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mur)
住进圣母和平大学的郊外大学生宿舍后，便急急赶回信息学院去会见来此开会的各国友人。那慕尔我从未到过，这是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以南的一个颇为有名的历史名城。这小城很安静，人不多，也很整洁。晚间，我一个人独自缓缓穿过闹市，过了一道小桥——桥头立着不许机动车通过的牌子——，在微弱的路灯灯光照耀下，漫步往郊外去找我的住所——可是夜色苍茫，出来时见过的地形地物没有留下半点记忆，走着走着，已经过去了大半个钟头，而那座宿舍的影子都不曾看见。这样，只得在路边截住行人，用我那完全不熟练的法语去问路了。行人倒是很热心指点，叽叽咕咕说了一大通——应用语言学上所谓“能懂度”却很低。我不是说他讲得不清楚，而是因为我的接受力太差。我蓦地想起，这也难怪——按信息论算出来，法语一个字母的熵(平均信息量)只有3.98比特，在西欧几种语言中是最低的(英，德，法，西这几种语言的字母熵都在4.00比特以上)，比汉语的一个单字的熵9.65比特更低得多，难怪在陌生者的我听起来，对手说话比较快——我只好“抓”住几个主要信息(这里，往前，往左，拐右……之类)向他重复了一遍，到他满意了，便谢过他往前走，不消五分钟便看见我那住所的灯光了。
我住一小间(每个大学生都可以住这么一小间)，面积虽少，但有一床，一桌，一椅，一沙发，一书架，一壁橱，一洗脸瓷盆，既合用又舒服。我把室内的灯都打开了，把很大很大的落地玻璃窗也打开了，站在窗前呼吸那深夜的清新空气，忽然从街道的那一端传来了弦乐四重奏似的乐声，由远而近；一辆面包车在窗前马路上缓缓驶过，播送着动人的旋律，然后又由近而远驶向夜色笼罩着的河边小树林中。想起在那一本书上曾经看见过，巴黎古时也有“音乐车”在夜间“巡逻”，给和平的居民传送美丽的旋律的，莫非这就是那种“音乐车”？乐声消逝在夜色里，小城顷刻又恢复了宁静：这里没有市声，更没有警车的呜—呜—呜—的噪声。难怪这家高等学府取名为“和平圣母”或“圣母和平”大学(Notre－Dame de la Paix)了。想着想着，便躺下来享受这和平的宁静，不知不觉，连安眠药也没吃，就睡到天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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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早，有人急促地敲我的房门。打开门一看，原来是一个矮矮胖胖的学者模样的西方人，急不及待地却又很有礼貌地问我是不是来自北京。当他得到肯定的答复时，便一把同我拥抱起来——这是罗马尼亚工程师，核反应堆研究所的研究员巴茹列亚努(S.Bajureanu)。虽则我们两人的专业不同，但都是探讨控制论的理论和应用的，因此一见如故。巴茹列亚努看上去已是“人到中年”，但热情和冲动，俨然一个年青学者。我们用英语交谈，相互交换了自己的论文——他送给我将要在第十届国际控制论大会第一小组宣读的《连续控制(sequentialcontrol)与鄂多布里查一般控制论的一致性》，我则送他将要在第十二小组和全体会上宣读的《控制论与语际语言学(interlinguistics)和现代汉语的结构》。
接着，巴茹列亚努就开始了带有鼓动性的急促的谈话。他说，他很高兴会见我。他说，难得在这样的会议上遇到从社会主义中国来的学者。他说——带着自豪地——西方的学者都说控制论是美国数学家维纳(N.Wiener)创始的，他说，其实不然，罗马尼亚学者鄂多布里查(S.Odobleja)早在一九三八到三九年就发表了更为精博的理论。他问我是不是这样。我说，非常遗憾，我从来没有读过鄂多布里查的著作，我说，我最初也是读了维纳的那部控制论(一九四八／四九)才开始进入这个领域的。他说，对，对，因为罗马尼亚学者的著作叫“协谐心理学”(Psihologia consonantistǎ)，不叫控制论，而且书一出版，欧洲便战火弥漫了，书也没人看到。此时，他从公文包中拿出了鄂多布里查另外一部书(一九七八年出版的《协谐心理学和控制论》(Psiho－logia consonantistǎ si cibernetica)，题写上“致以良好的祝愿，祈望将来的合作”送给我。他说，西方有些人往往有偏见，什么都是他们首创的，真烦人。他说，他给人讲鄂多布里查的贡献，人家爱听不听。他说，你研究研究看，是不是比维纳的理论更“开放”些？他说，维纳只发现了一条规律，即反馈；而鄂多布里查发现了九条规律。他还告诉我意大利有一个罗马尼亚血统的德拉干教授(Prof.Dr.J.C.Dra－gan)，因为发明了一些什么赚了很多钱，他爱国，捐赠基金创办了一个鄂多布里查控制论学院(总部设在Lugano)，他本人是这个学院的秘书长。等等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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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早上谈得很愉快，但对于他所说的学者及其学说，我却是一无所知的。然后我们一起赶到信息学院去开会了。
夜里沉思——回味这位工程师的介绍，不免泛起了种种的思索。比如，科学史上确实常常有这样的情况，有些理论在某时某地发明了，但由于种种原因没能传播开去，却被其后的另一学者发明了，而后者反而名声大噪。时至今日，因为信息交流得快，这种事也许不会发生了——但国界仍在(有时为了保密！)，偏见还在，大国的优越感还在，对待某种理论或某些科学家的不公正还是屡见不鲜。记得三月间，我在上海读到《读书》有关维纳的说法，就不免有这种倾向，那上头引外国人的话说维纳是“哗众取宠，一夜成名”，“弄虚作假”等等，我这两天问了好几国的控制论学者，他们并不这样认为，也没能知道世间已把维纳“贬”了。他们也不把维纳当做神——有一位学者说，维纳的第一部控制论在数学部分有错误，但它毕竟是现代意义的这门新科学的第一部系统著作，他拿出了在一次国际会议与会者的合照——他指给我看靠近当中的一个中年人就是维纳。我以为对待科学家只能说他那一学说是对的，或当时是对的，那一公式错了，或要补充，而不可戴帽子。即使外国人给外国人戴帽子，我们也不可学着戴——五十年代我们不是学着给控制论错戴过“为帝国主义服务的伪科学”的歪帽子吗？
一九八三、八、二十四在Namur
布鲁塞尔
法国的数学博士乍柯莫(Jacomo)开着自己的小车子，把我从那慕尔送到布鲁塞尔一家英国资本的“连锁”(chain)旅店——chain是“链”，凡是销售同样货物，或采取同样方针的服务，而由一个资本家或资本集团经营的店都叫做这样的“连锁”店，比如H.W.Smith就是英国经营图书文具(以文具为主)的连锁店，在英语世界里遍地都是。有趣的是，语言学上也有“言语链”(speech chain)这样的说法。据说，人的语言交际活动是由一条把说话人头脑跟受话人头脑联结在一起的链条——其实就是把发信人的信息同受信人联结起来的一种过程。这里“链”是假想的，不是一条真正的锁链，这是人类语言的“实词虚用”(也有“虚词实用”的)，是一种有趣的社会语言现象。
我住进这家小小的“链”旅馆，就把我从那慕尔收集到的有关鄂多布里查的资料摊开，贪婪地读了两个小时。对于学人来说，哀莫大于无知——对于这样的一个东方科学学家的学说，竟一无所知，岂不是孤陋寡闻到了不能自容的程度了？！
有三份资料特别吸引着我。头一份是那位工程师送给我的那部著作《摘要》，不是鄂多布里查本人写的，显然是后人添上去的。这里说，控制论发展到今天，有各种各样的定义，人们不应当随便采取其中一种定义，来排斥另外的定义，那样常常会导入个人的好恶或者局限性。它提出一个论点说，控制论其实是一门管理的科学(science of management)，一切方面的管理科学，据说这一切方面包括动物的，个人的，社会的这三个领域。
我记起维纳的《控制论》副标题是“关于在动物和机器中控制和通讯的科学”。他强调的是①动物界和②(人的两手或部分大脑的延长＝)机器界。看来，研究个人和人群(集体)的同时，不能不研究动物——而且不限于试验用的白鼠、猴子之类。且不说仿生学，就是语言学这样抽象的科学，恐怕也越来越多要深入研究动物的交际，以便得到启发来解决人类社会语言交际和非语言交际(nonverbal communication)的某些问题。
跟巴茹列亚努所说的一样，书上认为控制论不能只着重研究反馈这样的一种现象，而要钻研思维的活动——《摘要》用的是“机械化”(mechanization)，译成中文会引起误解，所以我宁用“思维的活动”这种表现法(或有些学者称为“思维模型”的东西)。
第二份吸引我的材料是一张图，很有趣的显示几位科学家解决问题的领域图——最小的一圈是维纳，一九四八年提出一条规律，即反馈学说；其次的一圈是阿什比(一九五一年三条规律)，最大的一圈是鄂多布里查，一九三八年提出九条规律。看看这九条规律或法则的名字就够有意思了，据巴茹列亚努说，那就是：等价(法则)，平衡，补偿，反应，振荡，可逆，惰性，协谐，转换。每一个学者都有权提出自己的学说，并且赋与自己认为最确切的称呼和定义。例如维纳称为“反馈”的，鄂氏不这样叫，叫做“反应”和“振荡”。不能观其名而定其性，还要从具体出发，从实际出发。罗马尼亚人把这套法则称为“科学的科学”，因为这里包括了几乎全部科学方法论的各个方面各个层次的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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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尼亚血统的德拉干博士教授写过一篇短文，叫做《二十世纪在控制论》，意思是从控制论这个领域去看二十世纪的发展(发表在上述学院的《通讯》一九八三年第二期)。他热情地歌颂了鄂氏的理论，有点象中国血统的外国学者那样，富于爱国心和民族感情——而这些是多少个世纪历史产生的一种可贵的感情，资本主义兴起以后，西方国家一般是少见的。前几年我在巴西听巴西一个教授说，巴西有不少日本人，他们到了那里，就没有什么“思乡”的“愿望”了(他们叫做“aspiration”)，即使有，也不强烈，更不要说有同原来民族联在一起的“纽带”了。巴西教授说，你们中国人可是另外一种“模式”——他是教布尔代数的，一下子就讲起“模式”来。也许是这样，也许不是这样，此刻，子夜的钟声已敲过，人们正在招唤我上街看风景呢，且把这些沉思搁一搁吧。
一九八三年八月二十八日夜
旅行纪事
陈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