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尽管相对论在科学上是一次革命,也即说是一次观念的根本改变,但它运用的方法仍是传统的,即因果决定论。爱因斯坦在预言相对论的三大判据(水星近日点运动、光线弯曲、谱线红移)时,曾表述过自己的信仰:“这理论(相对论)主要吸引人的地方在于逻辑上的完整性。从它推得的结论中,只要有一个被证明是错误的,它就必须被抛弃;对它作修改而摧毁整个结构,那似乎是不可能的。”(《什么是相对论》)也正是出于这种信仰,驱使着爱因斯坦和量子力学(哥本哈根诠释)的另一位巨人玻尔进行了长达三十年之久的争论。
无论在量子力学上存在着何种分歧和评价,有一点可以肯定,即它揭示了自然界更深层次上的帷幕。如果我们说相对论在观念上是反传统的,而在方法上仍然是传统的话,那么量子力学在观念和方法上都是反传统的。按照量子力学的观念我们只能说:世界可能是怎样的,而不能象爱因斯坦一生都坚持说的那样:世界必然是怎样的。这里不存在承认不承认客观实在性问题,因为量子的波粒二象性本身就是一种客观实在;也不是说哥本哈根学派非要用统计的方法去描绘世界,而是由于波粒二象的客观实在性使然。经典力学的被替代是摧枯拉朽的,因为它面临着不可克服的危机,而更具魅力、亦更“激动人心”的是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争论却是剑拔弩张的,因为它们在各自的领域都在不断实现自己的预言。这种“激动人心”的魅力也许印证了马克思“人化自然”的深刻思想。自然界并不是(不可能)不受主体的影响而被主体感知和认识。在这一点上,量子力学的互补性原理、测不准关系等可以说是更深刻地揭示了主体和客体之间的二律背反,展示了所谓“认识”决不是被动、静止、消极地观照客体的过程,而是主动、积极地干涉、变革客体的过程。这样一来,我们谈论、观察、研究的自然界,就必然是一个“人化”的自然界。这也就是说,当我们仅仅从本体论的角度可以说,存在着一个和主体无关的、并按其自身规律运动、发展着的客观世界;但当我们从认识论的角度去复述这一问题时,显然就得不出这一结论,因为当主体和客体发生关系时(认识就是一种主客体之间的关系),那个在本体论中不依赖主体的客观实在就打上了主体的烙印。
最后,我们还是回到世纪之交的物理学革命之所以能“激动人心”这一古老而又复杂的哲学命题上。既然“牛顿大厦”已被摧毁,“爱因斯坦图景”亦面临挑战,那么量子力学所揭示的客观实在是否就是自然规律本身呢?在恩格斯看来,科学从认识的较低阶段上升到较高阶段,愈升愈高,但永远不能通过绝对真理的发现而完成(《费尔巴哈论》)。既然人所认识的自然界只能是人化的自然,而非纯粹自然客体本身,既然科学不可能通过对所谓绝对真理的发现真正把握自然规律本身,而只能无限地逼近它,这就不得不使我们回想起,代表着文艺复兴以来西方哲学思想高峰的康德哲学对科学万能的反驳以及对“物自体”所进行的形而上学沉思的积极意义。康德不但揭示出相对无限发展的自然界来说,人的认识能力总是有限的这一深刻的规律,而且还作为人文主义哲学的代表,首次强调了人在认识活动中的能动作用。这样,就使我们清醒地看到,现代科学中的人文主义倾向,不仅是由于科学发展的必然结果而成为现代科学前沿问题的,而且还有它古老与思辨的根源。
读书小札
李新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