偶然一瞬间，正值他的年龄获得这昂贵一瞬间的召唤……无论出自激情或自觉去充当一名爆炸手，他要摧毁那座荫蔽巧取豪夺和从事屠杀阴谋的军事大厦(不问这里是罪恶的渊薮，但却住着活生生的人)，爆炸手只能流放终身或长期潜藏地下，可能十余年后有幸再见一面，那又怎么办？这时做母亲的不免追悔自己没有教育好孩子，现在骨肉已不能见面相认了；当初何不培养他为一名有前途的经济学家，或是读完研究生，充当律师或医生都可以。这些职业同样可以干出成绩来支持那些受压迫遭灾难的生灵。”
自从一九五九年出版《男人们的小小烦恼》以后，佩莉沉默了十余年，读者以其才华出众，风格独特，都猜测她在酝酿一部大作品。孰知她忙于社会活动，极少执笔。即使到了一九七四年出版《最后一分钟的巨变》，人们从她口中所能探得的理由，也只是“文学创作耗时过久，而生命未免太短促。”又十年后的今日，她再次发表了一部出色的短篇小说集《后半日》。人们读着这本薄薄的集子，仍对她爱戴不尽，觉得十年期待不算长，能获得此硕果，期待多时也是值得的。因为她的为人和写作，读者们十分理解她，她的确不失为一位言行一致、终身以饱满的激情忠于生活和信仰的艺术家——女权运动，扶伤济贫，争取公民权利都是她斗争和写作的主题，得之匪易而写下来的，自然更为珍贵。她用言行和笔杆同时记录历史的发展和政治的前进对人类带来的巨大变化，即使读者不一定完全赞同或接受她笔下的人物，可是人们却深信不疑美国有这样的人和这样的事；她的小说既非自传亦非虚构，而是艺术对历史的记载。她的铭言是：“艺术长存，生命短促；一切写作，都是政治。”记者问她写作和政治上的打算，她笑而答曰：“只要我活着，我两样都能做。”
(Grace Pa1ey：Later the SameDay，Farrar，Strans Giroux，211，pp.)
(本文佩莉像，丁聪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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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