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社会学中，“现代化”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分枝。翻阅美国近百所较为重要的大学的社会学研究生教研大纲，几乎都可以看到开设着“现代化”这门课。特别是在名列前茅的几所大学，如哈佛、耶鲁、普林斯顿、哥伦比亚、加州伯克利等大学里，鉴于它们拥有广泛的国际国内学术关系和举足轻重的影响，现代化研究尤其受到重视。普林斯顿大学的“比较现代化”研究，以该校的国际研究中心为枢纽，组合了该校社会学、历史学、经济学、人口学、政治学等专业的优秀教授专家，再延聘其他著名大学的优秀学者，连年发表颇具影响的研究成果，在这个大课题的研究中起着推动和领先的作用。该研究中心主任布来克教授，早已经以欧洲史研究方面的卓越成就而在国际间知名。从七十年代中起，他主编一套名为《现代化概观》的丛书。作为这套丛书总导论性质的，即是《比较现代化》一书。
现代化问题进入学术研究，在西方主要是从六十年代开始。正如布来克所说，迄今为止，这个领域的特点更多地是“发问”而非“答案”(《比较现代化》英文版第8页，下同)。布来克从数千篇有关的研究论文中精选出有代表性的二十一篇，分成五个部分，汇编成这本书。书首和每部分前都冠以导言，每篇文章前均加以按语。编者强调，这部选集的目的，不是为了给人们提供有关“比较现代化”的各个方面和各种观点的系统总括，而是为了给这个问题的研究提供一个导引，以激起人们进一步探讨的兴趣。
鉴于贯串全书的基本特点是试图用“现代化”这个概念来对人类发展和社会发展进行一般解释，所以书首导言和选集的第一部分主要讨论“现代化”概念。从发生学意义上说，所谓“现代化”指的是这样一种现象：
变革、进化、适应——或更一般地说——创新，是人类全部发展过程的特征。现代化就是该过程的一个方面，是发生在一个特定的时期对一种特定的刺激——科学技术革命的反应。发生在现代史上的这场变革无论是在规模上还是在普遍性意义上都是史无前例的，它代表着人类事务中的一场革命(第105页)。
这显然是从历史学角度下的定义，指的是西欧工业革命前后的历史事态。当现代化的“捷足先登”者们基本实现了自己的目标，类似的进程在世界其他地区相继扩展开来，于是“现代化”这个术语就脱离了它的发生学上的限制，变成一个广义的社会科学概念。
为了使读者对“现代化”与“比较现代化”内涵获得完整的透视，布来克首先概略地追溯了自文艺复兴以来对世界历史的几种基本的解释。这些解释中的很多倾向都是在一个深层框架里展开的。这个框架就是：视西欧和英语民族发展起来的生活方式为主导的民族中心主义。人们简单地称之为“西方中心主义”。在这种观念的支配下，对世界史的解释以追溯欧洲文明的“根”为起点：经过美索布达米亚、埃及、希腊到罗马；然后即是罗马人与大量蛮族制度风俗的交互作用导来“中世纪”；再就是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按照这种观念，其他社会的历史只有在进入西方的影响的时候才被介绍。因此，在彼得大帝统治下的俄国从十八世纪初、土耳其自一八三九年的改革运动始、日本从一八六八年的明治维新起，都一个个变成了“西方文明”的一部分。二十世纪以前的亚非国家没有被描绘成这个过程的一部分，只是因为它们没有独立；一旦获得了独立，就被说成是“正在西化”。无论西方是被人们视为自由与民主的源泉，或是被视为工业化的领导中心，还是被视为资本主义统治的罪恶力量，在深层框架水平上他们倒是共同的，就是认为西方文明要决定性地取代世界其他部分的种种传统文化。
这种观念之存在自然不是毫无缘由的。对世界历史的“西方化”解释，其信念正是植根于：近代发展过程中，西欧和英语民族“已经发展起了最适合现代化生活方式的政治的、经济的和社会的制度，这些制度具有普遍有效性”(第2页)。这个论点当然有一定的事实根据：西欧和英语民族确实达到了世界上相对最高水平的经济发展、科技知识发展和社会福利等。按照这些指标衡量，这些国家无疑是最“现代化”的。
但是，这里问题的焦点不是这些国家人民取得的成就的程度，而是从这里抽象出一般结论如上面那样地去解释世界历史。布来克尖锐地指出，“西方中心主义”赞成者坚持的是这种倾向：西欧和英语民族达到的成就水平不但普遍有效，其各种制度也同样普遍有效。这即是说，不但其所做的普遍有效，其所做的方式同样普遍有效。由此得出的结论就是：如果其他民族想要与西方比高低，不仅要采用西方的各种政治制度而且连它的社会、经济和宗教制度也都要统统采用(第3页)。
布来克在这里确实显示出高度清醒的历史透视力。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似乎也常常见到类似的现象。当一位科学家作出了出色的成就，比方说，成功地证明了某条定理时，有些人似乎就感到，如果要做出与这位科学家同样的成果，就必须处处模仿他，直至在日常琐事中与他犯同样的心神不属的毛病。否则，“恐成功无望”！
“西方中心主义”解释历史的倾向，在实践上往往只能激起传统文化生活圈中一些人的同等偏颇程度的反抗。这种反抗很容易被证明为合理合法。于是，文化感情方面的剧烈冲突，使后进民族难以把自己调节到能够接受西方现代化进程中真正有着世界普遍有效性的因素，结果甚至可能是回复到更早以前的生活方式中去。
因此，对“西方中心主义”解释世界历史倾向的批判，焦点就聚在下述二者之间的区别上：一是现代化社会真正普遍性的特性，一是各个别发达社会不同的制度传统在当代的种种变体。
正是这二者之间的区别，构成了理解“现代化”的上下文背景：“现代化”概念涵括的内容，应该就是通过种种变体呈现出来的真正普遍性的特性。根据布来克的概括，虽然运用“现代化”概念对人类发展的解释多种多样，但它们一致地强调四个方面：
一、一个社会在“现代”以前使现代化能够起动发展起来的各种能力的至关重要性；
二、知识进展(主要反映在科学技术革命中)作为社会变革的首要源泉的作用，这种作用把现时代与早先的时代区别开来；
三、一个社会在利用知识进展所提供的发展机会方面的能力，包括政治的、经济的和社会的能力；
四、一个社会政治领袖们的各种政策的有效性，这些政策可以是争取把本民族的价值观传统和制度传统调节到适合现代化的需要，和有选择地借用其他更发达的社会的价值观和制度(第4页)。
这四个方面是对近代开始到目前为止现代化进程一般性质的总结。凡是已经达到了现代化水平的国家，不论它们的文化、制度、资源等方面有多大的差异，它们都共同显示出这四个方面的基本素质。因此进一步推论，这四个方面也可以被看作是现代化必备条件的一部分。不过，这是一个相当大且复杂的主题，有关这个主题的更深入的讨论是在“比较现代化”丛书的另一本《日本和俄国的现代化：比较研究》中充分展开的。容后再作评介。
如果把明确定义的社会发展的某些方面应用于个别国家经验过程的研究，具体处理上当然要容易一些。但是，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各个社会之间的共通性和多样性，只能进行比较的考察。因此，“比较现代化”之必要的和最基本的框架是“全球性”或“总括性”和“多学科性”。前者使它免于民族中心主义的偏见，后者使它有别于早先仅仅从经济学、政治学或其他的单一学科去考察人类的发展。
这本选集具体探讨的问题，分成以下几个方面：
——在现代化进程中，作为发展的最基本源泉的知识进展，与政治发展、经济增长、社会流通和心理适应之间的相互关系是怎样的？比如，非现代化民族和已现代化民族的领导人在对知识作用的认识方面有哪些不同？这些区别怎样影响到社会发展政策的决定？各民族精神文化生活中都发生着学术性的争论，在非现代化、已现代化民族之间，这种争论的模式和结构有什么区别？
——现代化的必要历史前提是什么？西方现代化模式中的哪些性质具有全球性的普遍意义？
——传统的价值观和制度风俗是怎样地造成了社会转变进程的一定的特征，并影响到现代价值观和制度风俗的形成？
——在第一批现代化的社会与正在现代化的社会之间有哪些不同？从更发达的国家“借用”制度模式的有效性和限度是怎样的？
这些问题是有趣的，也是令人深思的；是很难回答的，又是值得回答的。中国正处于重大改革的关键时期。大改革的远景是激动人心的，大改革的道路则是艰难曲折的。社会主义改革的命运，也就是社会主义中国现代化的命运。在这样命运攸关的时刻，中华民族特别需要“冷眼”看世界(她自己也置身其中)。这里所谓的“冷眼”就是清醒的思考。“比较现代化”的理论研究应该是这清醒的思考中的一个枢机。在《比较现代化》书首导言的结尾，布来克在说了现在这个领域的特点更多的是“发问”而不是“答案”之后，紧跟着补充道：“这是〔它的〕一个局限性，也是一个挑战”(第8页)。我希望并且相信，中华民族带着她的不平凡的历史经验和更加不平凡的实践体会，将会对这个挑战作出有价值的应答。
在这里，我要特别地对布来克教授表示衷心的感谢。在他邀请我去普林斯顿大学国际研究中心主持了一次有关现代化问题的讨论会后，不仅赠送了《比较现代化》等一批名著，还送给我一册《比较现代化著述综览》。这是他多年来教学研究的宝贵成果。在如今的信息社会里，这类文献指南具有特别的价值。我想，我之所以能够得到这些，不只是由于个人性的原因，更因为我是正在进行着现代化艰巨事业的民族的一个成员。
Comparative Modernization，edi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Cyril E.Black.New York，The Free Press.1976.
一九八五年元月六日夜于美国匹茨堡大学
丁学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