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十力，湖北黄冈人，中国现代著名学者，原名升恒，字子真，自号黄冈逸翁、漆园老人等，生于一八八四年，卒于一九六八年。解放以后，任北京大学教授，曾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特邀代表及第二、三、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熊十力的童年，是在没落清王朝的腐朽统治下度过的。他年幼丧母，家境困厄，从小为人放牛，学习裁缝。父亲熊启样是一名笃守程朱理学的穷儒生。熊十力自小记忆力就极强，一天之内能背诵《三字经》。“少时好探求宇宙论”(《体用论》)，如儒家六经，老庄道论等，并略览大易爻象，始读格致译本，对于王船山、顾炎武及启蒙、维新之文，亦孜孜以求，手不释卷。广泛的涉猎为他从小打下了扎实的学问基础。熊十力“年未二十，即投身兵营，以谋革命”(《十力语要初读》)，参加武昌日知会等革命团体，并考入陆军特别学堂，投身反清革命。后因创设黄冈军学界讲习社，联络士兵学生起义，引起驻防军统张彪的注意，遭通缉追捕而被迫潜逃回乡。辛亥革命爆发后，熊十力曾任黄冈地方军政府参谋。至一九一二年，袁世凯出任临时大总统，开始迫害革命党人，熊十力暂时退出政界，由此废学数年。至三十左右，他自度非事功之才，又因长兄幼弟相继贫病死去，于是另辟蹊径，寻求寄托，致力于学术一途。三十五岁以后，专治国学，主要是哲学思想方面。当时由于西方唯心主义哲学的传播和影响，统治者对儒佛的极力提倡，封建传统哲学又有了复归的趋势。一批上层佛教僧侣，适应这一潮流，在北京、南京、上海等地组织佛教协会，创办佛学院，出版佛教刊物，熊十力亦值此机入南京支那内学院欧阳渐门下，研究佛家法相唯识之学。
熊十力曾以研究佛学作为他“安身立命求学问”的根本，由于儒学根底的深厚及对群书的博览，使得他在研究佛学的过程中，对旧有唯识之学，“潜思既久，渐启疑端”，发誓要造作“新唯识论”，以建立自己的思想体系。
一九二三年，熊十力初以文言文撰成“新唯识论”，并在国立北京大学设课讲授。其间与林宰平、梁漱溟交往甚密，“无有睽违三日不相晤者”，纵横古今，“时或啸声出户外”(《十力语要初读》)。后又甚疑旧学，尽毁前稿，并与友人林宰平、马一浮等时相攻诘，商榷疑义，历经更改，至一九三二年十月，《新唯识论》定稿并自印行世。熊十力认为：“本书于佛家，元属创作。凡所用名词，有承旧名而变其义者，有<SPS=0435>世语而变其义者，……自各有确切之涵义，而不容泛滥”。欲以文简义赅，使读者“索其条贯，识其旨归”(《新唯识论》一九三二年十月初版)。一九三八年春，他因避战难入蜀，寓居璧山。一九三九年夏，熊十力受聘到乐山复性书院作短期讲学，“嘉州之行，适遇寇机，频年积稿尽废。”(《新唯识论》)返回璧山后不久，移居北碚勉仁书院，将《新唯识论》改为白话文。一九四○年，在钱学熙、韩裕文的协助下，写成上卷，印若干部。一九四一年秋，中卷脱稿，又合上卷付印。至一九四四年完成下卷，对上、中卷稍加修订，全书由中国哲学会付商务印书馆出版。
《新唯识论》虽经几次印行，版本亦不相同，但主要有二种：“一，文言本，写于病中，极简略。二，语体文本，值国难写于流亡中。”(《体用论》)一九四四年，熊十力在四川北碚创办中国哲学研究所，写成《读经示要》一书。熊十力学养深湛，著述宏富，其主要著作有《破“破新唯识论”》、《十力论学语要》、《佛家名相通释》、《明心篇》、《原儒》、《体用论》、《乾坤衍》等等，均围绕其新唯识哲学加以发挥和详释，犹如为经作传，所以《新唯识论》为最重要，熊十力“平生心事，寄之此书”(《新唯识论》)，是反映他哲学思想的代表作。
一九五四年秋后，熊十力到上海居其子熊世菩处。从此后出版的《原儒》、《体用论》、《乾坤衍》等几部著作看，熊十力晚年更重儒学，认为唯孔子“集古圣之大成，开万世之学统”(《原儒》)，其学术创明体用不二之宇宙论，最终归本孔子。“益信孔子之道，终为人类所托命也”(《原儒》)，认为《体用论》既成，“新论二本俱毁弃，无保存之必要”，“余之学自此有主，而不可移矣”(《体用论》)，自认为学术上有了更高的升华。
吴剑南先生是熊十力的生前好友。据吴先生回忆，抗战时在北碚因一次偶然机会结识熊十力。当时熊十力已蜚声文坛，颇有名气，但一般人不易与之接近。吴先生虽久仰盛名，亦感不便冒昧拜访。吴先生当时除在复旦大学任教外，兼擅医术并挂牌问诊，一次被请去为熊十力看病，熊同吴谈不多久便说：“你身上有一股奇气”吴先生回答：“什么奇气，是股穷气吧！”说罢二人相视而笑。从此，吴先生成了熊十力家中的座上客，他虽比熊十力年少十几岁，但情趣相投，成为忘年之交，直至全国解放以后。在学术上，他们有很多共同的见解，熊十力从不随波逐流，自始至终坚持他的哲学体系和学术观点，对此，吴先生感触很深。说到做学问，吴先生认为学问不但要“学”要“问”，而且要“做”，“做”即身体力行，有学问不“做”学问只能是半个学者，熊十力在吴先生心目中，就是这种身体力行的学问大师。吴先生将他珍藏的《乾坤衍》借给我，并嘱我慢慢领会，深心体玩。经过吴先生的介绍，我还从已故林同济教授家里借到《佛家名相通释》上、下二册，此书综述法相、唯识体系，亦是熊十力的用心之作。书内扉页上有熊十力的亲笔题款和林先生的印鉴，显得更加宝贵。可惜藏书浩瀚的复旦图书馆竟没有这部书，我准备复印下来以填补这一空白。吴先生还答应专门就熊十力的“新唯识论”及其学术源流和我谈一次，但是由于杂务缠身，没有及时聆教，以至于错过了一个永远不可再加以弥补的机会，吴先生在不久即与世长辞了，每念及此，甚感痛惜！
佛教的唯识宗派虽在中唐以后渐趋衰弱，但其精致的主观唯心主义体系却对以后的哲学流派产生了很大影响。这一派分析了世界上各种“法相”，即心和物的现象，称法相宗。但最终将一切“法相”归结为“识”所产生，所以定名为“唯识宗”。唯识宗属于佛教大乘学派，因为强调心识为有，以区别于大乘空宗，故又名大乘有宗。欧阳渐感到无着和世亲之学互有不同，并加以区别，认为“世亲成立唯识，是唯识宗。无着以方便解析一切法相，是法相宗。”(《新唯识论》)熊十力则弃旧学而造新论。“新唯识论”以主观唯心主义一元论的面目问世，代表了现代中国思想界儒佛学说的恢复及新释这一重要思想倾向。解放后三十余年来，这方面的研究几乎付之阙如。在海外，特别在台湾，五十年代初就有多篇学术论文发表，熊十力在文中被誉为一代大儒、中国现代哲学家等。据熊十力家人介绍，熊先生现有不少学生侨居海外，其学术在海外具有相当的影响。
周谷城先生也是熊十力生前难得的莫逆之交。我想这不仅因为他们是同时代的渊博学者，这与周先生的胸怀坦荡、熊先生的气度不凡也有关系，因为他们在学术上见解不尽相同。周先生告诉我，在他早年的著述中，有专文评价熊十力的《新唯识论》，由此，我又拜读了周先生写于三十年代的这篇评论。周谷城先生认为：“新唯识论的要旨，首在说明纯一寂净的本体，次在说明生化不已的妙用。寂净的本体，印度的空宗讲得最透彻；生化的妙用，中国的儒家讲得最透彻。儒家非不讲体，但比较地偏重用；空宗非不讲用，但确实只重体。为使学理圆满，熊先生乃汇通儒佛，于寂净的体上加以生化的用，于是体用合一，印度的空宗，中国的佛家，汇合起来了。……此外，更于生化的妙用上，施设一个物理世界，或外在世界，以为科学知识的安足处，于是西方的科学在东方的哲学中似乎也有地位了。这是新唯识论中最要紧的意思。”(《中国史学之进化》)
熊十力矢心求学，冥探繁深，对百家之说，先是深心体现，辨其脉络，得其系统，穷其枝流，而后才左右逢源，融会贯通。他“常有赖于平日所读百家之书，借资引发。久之，豁然贯通。……亦自觉得，对于百家之说，或有所同，或有所异，或于众异中有一同，或于众同中有一异，或于小同中有大异，或于小异中有大同。然无论同异如何，而自家思想，毕竟不是浮泛或驳杂的见闻所混乱凑合而成的，毕竟是深造自得的。”他说“新论融佛之空，以入易之神，自是会通之学”，“新论于西洋学术上根底意思，颇有借鉴”，还认为“读本书者，若于佛家大乘学，及此土三玄(大易、老、庄)，并魏晋宋明诸子，未得其要，则不能知本书之所根据，与其所包含，及融会贯通处。”熊十力自己对“新唯识论”有一概括，他认为：“新论要义有三。一，<SPS=0280>就法相而谈，心物俱在(心起，即物与俱起；心寂，即物亦俱寂)。二，摄相归体。(相者，具云法相……)则一真绝待，物相本空，心相亦泯(所谓遮法相而证实体者，即此旨)。三，即相而显体，则说本心是体。……如上三义，学者了然于胸中，则新论不难读。”(《新唯识论》)
《新唯识论》成为熊十力深造自得的一部创新之作，也是儒佛唯心主义系统合流的一个产物。当他以僵化、片面的认识去观察一个花瓶或一棵树的时候，他的宇宙观又充满矛盾运动的朴素辩证法；当他冶儒佛于一炉并自创唯心主义新体系的时候，却又在追求着科学与民主。“新唯识论”不仅承继的是一份唯心主义的思想遗产，还带着深深的时代烙印。总而言之，熊十力不愧为一位渊博的学者，他的哲学思想不仅从世界观高度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的一个侧影，而且代表了中国现代思想史中一股重要的思潮，在现代思想发展的进程中，这种思潮是不可缺少的一环。《新唯识论》也就因此而成为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一份总结。
一九八三年六月二十日稿
魏达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