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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东京西南新高圆寺车站，已近黄昏时分，一路向路旁商店和过往行人打听有吉佐和子的住处，人们无不投过来敬慕的目光问：“就是那位作家有吉佐和子吧？！”好象有吉佐和子是堀之内引为骄傲的人物。这堀之内远非市郊，但径曲巷深，尤其有吉佐和子家旁那寥落的风光，比起市中心的住宅区，这儿仿佛小镇般静谧，我不由暗暗佩服有吉佐和子选了这么一处适于写作的幽雅环境。
我如约来到有吉佐和子那幢新颖别致的西式住宅前，紧跟着蜂鸣器的乐声，终日操持家务的有吉佐和子老母亲出来应门，稍事寒暄便把我引进室内。
二楼是有吉佐和子的小天地，那儿有典雅别致的和(日本)洋合璧的客厅，汗牛充栋的书库，桌上摊满稿纸和参考文献的铺有榻榻米的书房。
我轻轻叩了几下门，里面全无反响，如此反复三四次，我只好莽撞地推门而入，首先闯进耳鼓的是法国现代派音乐。女主人正斜倚在宽大松软的沙发上打电话。我们握手致意后，她做了个让座的手势。稍顷，她挂上了电话，径直向立体声电唱机踱去，一边扭电钮加大音量，一边一本正经地对我说：“不听音乐就想自杀；要是不听音乐就得喝酒，喝了酒就更想自杀……”
这是一九八二年深秋的事。两年后的九月三日，看到《人民日报》报道有吉佐和子突然逝世的噩耗，深深印在记忆中的那次会晤蓦地浮现脑际，然而，我决然割断了它们之间的联系。因为，同她几次的交往中，深切地感受到她心里燃烧着一位作家对时代和社会责任感的熊熊火焰；卷帙浩繁的作品中，翻滚着难以遏止的对美好理想追求的潮水，这位日本文坛“三大才女”之一，正当壮年，艺术上已到达炉火纯青的地步，还有许多事要做，她不会那样想不开的。果然，几天后，从甫离日本抵京的山崎丰子口中，证实了有吉佐和子是由于心脏病突然发作离开人世的。
说实在的，那晚她表现得失常。我根据一知半解的医学常识脱口而出：“您可能正处于更年期”，她脸上掠过一丝苦笑，并未否认，接着便将话题转向文学。这时，她那紧锁的眉头渐渐舒展了，变得欢快愉悦，谈锋甚健，兴致勃勃地把一束外文剪报摊满沙发，指着剪报不无感慨地说：世界上最早翻译出版她作品的当首推中国，其次是美国。英国于一九六七年出版了她的长篇小说《纪川》和《华冈青州之妻》的英译本。法国虽然略晚些，但印行量很大，《华冈青州之妻》先后印了三版，发行量高达九万九千八百另四册之多，是法国的畅销书。这时，她并不掩饰内心的喜悦，眼镜后面的双眸灼灼闪亮，以充满自豪的口气说：“三岛由纪夫的小说，英译本也不过才印两千册。”东德、葡萄牙和英国翻译出版了她的长篇小说《恍惚的人》。我请她介绍几部她自选的代表作，她含蓄地抿嘴一笑，不假思索地说：“长篇小说是《助左卫门四代记》、《暖流》、《出云的阿国》、《和宫样御留》，尤其后者是她自认的得意之作。与此相反，日本文艺评论家却认为《纪川》是她的代表作，她对此未置可否。短篇小说，她举了《演员停演》，《水和宝石》，《青瓷瓶》三篇。遗憾的是，除了《青瓷瓶》的部分章节，《暖流》译稿尚在缓慢的出版周期中等待外，其他作品国内至今尚未译出。
这天，她早已约好周斌同志在银座一家法国餐厅共进晚餐，我只好把尚未讨教的问题搁起来。银座的这顿法国饭足足吃到深夜十一点。餐桌上的话题丰富多采，天南海北，当谈到她那本《恍惚的人》稿费时，她变得牢骚满腹，对我们介绍说：在日本出书，国家要抽百分之八十五的版税，也就是说，一百万元稿费，作家只能拿到十五万元。尽管如此，她的印数稿酬，即使她和女儿终日优游，也足够两辈人受用的。然而，她笑着说她还是要继续写下去的。
夜色深沉，我们正待致谢告辞，她坚持要按日本规矩，再来个“二次会”，并说带我们去她经常饮酒的“好地方”开阔一下眼界。我们便跟着她在五彩缤纷霓虹灯照耀下的银座大街东拐西弯，来到小巷深处一家门面不大的酒馆。据她介绍这家酒馆的主顾从不互通姓名和职业，只要付三千日元，便可随意痛饮，数量不拘。有吉佐和子一露面，整个酒馆顿时沸腾起来，穿着打扮类似文化人的男男女女和衣冠楚楚的企业界人士，蜂拥而上，把她团团围住，不是劝酒就是拥抱。有吉佐和子手捧一个方形木制酒杯，在边沿洒上些细盐就着喝了起来。我们不大习惯这种夜生活，只能匆匆告辞。
这次会晤同一年前初春在北京剧场后台一间洒满阳光客厅中的重逢，给人以今非昔比之感。那时，她随日本话剧团来我国上演根据她同名小说改编的话剧《华冈青州之妻》，给我的印象是思想脉络清楚，言谈举止一如她的作品，细腻缜密，犀利深刻。那次谈话是从日本独具特色的纯文学与大众文学开始的。在日本，纯文学与大众文学泾渭分明，正统文坛一向重视前者而轻视后者。
“这几年来，纯文学与大众文学相互渗透，好象是日本文坛的一种新趋势，不知是否如此？”
“这已成过去了；有一阵子，纯文学汲取了大众文学反映现实生活的特点，大众文学则汲取了纯文学的艺术细腻手法。然而，最近几年来，随着电视和电脑的普及，日本已变成‘高度信息化社会’，信息异常灵通；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发生了什么事，顷刻之间便传入日本。在这种情况下，‘私小说’即将结束它的生命。”
我豁然开朗了。原来日本的纯文学多采取“私小说”手法，“私小说”发轫于本世纪初日本自然主义文学运动后期，以田山花袋的《棉破》开其先河，其后历经沉浮，始终占据文坛主流，它往往描写琐碎生活的表面现象，缺乏对社会和人生的深刻探讨，是一种封闭在个人小天地中的低吟浅唱，它的日渐衰颓，是纯文学向大众文学靠拢的原因所在。
“我认为，文学作品可以分作两类：一是技巧娴熟的，二是写得不好的。从这个意义来说，如果写得好，写推理小说又何妨？比如，我目前正在执笔的《帝国银行杀人事件》，就是使用了推理小说的样式。”
《帝国银行杀人事件》改名为《开幕铃声情趣盎然》，于一九八二年问世。对“私小说”，有吉佐和子一直持批判态度，她的作品很少采取“私小说”手法。特别是六十年代以后，蓬勃开展的群众运动充实了她的头脑，也鼓起她更大的生活激情和创作热情，一篇篇富有新意和艺术光彩的新作，从生活的激流中奔涌而出。她在广阔的社会背景上描绘各种人生图画时，经常以敏锐的目光，更多地注视着历史时代的大方向，强化深邃的社会底蕴和作品的思想内容，使这位女作家在创作道路上踏上了一层新的阶梯，这同“私小说”是迥然相异的。
我向她表示：“您的许多作品，曾使中国广大读者倾倒。就我个人而言，我尤其喜欢《非色》。”
她早已从到东京她家中作客的谌容同志那儿知道我在翻译《非色》，便说道：
“中国的日本文学工作者愿意翻译我哪篇作品，我都非常感谢。至于稿费嘛，这倒无所谓，只要出书时，送我二十本就心满意足了。”
《非色》中译本已于最近问世，可惜，她的生命之火已经熄灭，心脏永久停止了跳动，她提出的二十本赠书，送向哪里呢？作为译者，是我深深引以为憾的。早在六十年代初期，当这部长篇小说还在《中央公论》杂志连载时，廖承志同志就对这位女作家的才华赞不绝口，曾表示可以译出介绍给中国读者。由于种种原因，这本书始终未纳入出版社的出书计划。
由于她了解到此书不久便可出版，于是，随便找了张纸，欣然命笔，为《非色》中译本写了一篇序言：
《非色》写于一九六三年。读者可能以为，这篇小说描述了当时纽约的种族问题，而我的意图却想假托美国，来刻画普遍存在于世界各国的不平等思想。目前，美国黑人运动同六十年代相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日本的“战争新娘”几乎全部离婚，她们大多是六十前后的人了。然而，我认为，只要人们本能具有的那种优越感、自卑感，还在产生歧视意识，那么，要想彻底解决这个问题是很困难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篇小说的主题，不论再过多少年也不会过时的。
这次李德纯先生为中译本付出了辛勤劳动，对此谨致谢意。
这篇序言虽未能在译本中用上，但对了解作家的创作思想是有帮助的。
《非色》以有层次的矛盾发展和个性化的语言，选取有典型意义的生活事件和细节，经过艺术加工，具体而形象地揭露了美国社会的黑暗侧面，抨击了种族歧视政策。书中女主人公林笑子，战后初期为生活所迫，同驻日美军的黑人下级军士结婚。在丈夫服役期满返美后，也跟踪来到纽约，备尝种族歧视的辛酸，从个人命运的遭际中，从更深刻的意义上认识了人生，确立了自己的奋进道路，用她的生命之船承载着自己的不幸和忧伤，同黑人丈夫和黑皮肤子女甘苦与共。林笑子的这个选择，是对种族歧视的无声抗议。与林笑子同船来美国的小川丽子，走的却是另一条路。她始终置身于生活的漩涡和感情的狂澜冲击之中，终于经受不起长期的精神折磨，自杀惨死异乡。可以看出，这位女作家所致力的是，在几个性格迥异的女性命运的交织和对比中，以不同侧面探索和揭露美国的种族歧视。然而，作家并没有把笔仅仅停留在凄苦情景的表面描绘上，而是把笑子、竹子、丽子、志满子等人浑然相似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构成一个巧妙的对比，引导读者在对比中，探索那悲惨遭遇的根本原因。女作家在这部长篇小说中，表现出擅长叙事的才能，善于把事态的发展，紧张的气氛和人物各自不同的心理状态，描写得绘声绘色。特别是她驾驭语言的能力较强，文笔淡雅清丽，委婉含蓄，具有柔中有刚的风格。
凡是读过有吉佐和子作品中译本的读者，一定会领略到她的小说极富文采，第三批新人代表作家三浦朱门认为，有吉佐和子对日语惯用型的运用已达到得心应手的境地。在这次会晤中，我才知道她家学渊源，年轻时曾在父亲督促下，跟日本著名汉学家盐谷温老先生学习《孝经》，她一直都能完整无缺地背诵《孝经》。她兴致勃勃地在我的记事本上默写起《开宗明义章》的片段：“仲尼居曾子侍子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顺天下民用和睦上下无怨汝知之乎”，表现了她的快学强记和深厚的中国古典文学根柢。
如今，日本文坛的这颗智慧之星陨落了，结束了她五十三岁的生命历程。就日本文学界而言，失去了当代文学才华横溢的代表作家；就我们而言，除了失去一位深受广大读者喜爱的外国作家，更失去了一位长期致力于两国文化交流的友好使者，损失是无可弥补的。
李德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