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就所描述的事情来说，《喧哗与骚动》并不算复杂。按作者威廉·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一八九七——一九六二)自己的说法，这是“一个美丽而悲惨的小姑娘的故事”。福克纳多次讲过，他之所以要写这本小说，是因为脑子里老有一个画面驱散不去：一个小姑娘爬上一棵梨树，透过玻璃窗，窥看客厅里大人忙着给奶奶办丧事，而树底下，她的三个兄弟仰起了头看她，他们看到她那沾满湿泥的裤衩，因为他们几个方才在河沟里玩水。故事便从这里展开。小说的主人公就是这个叫凯蒂·康普生的姑娘，但是全书四章，没有一章直接写她，因为福克纳认为，间接的叙述往往更加饱含激情，最高明的办法莫若表现“树枝的阴影，而让心灵去创造那棵树。”(见福克纳的谈话录《园中之狮》，第128页)
第一章是《一九二八年四月七日》，一般称为“班吉的部分”，是通过白痴小弟弟班吉的原始意识流动，来写凯蒂的童年以及一九二八年康普生家的颓败。班吉当时三十三岁，但是智力只及一个三岁儿童的水平。接下去是《一九一○年六月二日》，人称“昆丁的部分”，通过大哥昆丁的所见所闻所忆与所思，写凯蒂的轻率轻佻与随之而来的匆匆出嫁。凯蒂的堕落完全可以远远地溯根到几代之前的种植园主祖先的罪恶那里，享受过荣华富贵的蓄奴者离开了人世，他们种下的恶果却得由后裔们来吞咽。凯蒂所在的家庭是那样的冰冷，那样的缺乏爱，逼得她冲出家门，把爱的赝品当作了爱。家庭的没落本来就在昆丁的人生观上笼罩上一层阴影；妹妹的堕落更使他无意留恋人间。他的叙述是没有结尾的，因为就在这一天他投河自尽了。第三章是《一九二八年四月六日》，亦即“杰生的部分”。杰生是凯蒂的大弟弟，他顺应潮流，变成了一个市侩。姐姐的遭遇多少影响了他的前程，因此，和昆丁相反，他是从“恨”的角度来讲述凯蒂——还有她的私生女小昆丁的事的。可是他对她们的诋毁恰恰是自己丑恶灵魂的大暴露。自我辩解成了自我嘲弄和自我剖析，而福克纳笔底的“六大恶棍”之一的杰生的形象，也就活灵活现地站立在读者的面前。最后一章是《一九二八年四月八日》，这是从“全知全能”的作者角度观察与叙述的唯一的一章，但因主要人物是黑女佣迪尔西，所以被称为“迪尔西的部分”。故事发生的这一天是复活节，福克纳单单选择这一天显然是有象征意义的。迪尔西从小在康普生家，她目睹了这个世家的由盛而衰。她没有文化，但是深明世态，知道建筑在非正义之上的富贵荣华必定是过眼云烟。她象一个隽智的历史老人，她引用《圣经》里的话说：“我看见了始，我看见了终。”福克纳似乎在证明：罪恶的蓄奴制已为历史的长河卷没，顽强地生存在美国土地上的终究是普通的劳动人民。在《喧哗与骚动》的《附录》(福克纳作于一九四五年)里，最后的一句正是：“迪尔西——他们顽强地生活着。”
《喧哗与骚动》内容并不算复杂，它的结构与表现手法却颇为精巧与深奥。如上所述，四章是分别从四个人物的角度叙述的。每个人物的身份、立场、思想感情与智力水平迥异。他们虽然都讲述凯蒂的事，但侧重点不一样，凯蒂的年龄也逐渐由小而大，各章中都不一样。他们对凯蒂的感情从爱到恨，幅度很大，对待凯蒂的行为的善恶观念也不相同。在四段叙述中，每个人物又分别塑造自己、别的叙述者与其他有关人物的形象。这样的手法就有点象可以形成多种序列的数学上的排列组合，也象古兵法家指挥下灵活多变的八卦阵。译这样的“七宝楼台”式的作品自然费劲。这就象一个演员要同台演生旦净末丑，既要进入角色，又要超脱角色。译者时时要照顾到班吉的憨、昆丁的痴、杰生的奸和迪尔西的真，手忙脚乱的狼狈状是可想而知的。
多种角度仅仅是翻译上困难的一个方面，更大的困难还在于准确再现人物的意识流。在前三章里，人物脑子里的细节与事件并不是按时序与逻辑次序出现的，而是此起彼伏，此伏彼起，推前涌后，倏忽变动。这样的“场景转移”据统计，在“昆丁的部分”里有二百多次，在“班吉的部分”里也有一百多次。所涉及的“时间层次”有几十个之多。这样的转移都有一定的因素作为契机，作者也往往用改变字体的方法来提醒读者的注意。但是即使如此，不费一些思索，仍然难以确定时序，时序不能确定，意义也就朦胧不清。连“福克纳学”的权威学者如克林思·布洛克斯也说：即使经过一代代学者数十年孜孜不倦的努力探索，班吉与昆丁部分的一些段落仍然未能得到确切的解释。昆丁部分结尾处，有五页多，连一个逗点、一个大写都没有。好在我们祖先印书也不用标点。“余生虽晚”，在中学里也还读过几篇没有“新式标点”的古文，也不止一次作过给古文添加标点的考题。所以，在这样的困难面前倒还不至于发怵。
福克纳之所以要运用这样的手段，除了他相信向读者直接提供人物的印象比向他们宣讲一个有人工雕琢痕迹的故事更为有力，相信这样能提供一种散文诗的效果，相信读者经过亲自参预艺术创造会得到更强烈的、因人而异的艺术感受之外，还有一个服从塑造特殊的人物形象的目的。在小说中，班吉是个白痴，他的思想不可能有时序与逻辑。用有理想的思想来表现他的内心活动反倒不真实。至于昆丁，他是一个即将自杀的精神半失常者，他有时精神极端亢奋，若把他这时的思想活动记录下来，应该和一个发高烧病人的谵语录音相仿佛。杰生也是一个心态不平衡的偏执狂加虐待狂，但毕竟与哥哥、弟弟不同，所以他的意识流动已经接近一般小说中的内心独白。作为译者，自然不能不动脑子，把一段段的思想活动照字面囫囵吞枣地硬搬过来，把一尊精巧的“七宝楼台”变成谁也看不懂的天书，变成谁也不要看的一团浑沌，往读者面前一放，说：这就是福克纳！那样不但败坏了福克纳和他的道友的名声，而且会使读者害上“食物恐惧症”。负责任的译者必须把散见各处，有的浮在表面上有的埋藏得很深的“脉络”、“微血管”以至各种大小不同的“神经”一一理清，掌握好它们的来龙去脉以及所以要以这种形式出现的艺术企图，然后照它们的原样放好，并以另一种文字加以复制，而且要做得足以乱真。我们又不能为了省事与痛快，仅仅告诉读者康普生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而把它们是“以什么形式发生的”全部舍弃。那是许多赚美国大学生钱的“教学辅助材料”里的做法，在那里，条理是清楚了，艺术却已荡然无存。 一
回想开始译这部书时，为了弄清几个问题，曾写信给钱锺书先生。钱先生在复信中说：“翻译(福克纳)恐怕吃力不讨好。你的勇气和耐心值得上帝保<SPS=1286>。”在我译到“昆丁的部分”时，那些纠缠不清的子句套子句再套子句文法上又不完整的长句子，(美国批评家说，福克纳对时间的概念有自己的看法，他要在一个句子里同时写过去和现在的许多事)使我感到骑虎难下，这时，才体会到钱先生的话确是大有道理。当然，我断断续续，打打停停，还是勉力译完了这部书和那篇重要的《附注》。我也体会到了血战一场后的愉悦。正如福克纳作品的法译者，法国著名的翻译家莫里斯·考因德鲁(Maurice Coindreau)在他的《论翻译福克纳》一文中所说的：“威廉·福克纳是一位艰深的作者，因此必然会给翻译他作品的人带来最大的满足。因为只有在对手提供一个真正的挑战时，你所得到的胜利才是令人深深满意的。”中译本成功还是失败，自有贤明的读者与海内外专家作出评断。我之所以敢公之于世，是因为相信虽然经过一道移译，读者还是能多少窥见福克纳的艺术世界的一角。原作精彩，译笔差一些，也是大树底下好乘凉，藏去一些拙。考因德鲁还说过：“一方面，福克纳的作品确实是难以移译的，但是另一方面，他又是最经得起翻译的人。”他接着解释，所谓经得起翻译，就是即使译文差一些，读者仍可透过障碍窥见原作的魅力。我只能把希望寄托在读者的“特异功能”上了。
命运似乎有意安排，使我与福克纳结下不解之缘。回想最初接触福克纳的作品还是在五十年代。当时，作为一个刊物的编辑，阅读外国原著从中选择优秀的、篇幅适宜的作品供刊物发表是基本任务之一。当时翻阅了《袖珍本福克纳文集》与《威廉·福克纳短篇小说集》，对福克纳的南方乡土特色与对人性的深刻剖析并无认识，仅仅从反战的角度选中了《胜利》(Victory)与《拖死狗》(Death Drag)两篇，请赵萝蕤与黄星圻两位翻译家译出，刊载在一九五八年四月号的《译文》上。当时还以编者身份写了一段按语，里面说：“……福克纳的小说大多是描写南方没落的贵族，但同时也以同情的态度描写那些受到战争摧残的人们，我们从这一期所选载的两个短篇中可以看出福克纳对于战争的痛恨和对于受到战争摧残的人们的深刻同情。在他的近作《一个寓言》(一九五四)中，他痛恨残酷的帝国主义战争的那种愤慨情绪表达得更为明显。我还记得六十年代初期还组织黄雨石同志译出福克纳写私刑黑人的小说《干旱的九月》(Dry September)。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篇译稿没有能够在《世界文学》上发表。
以我的孤陋寡闻，并未发现更早是否有人译介过福克纳的作品——我指的是大陆。但是早在一九三六年，就有人在一本可能是中国最早的研究美国现代小说的专著里，以单独的一章，评介了福克纳。这本书是《新传统》(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作者是我们编辑界的老前辈，赵家璧先生。
《新传统》共分十章，第一章是总论：《美国小说之成长》，其余九章分别论述九个小说家：特莱塞(今译德莱塞)、休伍·安特生(休伍德·安德森)·维拉，凯瑟(薇拉·凯瑟)、裘屈罗·斯坦因(斯泰因)、桑顿·维尔特(魏尔德)、海明威、福尔克奈(即福克纳)、杜司·帕索斯(多斯·帕索斯)与辟尔·勃克(赛珍珠)。赵家璧认为福克纳是一个“逆转的”原始主义作家。他指出：“近年来，在急速没落中的文明社会，那袭文明的外衣，逐渐的剥落以后，人类的兽性，跟了生活的逼迫而自然暴露。尤其是资本主义的美国，一切过去束缚这文明社会的道德宗教法律，都失却了他的效用。恶棍暴徒，充塞在他们的社会里，比原始的土人更残暴更凶恶的事实，每天布满在新闻纸上。这一种混乱野蛮的社会现象，就有一部分作家，拿来作为写小说的题材。……这里要讲的福尔格奈就是一个……专写在溃烂的文明社会里的人们所干的残暴故事的新进小说家。”接着，赵家璧又写道：“福尔格奈的获得如今的估价，经历过三个不同的时期。第一时期从开始写作到一九二九年的《沙套列斯》，专写战争小说。第二时期一九二九至一九三○，是受到弗洛爱特心理学说的影响而从事于心理分析的实验作品。第三时期是一九三○年到现在，用侦探小说的方法站在自然主义立场上写溃烂社会中各种残暴的故事。”赵家璧还说：“最近四年间所写《避难所》和《八月之光》里，更使我们相信福尔格奈确是一个比海明威更有希望的人物。”①
赵家璧先生文中对《喧哗与骚动》、《我弥留之际》等代表作评介不高，而高度赞扬了《圣殿》，这些方面与目前通行看法不尽相同，但是他所提到的产生福克纳作品的社会背景以及福克纳的创作主要倾向，基本上是正确的，是值得参考的。何况这些论点是在福克纳创作生涯的半途，在他许多后期作品尚未问世的一九三六年作出的，这就更显得难能可贵了。
我曾经说过，《喧哗与骚动》的中译本是集体劳动的成果。这绝不是说套话，而是出自我的内心。学术工作本来就是踩着前辈学者的肩膀继续朝上攀登。上面已提到赵家璧先生在福克纳研究上对我的启蒙教导。而袁可嘉同志写于一九六四年的《美英意识流小说述评》(载《文学研究集刊》第一册)，对福克纳与他的作品(包括《喧哗与骚动》)所作的详尽介绍，也使我初步弄清了这本书的脉络。外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就不用说了。为了编《福克纳评论集》(社科版，一九八○)，为了撰写《美国文学简史》(下)(人民文学出版社即将出版)，为了编辑《福克纳中短篇小说集》(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即将出版)，我收集、阅读了不少有关“福学”的专著与工具书。《喧哗与骚动》本是美国文科中的重点研究对象，每年都有人靠它拿学位。许多权威性的研究著作与评传都对《喧哗与骚动》作了条分缕析的过细解剖，从各个角度对书中每个人物作了解释。美国还出版了各种有关福克纳的工具书，如人物词典、南方语汇词典，以及各种手册，内中整理了每部作品的情节梗概和几大家族的家谱。连培养武夫的西点军校也出资，请人分别编辑了福克纳著作的重要语词索引(Concordance)。我还读了福克纳亲友(包括两个与他关系不同寻常的女士)的回忆录，其中最出色的一本是他的打猎伙伴写的。这些著作，都给了我极大的帮助。我依靠这些著作，再加上自己的理解，在译文中加了几百个注解，相信可以给中国读者提供一些方便。但是我又希望读者在读第一遍时最好不要看这些注解，以免先入为主，影响了自己的原始艺术感受。外国的著作与工具书毕竟不是为中国人写的，它们或是没有提到我弄不清的一些问题，或是解释得不能令人信服。我只得多次向中外专家请教。钱锺书先生曾在百忙中复信解答了我一些拉丁文典故方面的问题；冯亦代先生千方百计为我找来参考书，让我知道何处设有易于跌落的陷阱，可以想法避免。我特别要提到的是该书责任编辑，上海译文出版社的吴劳同志。他是我遇到的最最认真细致的一个编辑。他学识渊博，外文理解力强，加以心细如发，帮我匡正了不少因为精力不济(一个人的耐心毕竟是有限度的)与学力不足而造成的失误。吴劳同志还用他那手秀丽的钢笔字为我从另一来源补抄了好几页不知何故没有寄到的译稿，真使我羞愧有加，汗颜不止。以吴劳同志用在编校我的译稿上的精力与时间，是完全可以再译出半本《章鱼》式的名作来的。②当然，我请教的还有外国专家。记得一年深秋的凄风苦雨中，我陪哈佛大学的丹尼亚·艾伦(Daniel Aaron)教授游香山。我无疑是最不称职的导游。天知道秀丽的香山景色在教授记忆里留下了什么印象。我的问题从城里问到香山，又从香山问回到北京城。我总算弄明白有一个时期哈佛的学生的确是每天上课前必须去小教堂履行仪式的。这就难怪昆丁看到斯波特一边穿衣服一边匆匆朝教堂跑去了。我还在烤鸭宴贵宾，酒酣耳热时烦扰斯东贝克(H.R.Stoneback)教授。他是美国南方人，从他那里我证实了福克纳作品中所说黑人把充作武器的剃刀挂在背后(而不是胸前)，确是实际情况。一九八二年秋，我虽然已经交了《喧哗与骚动》的译稿，但我仍多次拜访多伦多大学的英国教授迈克尔·米尔盖特(Michael Millgate)。他是有影响的《威廉·福克纳的成就》一书的作者。米尔盖特教授让我看了他收藏的电影《喧哗与骚动》的海报以及福克纳当空校学员时全校师生的合影，在那里面，福克纳歪戴船形帽的脑袋比一颗黄豆大不了多少。米尔盖特告诉我：有两篇福克纳生前未发表的《喧哗与骚动》序，刊登在某年某期某某刊物上，对了解福克纳的创作意图有一定的重要性。于是我来到维多利亚学院的图书馆，在杂志库的书架内爬上爬下地找到了它。此外，我自己也找来了米尔盖特发表在多大季刊上的两篇文章，读时真象是在读一篇侦探小说。米尔盖特通过寻访一九一八年福克纳在多伦多当空校学员时的同班同学和同寝室寝友，也通过查阅半个世纪以前的旧报纸、旧书刊，弄清了福克纳在多伦多的活动情况，特别是弄清楚当时福克纳对飞行的第一手知识仅仅是“转动螺旋桨帮助飞机发动”，从而证明福克纳直接或间接帮助散布的一些“事迹”，仅仅是一个富有文学才能的年轻人为弥补自己未能参战的缺憾而充分运用想象力的结果。这些“事迹”版本还很多，无非是说明福克纳赴欧作过战，福克纳飞行训练时受过伤，脑子里有一块“银片”，福克纳为庆祝战争结束头脑发热，把训练飞机擅自开到天上，出事后飞机掉在飞机库屋顶上，福克纳掏出威士忌酒瓶要喝，因为头朝地酒流不进嘴巴……。福克纳还穿了一套英国空军军官制服(买来的剩余物资)，胸前别着“飞翼”胸章(说明有飞行的资格)，一瘸一瘸地走在密西西比大学校园里，招来了毛头小伙子的羡慕与姑娘们的崇拜的目光。……当然罗，年轻人的虚荣心是可以理解的，这并不妨碍一个人后来成为一个伟大的文学家。
从米尔盖特的文章里我还获悉，一九一八年九月至十二月，福克纳就住在多大威克利夫学院的二层楼上临霍斯金街的一个房间里。我终于寻访到福克纳的足迹了！霍斯金街是我每天都要经过几回的一条僻静的街，再过去几步就是松鼠在枫树上欢蹦乱跳的女王公园。我怀着《艾斯本文稿》③中那位青年作家的心情，走进这幢砖红色的新峨特式三层建筑，走上二楼，朝面向霍斯金街的一个个房间里窥探。一个年纪不大不小，估计是研究生的女士从她的宿舍打开的房门里，用稍带惊诧的眼光，打量我这个异国人。我当然不会找到福克纳的遗迹的，走廊里的木板地在我走过时微微下陷，发出了古老建筑才有的空洞声。这里曾是空校学生的宿舍，走廊里曾经回响过福克纳用柔和的南方音讲的俏皮话，其内容据同学们回忆，是“不便印刷在纸上的”。他们还说福克纳最爱唱一首叫《基德船长谣》的阴森森的小调，歌词是这样的：
“如今你朝绞刑架走，
你必须朝绞刑架走。
朋友们来看热闹，抬起了头，
他们说：早告诉你，有一天会难受——
他娘的，你们的狗眼真邪门。”
有时，福克纳灌多了威士忌，便会一个人来到霍斯金街，在便道上一边喊口令，一边做各种动作：向前走、立定、向左转、向右转……。他也许不是一个好兵，虽然他留下来当时的笔记本上所绘的飞机解剖图画得很准确。
米尔盖特说他也不知道当时福克纳住的是哪一个房间。时至今日，他六十年代时找到的老军人现在肯定也已经作古了。
我和米尔盖特来到霍斯金街，以威克利夫学院为背景，拍摄了两张照片。
(《喧哗与骚动》，〔美〕福克纳著，李文俊译，上海译文出版社一九八四第一版，1.55元)
① 本段中一些专门名词，目前的通常译法分别为：《沙多里斯》、弗洛伊德和《圣殿》。
② 吴劳同志是《章鱼》(美国弗·诺里斯作)的译者。
③ 亨利·詹姆士的一个中篇小说，写一青年作家如何寻访拜伦的遗稿和书信。
著译者言
李文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