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书跋”就又不同。这不是一部专门系统的著作，只是写给自己看的随笔短文，包含的学术研究分量相对地少一些，流露的个人感慨与情趣却更多些，短短的文字透露的只是作者一鳞半爪的面影，但通读以后，一位山东老学者的声音笑貌却清楚地凸现出来了。
我与献唐先生有过一面之缘。一九五一年的夏天，我随老根据地慰问团去苏鲁一带访问，在济南停留过好几天。工作之余跑过好些地方，其中就包括了山东省立图书馆，目的是访问献唐先生并向他请教关于山东文物图书的现况。他的名字我是很早以前就知道的。从山东图书馆的馆刊上读到过他写的关于海源阁被劫的报告，还附有不少图片，印象极深。不知怎的，这一下子就和《老残游记》里那首“一齐归入东昌府，深锁琅<SPS=0263>饱蠹鱼”的诗联系起来了，读罢着实使我感叹了许久。就是从这报告里我感受到献唐先生热爱乡邦文献拳拳的心，那比起摇串铃的老残来可是深厚得多了。
记得图书馆的房子是破破烂烂的一处旧建筑，古色古香；穿了长袍从房内走出来的献唐先生也正是一位黑瘦的“古貌古心”的人物。这一切都和我的预想差不多，就和几年前在南京<SPS=2076>山精舍拜访柳翼谋先生所得的印象一样。两位都是旧时代知识分子的典型人物，王先生的行辈晚一些，但风格大体上是一致的。他们都是讷讷的“拙于言辞”的读书人，但一提起抗战中保护馆藏图书历尽艰辛的经过，就同样激动起来，不再是平居时那种“温良恭俭”的姿致了。
关于献唐先生辛苦护持图书馆藏书，远避西川的种种，在《书跋》前任迪善同志的“前言”里有详尽的记述，这与柳翼谋抗战中保护江南图书馆藏书的经历几乎是一致的。难怪他们有着相同的愤懑。在国民党治下当一名省立图书馆的馆长，那处境是可想而知的。海源阁的藏书在兵匪劫后为杨氏后人整批携出出售，“宋椠二十六种索价八万元。其单当时贾人曾持来馆，力不能收，后闻为周叔<SPS=0348>等分有，不意此种又归异域。皮之不存，毛复何惜！为感慨系之矣。”(跋《影宋本三谢诗》)又说，
“(日本《东方学报》载文)记其在大连图书馆所见善本书籍，有北宋本《淮南子》、《说苑》、《击壤集》，宋本《荀子》、《管子》，皆海源阁故物，与此《三谢诗》原属一批，共售大连图书馆者也。即此一端，当轴之识量已逊外人。吾终日皇皇又何为哉！徒自苦耳”。当时山东省的“当轴”是韩复榘，哪里能要求他有懂得宋板书价值的“识量”。献唐先生眼见乡邦文献流散异域，无力挽救，痛苦可知。这与柳翼谋说到请拨卡车抢运藏书被断然拒绝时的戟指大骂“周逆佛海”，正是同一性质的愤懑。
记得我当时曾请求看一下馆藏的善本书，献唐先生就取出一份从四川运回的善本书目录相赠，只有薄薄的几叶，油印一册，除了山东学者的一些稿本之外，目中也并无什么惊人的“秘籍”。记得目中有一本黄跋的《霏雪录》，也不过是清人抄本而已。
这与《书跋》中反映的情况也是一致的。这里著录的并无什么珍异的书籍，大半是一位学人应备的通常读本，但作者对书籍的爱惜，对乡邦文献访求、保护、流通的心事，反映得异常强烈。作为一册书跋，地方色彩是很浓重的。可以举《杨氏海源阁印砚拓本三卷》一跋作例。作为一位省图书馆的负责人，无力抢救阁中的藏书，只能收拾丛残，捡些石头瓦块回来保存，但仍珍重拓印付装，那心情是凄苦的。
“聊城杨氏海源阁藏书，匪乱之后多流落济南、平、保市肆。其藏书印记，亦续续散出。余先后为山东图书馆购藏十一石，尚有二石，一则索价过昂，余为贾人磨去印文，皆未收。……杨氏藏书印记见于图籍书画，据余目验已有四十九石，迭经兵燹，沦于牛溲马勃、碎为砂砾者，更不知凡几。即图书馆所收数石，设稍迟数日，亦将为贾人磨毁，恐其沽祸也。展转于暴徒伧估之手，历劫不毁，卒归图书馆保存，其间几不容发。外有砚石三方，亦海源阁故物。雨窗多暇，既钤存杨氏印记，复摹拓砚石附后，合为一册。余前观书海源阁，见墙角檐陬，砚箧垒积，空无一石，问之均被匪徒携去矣。呜乎！此戋戋印册，即作劫后余烬观可矣！时二十年八月十三日，王献唐”
此文与另外一些跋文，所记海源阁书流散情况，都是有价值的史料。
献唐先生留给我的印象是一位朴实而厚重的学人，实事求是，决不矜才使气，这是典型的北方学者的作风，是有着悠久的传统的，但这并不就能证明他没有幽默感。在《书跋》中到处都找得到显示作者特有风趣的处所。在跋容媛的《金石书目》时，他说：
“希伯(容庚字)此书甚有用，体例亦较他书为善，其作《金文编》诸书亦然。使鲁侉见之，必曰善取巧矣。齐伦再书”。
这里作者自属为“齐伧”(其实也就是“鲁侉”)是对北方学风的一种委婉的表述，说明他自己是作不来这种“取巧”的书的，但又不否认这书的实用价值。这是很难得的一种态度，不因学风不同而抹杀他人的成果，这大概就是“厚重”吧。
作者是很推重傅沅叔的，他在跋符山堂刻《广韵》时说：
“此《广韵》字体与顾氏《音学五书》相同，当出张力臣手写，与亭林诸老共校刊者。遍检各家书目，都未著录。治《广韵》版本者，亦皆未见。昔岁获得，深自珍秘。后傅沅叔先生寄所撰《藏园题记》来，内有是书。知藏园一老，鉴裁正高人什佰。海内所存，今知只此二帙。傅氏词旨夸诩，良有所自，知者审之。”
《藏园群书题记》中著录的多为宋元钞校书，但也偶有清刻，那就一定是非常难得的善本，因而也就不能不“夸诩”一番。在别人的书目或题跋中，偶然发现自己见过或藏有的书，是会引起很大的兴趣的。这是在读《书跋》过程中，也会时时遇到的高兴事。例如观妙斋刊《无声诗史》，是刻得极精美的书，过去在旧书店里定价极高，但在三十年前，其价值却只少高于论斤的纸价，这确是一种不可思议的“神话”。献唐先生在跋此书时说，
“观妙斋刻书，最为世称。前在北平厂肆见一本，与此相伯仲，索八十番。余笑曰，‘五百年后，价不为昂’。彼答曰，‘届时视此书，犹今之视宋、元本；使宋元精刻如此，岂只八十，恐进十为百矣’。明月积雪，虚室生白，追忆昔游，漫记于后，以谂五百年下之藏书者。是夜十二时，书于大明湖畔赁庑。凤笙。”
这篇小跋写得有风趣，记述厂肆估人与作者的对话，声口毕肖，但他们所作的“寓言”，却提前实现了。用不到五百年，在今天，象这样的清初精刻本比起宋元本之于清初人怕同样罕遇而难求了。作者还对薛雪的《一瓢斋诗存》发生浓厚兴趣，
“此书写刻极精，书法出于诚悬。内有数叶，竟极似沅叔前辈，殊可异也。有清乾嘉精本，远过元明，与天水一朝，异曲同工。此虽小品，亦其中翘楚。沈序隶胎礼器，尤可爱玩。后题‘吴门李士芳镌’，殆当时名工也。二十五年花朝，午后饭罢书。
“一瓢先生精歧黄术，与叶天士齐名，颇不相下。因以‘扫叶’名村。本书中缝下题者是也。世传如此，书以破闷。是日再记。”
献唐先生在这里给了清代刻本书以很高的评价，表面看来似乎是故作惊人之语，其实是极有见地的。过去藏书家因为厚古贱今，物希为贵的宿见，看不起清刻本，一些著名藏书家的目录里，也一概屏清刻而不录，实在是很可笑的。这个问题值得专门加以论述。我所感到兴趣的是，关于名医薛雪的著作。这在《贩书偶记》里，也只著录了两种，即《诗存》与《医经原旨》六卷。其实薛氏的著作远不只此，至今也不清楚共有若干种。我历年陆续收得的就更有：
《斫桂山房诗存》(河津薛雪生白，雍正乙卯沈<SPS=2077>序刻)
《抱珠轩诗存》(乾隆庚申徐士林序刻)
《吾以吾鸣集钞》(吴山薛雪生白，乾隆刻，袁枚序，自序。)
《旧雨集》《旧雨二集》(乾隆刻。作者与叶长扬、李果等倡和诗)
《一瓢斋诗话》(乾隆李鹿山序、自序刻)
《唐人小律花雨集》二卷(江南布衣薛雪集。乾隆叶长扬序刻)
《卷石梦》(扫叶庄一瓢辨谱，载酒池访槎填词。旧抄)
诸刻本板式如一，都是十一行二十字的精写刻本，板心下也都有“扫叶村庄”字样，诸序多从原写本上板，也都有刻工李士芳的款识。三种诗集都依诗体分六卷，叶数却是“长卷头”。
薛生白是名医，但今天人们只知道他写有一卷《诗话》，他是叶燮的学生，诗话尊奉师门论诗家法，颇有大胆的议论，比起自作诗来要好。他是学李商隐的，有些刻意模仿之作真也学得象，但其实是假古董。
《一瓢斋诗话》中有一条论“漫兴”、“漫与”，是这一辞语的争议由来已久的证据，早在鲁迅文字之前就已议论不休了。
“一友与余论诗，引朱竹<SPS=0189>、王阮亭两先生云，‘杜诗中“老去诗篇浑漫兴”是“漫与”，钱牧斋改为“漫兴”’。余曰，先曾祖为沪州外翰，秩漏悬车，<SPS=1808>户谢客。日书小楷千字，注杜诗一首。今坊间流传《杜诗七律薛注》者是也。系天启初刻本。其中亦是‘漫兴’。可见虞山笺本以前，已皆如是。若果牧斋所改，其才气学力横绝一时，必非无据。朱王两公南北名家，骚坛宗匠，亦非无见者。改‘漫兴’而对‘深愁’，恐无其说。姑互存之。”
这里的论定是非，不做分析推理，却只看两造名气大小，地位高低，因而只好采取“两存”的态度，胆子小起来了。
献唐先生还有许多意见，也是很大胆、很有意思的。例如他论赵松雪与吴梅村，倒真的看出了两人在身世与文艺成就上的某些相似之处。
“尝谓松雪、梅村二家，身世略同，吴诗赵书亦正相俪美。凡其所传，类在入仕元、清以后。若早以身殉国，艺文无传，书坛、词苑皆减色矣。得此失彼，是非正复难论。”(跋《吴诗集览》)
作者看出了两人身世有相似处，是有见识的，也暗示了文学艺术史上确实存在着一种“二臣文学”或“二臣艺术”。但后面下的“转语”却是说得过头了，也颠倒了上层建筑与社会经济基础的关系。器识与文艺到底是不能分割的。人们不能为了单纯得到后者而不顾前者。这里表现的正是一种天真的幻想。
此外还有一些意见，也很能引起读者同感。如他作研究工作，手头的藏书不足，只能别借，但终觉不便，
“书非自备，乞邻终觉不便，亦非到用时不知其少也”。(跋《世本》)这是深知个中甘苦之言。自己有一种书和从图书馆中借到一种书拿在手中是很不一样的。这心情也只有自己知道。何况现在向图书馆借书又是那么烦难。在某些人看来，“藏书”是一种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坏习惯，在今天说来，更是一种不能容忍的奢侈。“书放在图书馆里还不是一样，要用时去看就是。何况还能发挥更大的作用。”这些话说得轻巧，其实是自己不读书也不检书的人顺口说出的“官话”。献唐先生又说，
“是书不及《庚子销夏记》，而写刻差堪媲美。昔年曾阅一过，复取阅之。老病侵寻，渐信大字悦目之说，可<SPS=0375>也！”(跋《<SPS=0803>雪楼书画录》)
这也是年轻的读者不大容易理解的一种感觉。不只是“字大”易读，刻本书与铅字排印书相较，又别有一种明显不同的味道，很难用文字表达出来。同是李杜诗，不同的本子拿在手中，读起来是会产生不同的感受的。当然，今天说来，这倒确是变成一种“奢侈”了。
最后应该提起的是，这册《书跋》的编辑整理与制版印刷也是很有特色的。忠实于作者的手稿，即有疑误也不径行修改，只加注说明，这是一种可取的老实态度。字大行疏，每篇各为起讫，并不接排；天地头也留得足够，可以随时写上些读后感。这都不应看作是一种浪费。在新近的出版物中，是不多见的。初版印数只有二千五百册，赔本是无疑的了。但齐鲁书社却一直坚持着出版这类书。作为出版家，识见与魄力都值得佩服。印行乡邦文献过去一直是一种流传不替的优良传统，论者常常指出这是一种封建地域家族观念的表现，往往忽略了它保存、传播文献的功绩，这是不全面的。如献唐先生的遗书，当然有其出版价值，但就全国范围看，这样的任务是国家一级出版社负担不了的，这就不能不寄希望于地方出版社。集腋成裘，众志成城。如果全国各省市的出版机构都来重视这一工作，那就在不长的时间内必然会产生巨大的成果与影响。
流览一过，也发现了一些可疑或可能是失校的地方，就写在这里供出版者参考：
“陈，<SPS=1348>斋”逗号当移前(六十五页三行)；“此宋刻”当作“北宋刻”(七十四页四行)；七十七页四行，“疑有讹误”，实不误；“郑昌午”当作“郑午昌”(二百○四页六行)；“由金本，出从可知矣”，逗号应移“出”字后(二百一十三页四行)；“今午整此书”“此”当作“比”(二百一十四页五行)；《孟东野诗集》，原题“影印陶氏涉园本”作“涉园影印本”较妥(二百五十页)，因此为陶兰泉据海源阁旧藏本所影印者也。
一九八四年九月十九日
书林一枝
黄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