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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克雷(一八一一——一八六三)的小说数量不及狄更斯，然而就其反映社会生活的真实性和深刻性来说，却可以和狄更斯并驾齐驱。我国读者熟悉的《名利场》是萨克雷的代表作。从《名利场》到《钮可谟一家》，相隔七年，萨克雷丰富了社会阅历，积累了人生经验，经历了个人感情的危机。两部作品明显地带有不同的特点。
从内容看，《钮可谟一家》和《名利场》有相似之处，它们都描绘了维多利亚时期的社会生活，揭露批判了资产阶级上流社会普遍存在的尔虞我诈、自私自利、冷酷虚伪的本质；然而，《钮可谟一家》是作者晚期作品，集中了他的生活经验，因此反映的社会生活更广阔，更丰富。如果把《名利场》比作小提琴的演奏，响亮而激越，那么，《钮可谟一家》如同大提琴的低吟，雄浑而丰富，深沉而广博。在空间上，它不仅涉及到欧洲大陆，还远及英属殖民地印度；在时间上，它纵连了三代钮可谟。正如钮可谟这一名字所暗示，这是一个新兴家族。第一代钮可谟原是弃儿，后开纱厂起家，和贵族结亲成为体面的上等人。他们既处于上流社会，又和过去的卑微相联系。围绕着这个家族的，有贵族和资产者，有在这个体面阶层边缘上的形形色色的人物，也有下层社会的平民。他们错综复杂的关系构成了一个丰富的社会生活断面。不过，萨克雷的注意力始终放在对上流社会的揭露上。
《钮可谟一家》展现了这一家族的发展，繁荣和衰败，这多少又和英国资产阶级的兴衰相一致。资产阶级从革命到十八世纪，也可以说是到了第三代第四代，它的上升和进取时代结束了，维多利亚时代的保守和虚伪是这个阶级开始衰败的表现。小说再现了这个时期的社会生活。有人认为这部作品不仅是萨克雷小说中最丰富的，也是维多利亚时代小说中最丰富的。
社会生活本身就是纷繁复杂的，在一个广泛的多面的基础上反映生活，更能达到真实，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深刻。如果说《名利场》的深刻如同一口井，集中而冷静，那么，《钮可谟一家》的深刻就如同多暗流的深潭，复杂而宽容。鲁迅说过“有谁从小康人家堕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出世人真面目”。同样有谁从困顿中爬出，挣扎进上流社会，在这途路中，定会对世道人情有所体验。萨克雷正是经历了这种生活变迁：刚成年即破产，只得以卖文为生。十五年之后的写作成功，使他荣归上流社会。唯有变化，才有比较，进而有分析和认识。《钮可谟一家》写在萨克雷的晚年，汇集了他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认识，达到了一种成熟的深刻。小说寓言式的序言，很像一个睿智老人的禅语，巧妙简洁，又含义深刻。滑稽的动物对话，表现的却是资产阶级的灵魂。“狐狸是拍马屁的，青蛙代表无能和嫉妒，披着羊皮的狼是一个好杀成性的伪善者，驴蒙着狮子皮，冒充山林之王，大言不惭。……”在《钮可谟一家》中，上流社会就是这么个毫无人性的动物园。
小说围绕钮可谟上校这个正面形象层层展开。他是萨克雷着力刻划的理想人物，集中了作者所能想象的一切美德。上校待人宽容、重感情，对金钱方面的考虑极其天真，内心蕴藏着年轻人一般的热忱。作者通过各种生活小景细腻地表现了老钮可谟对于儿子克莱武的拳拳慈父之情。但就整部作品来看，“慈爱”是钮可谟上校性格中的天然气质，上校对所有人都充满了真切的感情。即使是巴恩斯这样一个曾经伤害欺骗过自己的敌手，上校也宽恕了他，而且在弥留之际不止一次地表示“希望和他握手”，重归于好。尤其是作品结尾部分，萨克雷对老人之死作了象征性的描写：教堂钟声响了，上校默默地数着节拍，当最后一声敲过之后，他脸上泛出一片“特别温柔可爱的微笑”，然后微微抬头说了声“ADSUM！”便一命呜呼了。“ADSUM！”本是小学生在回答老师点名时说的话，这里作者浓墨渲染这个简单、纯朴的孩子用语，暗示了老人那一颗浸透着童贞的心。
事实上，钮可谟上校的形象清晰地带有十八世纪感伤小说的痕迹，与哥尔德斯密斯在《威克菲牧师传》中描写的普伦姆罗斯不无相通之处，他们都极重感情，只相信本性的善良，而且常常不顾现实环境，拼命去实现自己的主观理想。但是，萨克雷塑造的上校形象绝不只是象感伤小说中的主人公那样为了唤起读者的怜悯和眼泪，它更主要体现了作者在构思上独特的艺术匠心。小说中所反映出来的英国社会每个角落都充斥着金钱膜拜、势利眼、伪君子。恰恰是在这个典型环境中，钮可谟上校以自己纯真的仁爱精神超然于尘世。作者巧妙地把两种截然对立的形象同时诉诸于读者的感觉，以上校的善去反衬整个社会的恶，产生了震撼人心的力量。
显然，象上校这样天生不通世故的人一旦置身于充满利害计较的冰冷关系中是难以生存的。老钮可谟总是被当作傻瓜而受到捉弄，颇有点象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梅思金公爵被人们称作“白痴”一样。无论作者在钮可谟上校体内倾注了多少心血和爱，却并没有给目己的主人公以更好的命运，他忍痛让老钮可谟死在救济院而以悲剧告终。萨克雷就是这样从主人公历尽挫折凄惨而逝的一生中写出了英国社会的悲剧。钮可谟上校的形象不仅体现了作者娴熟的艺术技巧，而且具有高度的真实性和感染力。作品在表现主人公与社会格格不入及其命运的悲剧性时，从思想感情上引起了读者强烈的共鸣，而作为这个社会一切狡诈、势利、谎言的集中代表——银行家巴恩斯——自然成了十分可憎的人物。作者运用对比的手法，使上校的形象更加丰满，更加鲜明突出。在对待克莱武与爱雪儿的婚姻问题上，老钮可谟既诚恳又天真，他过于轻信了巴恩斯，而后者却心怀诡计，狡猾无耻，从中作者烘托出两种精神的较量。如果说巴恩斯是一切资产阶级邪恶势力的象征，那么钮可谟上校的敌人就是所有这个阶级的“巴思斯”，由于他们在社会地位上占有绝对优势，上校的悲剧便不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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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作者对这样的矛盾冲突没有作简单化的剖析。从巴恩斯最终家庭破裂、精神孤独的经历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并没有完全战胜钮可谟上校。事实上，象他这样赤裸裸的利己主义者即使在当时的社会舆论中也是极端孤立的，因为维多利亚时代的一切龌龊勾当都必须披上一层道德的面纱。萨克雷最了解这一点。他没有将上校的悲剧全部武断地归咎于巴恩斯所代表的邪恶势力，而是把它写成一个社会悲剧。维多利亚时代的一切社会习俗、道德规范才是酿成钮可谟上校悲剧的真正罪魁。
在小说中，上校总是显得不能和社会的节奏合拍，不能为周围的人所理解，尤其在儿子的婚姻问题上几乎到了执迷不悟的地步。他象一个绝缘体丝毫接收不到来自社会的信息，他根本不了解当时英国人在爱情婚姻问题上所遵循的原则，而这些原则恰恰构成了那个时代最具普遍影响、最深入人心的价值观念。他想与这种强大的社会势力抗争，结果只能是一场悲剧，就连真诚爱戴上校的爱雪儿小姐也不会在这个问题上同情她伯父而嫁给克莱武。如果说《钮可谟一家》主要揭露了上流社会的虚伪，那么火力最集中的目标便是这个高贵圈子里的婚姻关系。有些批评家认为，这部小说就是一部对金钱婚姻这种普遍存在的社会疾病的分析。这种说法也不是没有一点道理的。
的确，《钮可谟一家》整部小说几乎充满了不幸的爱情和婚姻。所以说是不幸的，因为这里的悲剧并不是客观外界强加于贵族公子小姐的，聪明美貌的爱雪儿小姐虽然对克莱武有好感，可并不愿嫁给他，因为爱雪儿所受的全部教育使她明确意识到：找个有钱有地位的丈夫是自己的“义务”和“责任”，就象“事业”对于男人一样，是“生活的目标”。所以爱雪儿拒绝了克莱武而选择了法林陶什侯爵，柯乐拉为了嫁给有钱的巴恩斯，放弃自己钟爱的青年，也是出于自愿。可见婚姻中的金钱拜物教尽管是不成文的法律，它却象一根无形的绳索窒息了青年们的爱情。
这是一场可怕的社会悲剧！老一代的勒欧娜尔、钮可谟上校，年轻的克莱武、柯乐拉都是这种原则的牺牲品，虽然爱雪儿暂时幸免了爱情悲剧，可最终很难挣脱习惯势力的束缚。正象作者暗示的那样，克莱武和爱雪儿的结合只是在“童话世界”里才存在。萨克雷对于这种婚姻关系的揭露触及了资产阶级上流社会最敏感的神经。
如果说萨克雷尖锐的讽刺主要针对资产阶级罪恶的体现者，那么，他夸张诙谐的笔触却往往用来塑造生动有趣的小人物，这些形象虽然不具有什么重大深刻的社会含义，但毕竟是别具特色的文学典型，更多地体现出的是萨克雷作为现实主义小说家的艺术技巧，同时也从各个不同侧面、不同层次上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无论是善良滑稽、一度落魄的法国贵族子弟佛罗拉克，还是怪僻的老处女韩尼曼小姐都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这些小角色中最接近生活的还是人称“战略家”的麦肯济太太。有人甚至抱怨这一形象“把所有的岳母都从女儿家赶跑了”，可见它的影响之大。其实这种厉害专制的母亲形象在神话中就能找到她的模式，在小说中更是常见类型。狄更斯的《大卫·考柏菲尔德》中外号“老兵”的马戡太太，《傲慢与偏见》中的班纳特太太，特罗洛普笔下的主教夫人和萨克雷描绘的麦肯济太太都不无相同之处。可贵的是作者在这一人物类型身上赋予了独特的个性。正如她的外号所示，她厉害好斗，又精明市侩。这些特点和她特定的生活经历相吻合，是社会加在她身上的扭曲。作者对这些特点进行了幽默夸张，使她成为滑稽可笑的喜剧人物。
小说《钮可谟一家》没有完整的情节且故事发展缓慢，但读者还是被吸引着读下来，而且越来越感兴趣，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小说独特的叙事手法。它通过一位目睹者的回忆，描写钮可谟家族以及和这个家庭有关的形形色色的人物。叙事者既是当事者又是局外人。他带着读者出入客厅，参加舞会，还不时离开他的同伙，回头和读者直接交谈。只要跟着他，小说的线索就会越来越清晰。最后，当我们跟着这位讲解员走出展览大厅时，我们对钮可谟这个家族就有了一个完整的概观，同时对他们生活的社会和时代有了一个概括的认识和了解。
一九八四·十二·二十七
(《钮可谟一家》〔上下〕，萨克雷著，王培德译，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八四年十二月第一版，5.56元)
张烽/张艳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