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份量不大，书中引录的诸家之说倒真近于“百家”。它上自十八世纪英国著名的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论述始，下迄八十年代第二春学术界的讨论止，而作为本书的一个附录即有关这一专题的“论著目录索引”，则又极有实用价值。
中国封建社会史研究，尤其是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这个考题，从来就是一门政治倾向性很强的学科。我们从事这项工作，要解放思想，敢于在学术研究领域大胆探索；同时，要自觉地把它同振兴中华和清除封建主义的痕迹的伟大工作联系起来。
在这方面，我们的前辈学者确有许多优良传统。例如抗战初期，吕振羽先生许多后来收入《中国社会史诸问题》一书中的文章，就是以揭露和批判日本帝国主义的代言人秋泽修二为己任的。而王亚南先生作为一位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家，他对这个问题的剖析则处处闪现着许多特有的真知灼见，特别是他关于中国封建社会中的官僚政治阻碍中国社会发展的论述。它使人们看到，研究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缓慢的问题，它的意义从一开始就不限于单纯的学术领域。在民主革命时期，它为我们认识中国国情，制定正确的方针、路线和策略起过很大作用，在我们今天的四化建设中，它也还是我们认识国情，制定正确的社会经济发展战略工作中的一项不可或缺的内容。
实际上，关于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缓慢的问题，历来的研究不外是这样几个方面：一是偏重于从这个社会内部找原因，二是与其相反，即比较注重外来影响所产生的历史作用。就前者来说，有人注重地主制与小农经济问题，也有人比较注重从重农、抑商及与其相关的一些问题着眼，还有从官僚政治、儒家思想的角度提出问题。应该看到，所有这些既是我们今天仍然要注意研究的问题，但同时也要明确，仅仅停留在描述性的，或者在选择形容词的比较级上下功夫，已经不够。举例来说，如果我们提出中国的地主制、即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那我们就应具体地研究某一历史时期，地主阶级的剥削所得占该时期农产值的比重情况，以及在这部分剥削所得中，投资与消费的比例问题。如果我们能够取得这样的数据，那就可以大体测算出该时期的起点和终点的社会经济变动情况，而实际情况如果与求得的值相近似，那也就可以进一步求出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速度问题，当然也就可以告诉人们，中国封建社会的漫漫长夜，既不是偶然的，也不是任意的，而是有它客观的历史必然性。
须要指出，笔者此一设想，主要基于前述偏重从中国封建社会内部找原因这一点。但我们知道，研究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缓慢的问题，实质是它为什么不能较早和自然地转变为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问题。因此，我们既要注意在中国封建社会起作用的封建主义的经济规律，同时还要研究在更大范围内起支配作用的近代资本主义的经济规律。简言之，我们不应把外来影响仅仅看作是一种影响，而应把它视为制约和推动中国由封建社会向近代资本主义转变的一个要素。这个观点并非新说，它其实只是马克思主义的常识。例如在具体论述到中国时，马克思就曾特别指出：“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中国革命与欧洲革命》)
编著者在这本书的“前言”中叙述了他编著此书的一些原则：“在缕述各家的主张和有关问题的意见时，力求客观、准确和全面，以期走到读者拿来即可使用的效果。”但若要醇中求疵的话，不难看出，与该书相左的观点的篇幅还有进一步加强的必要，此可谓一。第二，如果适当介绍一下冀朝鼎在《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一书中提出的某些论点，想也并不多余。因为冀先生这本书提出的经济区概念，对于我们探讨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缓慢问题，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论战的由来与发展》，白纲编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九八四年一月第一版，0.90元)
品书录
孙小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