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权力机构 校董会是形式上的学校最高权力机构。从理论上讲校董会“有全权决定校务，制定教育方针，遴选校长及其他官员，任命教员并规定教职员纪律。”(R.Maciver：Academic Freedom in OurTime)但事实上校董会并没有这么大的人事权。它的最高职能是募集学校经费和举办各种庆典。除此而外，它还任命在群众中没有争议的教职员。不过就连这种任命也只是仪式性的，在任命书的开头总是：“校董会荣幸地确认对您的任命……”
校长是学校的最高行政长官，通常由校董会推荐或出广告招聘，然后由教职员酝酿选举，最后由校董会认可。一般来说，校长、副校长、各部门主任也只有形式上的人事权。他们各自的职权局限于制定学校教育方针和发展方向，负责招生和授与学位，确认各系提出的任免名单，有时还调解系际纠纷等等。从理论上讲他们是主管校务的上级领导，有指导权和仲裁权，但事实上他们一般不介入各系的系务，也不对各系的任免名单提出异议。当然如果出现了无法和解的争端，他们也须表示态度，做出选择，而这往往是艰难的选择。一九八三年布兰代斯大学外语系决定解聘一名年轻的西班牙语女教师，理由是该教师缺乏学术研究能力。这项解聘得到人事部主任认可后在学生中引起轩然大波。学生抗议说，该教师教学认真，平易近人，她写的西语教材已成为美国许多大学的西语教科书，不能说她学术上没有成绩。学生的抗议活动走出了校园，弄得波士顿地区满城风雨。校长为了挽回学校声誉出面否决了解聘决定。校长的这一举动固然受到学生的好评，但却在教职员中受到普遍的抨击，被指责为违背了学校的民主原则。次年校长被迫卸任。当然他一向和名誉校长、人事部主任等学校高层官员有磨擦，但擅自行使否决权也算作是他所谓破坏民主治校原则的一大劣迹。
政出何处？ 提出这个问题似乎很可笑。在标榜民主治校的美国高等院校里，个人在自己的办公范围内行使权力，重大的原则性问题经过群众评论，民主表决来决定，人事权力下放至系级，上级行政官员不涉足自己所不熟悉的下级业务领域，政府更不过问各高等院校的学术活动，这一系列的民主措施的确避免了不少官僚主义的弊端。在美国高校里，每个科系都有其独立的政策制定步骤，一般不受校方和政府的干扰。各科系有权制定和修正学生培养方向，学生考核标准，学生资助水平，指导教师制度，教师职责，直到教师的任免和提升。学校的分权政策赋予各科系以活力，使它们成为真正的独立实体。从这个角度上看，我们可以说美国的高等院校是“政从系出”。
许多美国学者都认为“政从系出”充分表现了美国的学术民主。同各系有独立的行政权相适应的是各教师有教学独立权。他们可以自拟课程，自选教材，自掌进度，自定考核标准，自选研究项目，系里的各项事务和规定也是由教师们自己决定的。理工科教师还可以自行和校外厂、矿、公司订立合同，利用社会上的资金自创实验室，自选研究生，自聘研究人员。所以严格说来，“政从系出”应当是“政从教师出”，“教师治校”。
在美国高等院校里，“教师治校”并不一定意味着教师民主治校。所谓“政从教师出”，有时实际上是政从个别教师出。特奥多·卡波罗和瑞斯·马克奇曾在他们的书中援引了一个教师的叙述：“系主任是个极权人物，他在这儿领导着一个专制王国。他只对终身教授负责，而这儿只有他一人是终身教授。我们这些年轻教授联合起来到院长那儿去反映行政的低效率、系级会议的不足和教育政策的模糊，我们甚至不清楚什么是毕业标准，因为他随意改变标准，把我们看成乌有。可是院长什么也管不了，而且什么都不想管。”卡波罗和马克奇解释道，在这里“系主任类似封建主”。
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有二：一则由于美国高校缺少固定的规章和法则，各科系内呈无政府状态。那些有权力欲又有组织能力的教授就得以掌管系务，笼络追随者，修改不成文的规定，发号施令，实行强人政治。二则因为美国教授有终身职和非终身职之分。终身职资深教授不仅没有被校方解聘的危险，而且有提名解聘非终身职教授的权力，这种区别使非终身职教授往往是年轻教授，自然而然地谨言慎行，甚至俯首听命于资深教授。这使资深教授有可能成为科系的决策人，而使非终身职教授成为他们的追随者。
由于美国高等院校政治的这种无统一领导、无统一规章的状态，系级政治呈现多样化形式。有的科系里只有一个终身职教授，或者有一个终身职资深教授以学术名气、个人魄力、政治手腕、上级关系压倒众人，这样的科系往往政出个人，实行垄断政治。也有的科系里有几个终身职资深教授各通一门，基本上能和睦相处，轮流坐庄，实行寡头政治。还有的科系政治属于自由竞争型，几个资深教授混战一团，争权夺利，或抢当系主任，或试图把自己的追随者推上系主任的宝座，以便利用职权保护和提拔自己的追随者，解聘站在对方一边的非终身职教授，打击对方指导的研究生，以削弱对方的势力。
教师的内部斗争在卡波罗和马克奇看来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教师就是要标新立异”。“学者从定义上说就是要互相争论的人。……打破象牙塔的平静的许多争执其实无非是两个执不同学术观点的人之间的争斗。”“尽管如此”，卡波罗和马克奇接着写道，“这些争论往往会变成有组织的。在所有的科系里都有小集团，而且这些小集团的构成总有些相似之处，譬如年轻的和年长的教师之争，教学型的和研究型的教师之争，搞概论的和搞专题的教师之争，保守派与自由派之争……”等等。它“使弱者很难生存”。
学术标准与校园政治 美国高等院校创建伊始还带有许多欧洲尤其是英国学院的传统，以对经典著作的熟谙程度为学术标准就是其中之一。早期的教授大都是神学家或者是受过神学教育的学者，因为当时高等院校的培养方向是博学的神职人员和有文化的统治阶层人士。随着现代科学的发展和市场经济的活跃，美国高等院校的学术标准越来越倾向于强调科学实验，实地研究和市场需求，这无疑是一场合理化革命。社会需求使边缘学科受到重视，新学科不断涌现，学校和社会有机地联系在一起，新的学术研究成果反之得以运用于改善社会生活。
这种学术商业化的倾向是对高校内的统一学术标准的严重挑战。在商品社会中，商品的价格取决于供求关系，求过于供，价格上涨；供过于求，价格下跌。由于学院的社会化和学术的商品化，学术标准势必会随供求关系上下浮动。
事实上在美国这种状况已经出现了。医疗卫生的普及，民事法厅的发展造成了医生和律师的相对短缺，一时间医学院和法学院的学生良莠不分，大都能毕业就职，社会上医生和律师的供不应求状况使医生和律师享受着高额报酬和社会尊敬，从而吸引了大量青年学生选择医学和法学道路，使这两个行业竞争激烈，许多优秀学生被拒之门外，许多学生因非学术原因而以学术理由被赶出校门。这种矛盾在博士生、尤其是文科博士生的培养方面表现得更为激烈，因为他们的培养方向一般是高等院校教师。六十年代以来，美国出生率下降，学生人数减少，教师有过剩之危。博士生毕业后势将成为在职教师的直接竞争对手，而在职教师又有取舍博士生的直接权力，这就使学术标准有可能成为政治斗争的武器。博士生往往需要设法取悦于教授，需要找政治实力强的资深教授做靠山，否则就有可能被当作教授间政争的替罪羊而被除名，其理由往往是该生没有达到“学术标准”，或“学术上无前途”。至于在没有统一考核标准的情况下什么是衡量学生的学术标准谁也说不清楚，因为学术标准除了随商品市场需要浮动外还在某种程度上以个别教授的好恶为绳。
衡量教授学术水平的标准通常强调的是教学和研究并重，而实际上是重研究和关系，轻教学。据阿·柯林施德统计，在美国高校教师中有百分之四十三是校友，百分之二十彼此有亲属关系。校友、朋友、亲戚占去了高校教师的五分之四，只有很少的位子留给职位竞争。(A.B.Hollngstiead：“Ingroup Membership and Academic Selection”)里昂纳·赖维斯认为，柯林施德的统计是三、四十年代美国高校的状况，近年来这种状况有所好转，但各名牌大学仍有优先录用它们自己的毕业生的习惯。赖维斯认为，在当代美国高等院校的雇用制度的各种因素中，“关系”仍居第二位，仅次于发表文章的数量。发表文章的质量占第五位，机运占第七位，而教学质量则屈居第十位。(L.LeWis：Scalling the Ivory Tower)
推荐信制度是使关系学合法化的标志美国没有中国式的统考制度，，高校招生，教师就业，私人推荐信是衡量他们的水平的一个主要凭据。私人推荐信的长处在于它使招生或用人单位能更全面地了解被推荐人的情况，从学术水平到个人志趣；但它的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赖维斯指出，由于经历和价值观念的不同，社会地位低微的学生很难和他们的出身于中产阶级家庭的讲师或指导教授建立亲密的关系，很难企望从教授那里得到强有力的推荐信，这就势必会影响出身贫微的学生的学术前途和就业机会。一般来说，候选人的社会背景在中产阶级以下，非名牌大学毕业，为人不随和，女性，非白人血统和政治思想左倾，都是寻找教职和谋求终身教职的不利因素，在这些非学术的考虑面前，重视学术成就的准则“不得不退居后位”。上述情况在名牌校系尤为严重。赖维斯总结说：“在我们最期待强调学术成就的地方，实际上最不强调学术成就。”卡波罗和马克奇也指出：“从理论上讲，学术界的招聘制度应当是最开放的，但实际上是最封闭的。”
同样，在教师解雇问题上也没有迹象表明被解雇者是不合乎学术标准的。正象赖维斯所说，“重视学术成就的原则在这里根本不适用。”解聘者的主要理由通常有四个：(一)被解聘者的政治思想有危险倾向(主要对激进派而言)，以此为由被解聘的教授约占总数的百分之三十一。(二)解聘单位财政拮据，不得不紧缩开支，削减雇员，以此为由被解聘的占百分之二十三。(三)和资深教授关系不睦，影响团结的，这一项占百分之二十七。(四)其余的是由于所谓学术水平低于常规。可是在一九六三年的一次调查中，五十二名被解聘的教师中只有二人学术研究水平偏低，少于被调查总数的百分之二；另有二人教学能力偏低，加在一起不足百分之四。
赖维斯进一步阐明，“不仅非学术考虑会影响名牌校系的用人政策，甚至于对科学论著本身的评价也会在某种程度上受非学术因素的影响。普林斯顿大学历史系非终身职教师大卫·亚伯拉罕最近写了一本书，名为《魏玛共和国的崩溃：其政治经济体制及其危机》。亚伯拉罕能否升为终身职副教授取决于学界对这本书的评价。最初这本书得到广泛的好评，曾被誉为“近十五年来关于二十世纪德国的最重要的著作”。十八个月后耶鲁大学的资深教授图尔纳发起了对亚伯拉罕的学术围攻，他把《魏玛共和国的崩溃》分寄给他在西德的故旧和学生，并联络了在美国的同行，说服了曾经支持这本书的教授。围攻来势凶猛，使亚伯拉罕面临着失业和屈辱。以图尔纳这样一个知名教授竟对亚伯拉罕这样的学界无名小辈实行这样大的围攻，其动因是什么？据《时代周刊》披露，图尔纳最近也写了一本书，名为《德国的大企业与希特勒的崛起》，否认德国大资本家与希特勒上台有关。这个论点与亚伯拉罕的观点相左，图尔纳私下说，“如果亚伯拉罕是正确的，我就错了。”
由此可见，资深教授不仅在校内政治中有很大权威，而且有广泛的社会联系。这种社会联系可以被用来发展和促进学术交流，但也可能被用来达到私人目的。美国研究生中间常谈论着两个专用名词，一是“美发少年”，一是“老男孩协会”。这并不是有形的组织，而是无形的私人网络。“美发少年”指的是研究生中实权教授的宠儿；“老男孩协会”是由亲朋好友为主线的无组织形式的同学会。“美发少年”有时由其导师的故旧举荐而来，又和导师的志趣相合，这样的学生得其实权教授的保驾，一般能一帆风顺地通过考试获得学位，然后再由他的导师举荐给由导师的故旧执掌的大学和单位，于是“美发少年”就顺利地就业，从而进入“老男孩协会”。这些“老男孩”在新单位，既靠自己的努力，也靠恩师的关系，立足已稳以后就会反过来吸收、保护、栽培由他过去的导师、朋友、同学、同事以及亲属推荐来的学生。另一方面他也可以把自己的亲属，得意门生，由一纸推荐信举荐给自己过去的恩师，有实权的朋友等等。这种一环套一环的私人网络是美国学界的一种看不见的政治势力，它以推荐信为联络媒介，在美国高等院校的人事和招生制度中起着相当大的作用，在一定情况下它补充和丰富了学术衡量标准，可是它也经常地动摇崇尚研究成果和教学质量的美国高校学术标准。
最后，高等院校本身的学术水平的观念也商业化了。学校不以其使多少人受教育和受什么样的教育来证明其成功与否，而是以其募集了多少基金能给教职员提供什么样的优惠，教员获奖的有多少，学生就业状况如何，来衡量其成功与否。这一变化加速了学校与社会，学术与实用的结合，同时也加剧了私人关系在学术领域的作用。
学术自由与终身教职 美国一向标榜自己的高等教育以学术自由和尊重人才为传统，从某种程度上讲这是事实。从殖民时期起，美洲新大陆就是在欧洲遭受政治和宗教迫害的知识分子的理想的庇护所。之后，美国更是聚敛人才，包容精粹。本世纪初到第二次世界大战，许多欧洲学者不堪战乱，纷纷来美，更多的犹太科学家无法在反犹主义盛行的德国生存，先后移居美国以继续从事学术研究。相对自由的学术空气，丰富的资源，加上人才的大量集中，给美国科学领域带来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以致于现代许多人把学术自由当成学术的目的而不是达到学术生存与发展的手段。
象市场经济中的自由竞争一样，学术领域里的自由竞争在某种程度上增进了学术的繁荣。不过增进学术繁荣的因素除了自由竞争以外还应当有学术合作，只有竞争而无合作的学术自由是有限的自由。亚伯拉罕和图尔纳之间关于希特勒崛起的争论本来属于纯学术争论，争论得当是可以促进和繁荣对于魏玛共和国史的研究的。可惜图尔纳身为名牌教授却使用其政治势力和私人威权组织了对连饭碗保障都没有的亚伯拉罕的非学术性围攻，力图剥夺他的教职和从事历史研究的权利(《时代》周刊，一九八四年十一月刊)。这使一些本来在学术观点上并不赞同亚伯拉罕的教授也对亚伯拉罕表示同情，他们认为，即使图尔纳的观点是正确的，以图尔纳的地位和影响对没有学术地位和生活保障的亚伯拉罕采取这种围攻也是给学术界丢脸。从学院政治的这一角度看，在美国学术界享有学术自由权的是实权教授，而对于年轻的没有地位的教授来说，学术自由象征着另谋出路的自由，甚至可能是失业的自由。
近年来，美国教育界对于终身教职有不少争论。终身教职本来是为了保障教师个人的学术言论自由而设立的，一旦取得了终身教职，教师便可免除失业之虞，因而也就可以避免人事关系的干扰自由地著书立说。许多教授的优秀著述都是在取得了终身教职之后写成的。固然，终身教职所给予教授的学术自由和生活保障也不是绝对的。校系当权者不喜欢的终身职教授没有升级的机会，甚至工资也可能被冻结，资本主义国家的自然通货膨胀率高，冻结工资就意味着贫困化。
终身教职制度对于学术自由的副作用主要体现在终身教授拥有过高的权力而非终身教授却没有生活保障上。非终身教授，大凡没有家产的，一般不敢成家立业，不敢擅自顶撞系里的实权教授；他们必须热心教学，努力研究，任劳任怨，对上级毕恭毕敬，而一旦获得终身职之后，很多人则或潜心著述，或热衷权术，放松了教学，使学生成为牺牲品。
个别教授拥有过高的权力还是社会上反映强烈的教授对女学生进行性骚扰的主要原因。教授可以用取消助学金，甚或是开除来要挟女学生服从教授的非理要求；反之又可以用给高分，写强有力的推荐信为诱饵使女学生上钩。在美国校园里“师生恋爱”的事司空见惯。有些中、老年教授抛弃自己同龄的妻子，公开和女学生或青年非终身职女教师同居，这使得有些出身贫寒，经济拮据，学术前景渺茫的女学生索性自愿充当实权教授的姘妇，以为靠山。波士顿学院的一位中年教授曾对笔者说：“我在课堂课外都得不苟言笑，只要不注意，女学生就会嗡上来卖弄风情，以谋好分。”在校园里，这种利用职权向学生进行性骚扰的极端恶劣的营私舞弊行为虽则是极少数，可是其副作用和恶劣影响是深远的，难怪有些建议取消终身教职的人认为终身教职固然给已经获得终身教职的人带来某种程度的自由，但因为终身教职本身带有某种权力因素，它的存在又不自觉地剥夺了另外一些人的学术自由。对于那些非终身职教授，对于那些出身微贱、家境贫寒或有其它不利因素的学生来说，这种教育制度提供给他们的学术自由是有限的，他们经常不得不为了生存竞争而放弃应得的学术自由权。
上述矛盾近年来没有激化，其主要原因在于，根据美国法律规定，每个人都享有言论自由和学术自由。如果有谁在高等院校里受到压抑、歧视、不平等的待遇，他至少有另谋出路的自由。当然另谋出路意味着浪费时间，浪费精力，浪费金钱，有时会酿成家庭悲剧，有人会有穷途末路之感，但从理论上讲，社会赋予每个人的机会是均等的，因此，在本单位、本学校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而迁怒于全社会的人就比较少。此外，受歧视者可以诉诸法律，诉诸报界，诉诸职业工会，而这些机构对于高等院校或多或少起着某种法律或舆论的约束作用。例如，鉴于高等教育领域里的性骚扰事件越来越引起国人瞩目，全美高校教师联合会就在一九六六年“职业道德声明”，一九七○年“自由与义务声明”等文件中一再强调要“避免任何为私人目的剥削学生的行为；”“恫吓和骚扰与校园学术自由原则相悖。”一九八三年，全美教师联合会再次提议各高校应明文规定“性骚扰和性引诱”“威胁他人的学术自由。”(《学院》期刊，一九八三年三——四月刊，第150页)
综上所述，美国校园的政治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其错综复杂的程度不亚于社会上的其它行业。民主自治的实行一方面避免了或减少了外行的瞎指挥，另一方面，纯粹的民主自治在加强了学术竞争、推进了学术发展、促进了社会功用的同时，加剧了基层的权力争夺，使以权谋私的状况基层化和普遍化，而这种状况在某种程度上起着抵销学术竞争的成果的作用，因此，如何补弊纠偏，就成为美国高等院校政治中一个尚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一九八五年夏于美国
周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