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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和剑桥是英伦两个著名的大学城——这两个地名的现代汉语转写却是采取了两种不同的方式：一个是译意(把Oxford一字拆开来，Ox－意为“牛”，－ford则译为“津”)，一个是半音半意译，(也是把Cambridge一字拆开来，cam取其音，作“剑”或“康”；bridge取其意，作“桥”！)真叫译“绝”了。一百多年前，郭嵩<IMG=AB85609702>焘使英时，在日记中(一八七七即光绪三年)称“牛津”为“阿斯福”，称“剑桥”为“刊比里治”——那时好象人名地名都崇尚音译，连很多机关、官职也都音译，比如“布利来斯妙西阿姆”就是大英博物馆，“罗亚尔阿伯色尔法多里”即皇家天文台；现在还驰名的一家饼干厂则写作“享得利(Huntley)安(and)巴麦尔(Palmer)毕斯格(Biscuit)法克多里(Factory)”，完全是按音转写，而不是花许多心思去译写，这也许是唐时译佛经传下来的“规矩”，如果说传统，也许可以称为一种好的传统。不过这种转写方法同汉字易发生矛盾，汉字本身表意，而这里则用以记音，既表意则容易“望文生义”，并且会“激活”(activate，这是现代科学术语，但译得也维妙维肖，“激”之使“活”起来之谓)所转写的语词，常常会引人想入非非。“妙西阿姆”是妙人乎？妙不可言的阿姆乎？绝妙的西方阿姆乎？谁能联想到原来的Museum(博物馆)呢！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或者还得加上其他种种原因)，许多转写的专名都象“阿斯福”和“刊比里治”转化为“牛津”和“剑桥”那样，采意译或半音半意译了。也许这可以说是汉字造成的“悲剧”性后果。如果有人把近代海禁开放以来的专名转写(译写)的演变收集排比，系以年代，那将对社会语言学作出贡献，这不去说它，即从“欣赏”的角度看，其有趣的程度将超过《海外轩渠录》吧！
傍晚，柏奇菲尔德(Robert Burchfield)博士和夫人玛嘉烈(Ma－garet) 驾着小小的轿车到这古堡旅馆来接我到他们家去作客。他们住在牛津和伦敦之间的公路旁边，因为博士在牛津编字典，夫人在伦敦工作，博士上下班自己开小车，夫人则搭郊区火车来往；又因为火车时间同上下班时间不谐和，她的工作时间依法可以浮动一小时一一即早到一小时，早退一小时。
小车子沿着我称之为乡间小路的交通线行驶，避开了高速公路，在薄暮中驰过一个又一个小山坡，套句老话，真有点“丘陵起伏”的感觉。我问主人，这起伏的地形叫什么？回答是heights and lows。 我问主人，勃朗特的小说《Wuthering Heights》(译作《咆哮山庄》)中的heights正是这样的高地吗？回答是的。学了多少年英语，这才弄清了这么一个单字在现实世界中究竟怎么一种样子。自然语言真难呀！——每一种自然语言都有它自己的特点，自己的优点，自己的习惯和规律，自己的妙不可言的“奇趣”。没有那一种语言是劣等语言，正如没有一个民族是劣等民族一样。我想起美国语言学家爱德华·萨丕尔(Edward Sapir)的一句名言，他说过，“许多原始的语言，形式丰富，有充沛的表达潜力，足以使现代文明人的语言黯然失色。”萨丕尔同法国著名的文化史家列维·布鲁尔(Levy－Bruhl)针锋相对：“最落后的南非布茨曼人(Bushman)用丰富的符号系统的形式来说话，实质上完全可以和有教养的法国人的言语相比。”当然，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国家都可以用最高级的字眼来歌颂自己的语言系统，说它是最优美的，最丰富的，最富于表达力的，最动听的交际工具，但是任何一个民族都没有权利去贬低另一个民族的语言。富于民族自豪感的学者往往宣称华语或汉语比起英法德俄语来优越得多，这种说法，我以为可以表扬他的爱国心，但说法本身却不能不陷入无知与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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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着想着，小车子已经驰进了柏奇菲尔德夫妇的“别墅”。那是一个小小的由古堡改成的独院住宅。门前有一片草地，有一点点矮树丛，屋后有种花果蔬菜的小小的“自留地”。两层楼。小巧玲珑。主人领着我楼上楼下走了一遍，并且指着二楼的一间小卧室对我说，随时欢迎你来作客。一楼靠墙四周围了一圈约一米高的书架，插满了各种各样的书籍。没有电视机。我已见过有些外国学者不怎么喜欢这个捞什子。主人说，他们有时“租”了一部电视机来看，看腻了，或者机器不好使了，便退回去。主人正要张罗吃饭桌子——我说，光我们三个人，何不就在厨房里边作菜、边吃、边谈呢？主人乐呵呵地说，这太好了，这亲切多了。于是我随着主人夫妇步入厨房。我们围坐一张小方桌，主人特为我泡了一杯北京的花茶——我也正好给主人带来两盒茶叶，增加了这厨房中的东方色彩。这一夜，我们上天入地地谈得无拘无束，吃着一道一道冷的，热的，冷的，热的各种各样的食品，不知不觉已到了深夜。主人夫妇驾车送我沿着我称为乡间小路的路线回旅馆——虽然是夏天，却微有凉意，车子开得很快，偶尔在一段路上有“猫眼”(cat’s eye，路中央反光器)的指引，四外黑漆漆地，几乎分不出那里是heights(高地)那里是lows(低地)，那里是“丘”那里是“陵”了。
柏奇菲尔德在词典界是一个奇才。一九五七年，有识之士把他“网”入牛津的词典界。从此，他就成为牛津大学出版社词书部的总编辑，却仍然兼任他原来的牛津大学英国文学讲师的职务。牛津词书界奇才辈出，其中有毕生迷醉在字“网”中的J莫莱。我手头有一张被标题为“Dictionary Murray”(“字典莫莱”)的照片！一个戴了便帽的、长着“五绺长须”的老学者，手中拿着卡片和书籍在查对，靠墙是分类的，卡片架，从地板堆到天花板。莫莱在主编字典以前做过各种各样的工作，其中包括银行职员(“他也许是上个世纪最有学问的银行职员”。——柏奇菲尔德)。他的孙女伊丽莎白·莫莱(K.M.ElisabethMurray)给祖父写了一部传记，书名叫做《Caught in the Web ofWords》(可否译为：“他被语词‘网’住了”)。莫莱靠孜孜不倦的勤奋完成了自己的事业，也是众人的事业——词典的事业。按语言发展史观点编成的十二卷本大字典从一八五八年开始出版，历时七十载，直到一九二八年才出完——莫莱没有看到全书印出就离开人世(他是一九一五年死的)。这部书共收词头414，825个，引用书证1，827，306条。作为语言字典(而不是百科词典)，这不能不算是超巨型了，也许将来我们的十卷本《汉语大词典》可以比拟。英伦学术界人士都说，一九五七年牛津又“网”住了另一个奇人，那就是柏奇菲尔德——由他主编牛津大字典的《补编》。这部《补编》最初拟出三卷，后来增加一卷，总计四大卷。从一九五七年开始，到一九七一年前后凡十四年，才发排第一卷(一九七二年印行)，收A至G字的字头一万七千至八千，书证(引文)十三万条。书前有主编的序文，历陈《补编》编辑经过，其中有一个金字塔状的图解，从塔底到塔尖共分七层，用我们时下的惯用语来说，共有六个工种(其中编号两次)，即：(1)选材；(2)制卡(用6英寸×4英寸的卡片纸)；(3)补充，包括搜集科学术语；(4)编辑；(5)查证；(6)编号(付排)。编辑部的常驻人员不过十数人，但外面的工作人员为数不少，比内部多几倍，最后由主编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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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字塔结构大约是编纂词书唯一合理的结构，古今中外大抵如是。即使利用现代化的信息收集、存储、处理工具(如电子计算机)，仍然不得不采取这种结构。处在金字塔尖顶的人就是主编。所以，词书卷帙浩繁时，主编每每贡献出自己的毕生精力，来从事别人看起来枯燥无味的工作。找这样的主编真不容易，非有过人精力的学者不能胜任——这样的人是永远值得尊敬的，因为他牺牲了自己的全部心血，“为他人作嫁衣裳”。
伦 敦
几次到伦敦，都没经历过“雾都”的景色，也没有经历过多雨而潮湿的夏天——可是我懂得雾，因为我在“雾重庆”生活过，当然，还不只是白天迎面看不见来人眼鼻的雾，同时还是教人窒息的政治性的“雾月”。我不喜欢雾，也不喜欢潮湿。幸而伦敦常常用它明媚的阳光来迎接我这个东方来客。(接待者往往用委婉的动听的话叫人听了心欢：“贵宾给我们带来了灿烂的阳光！”)这一回又到了伦敦等预定的班期，我宁愿住在郊外一个不知名的小旅馆里，悠闲地整理我旅行所得。我不想打电话给柏奇菲尔德，虽则他们夫妇叮嘱我，要是路过伦敦，可别忘了挂个电话。此刻我踌躇着，打电话乎，不打电话乎，最后还是决心不打。学者最怕不速之客——他的在进行中的研究工作往往因为突然发生的“不速”的访问、闲谈、吃饭加上友谊引起的激动，骤然中断，甚至于久久不能恢复。夜间，我翻看着我随身携带的小册子：《The Spoken Word：A BBC Guide》 ——这是这位奇人所写的一部“奇怪的”小书。书名的下半截是好译的，《——英国广播公司〔播音〕指南》；上半截却很不易改写为确切的现代汉语，我想，只好引证这部小书的前身《The Quality of Spoken English on BBC Radio》(《大英广播公司无线电广播所用英语的质量》)可以了解the spoken word(播音用语)的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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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很有启发的事。一九七九年英国有杂志说，由于广播的关系，英语被歪曲得不成样子了。同年广播公司的领导就聘请了三位专家来监听广播用语——三位专家中有一位就是柏奇菲尔德。这部奇怪的有趣的小书，就是一个月监听的结果。把语言学，语汇学，词典学，语音学，语义学，语法学的理论同语言的发展(这是时空两种因素形成的)和语言的社会实践(在这里是广播)结合起来加以研究探讨，是对语言学应用以及对语言学本身都一样有重大意义的。小册子实质上分为三个部分，即(A)语音，(B)语汇，(C)语法，材料都采自BBC广播。这部小册子之所以有趣，因为它在多处证明了语言材料是在不断发展的这种观念(也就是控制论和信息论所谓语言原素以无穷多的无限小在变化着的观念)，虽则作者在书中并没有明确地提出这种观念。
试举几个例：balcony(阳台)一字，一八二五年时重音在第二音节，一八九○年后重音已移到第一音节，不是读错了，而且变了。aggravate作“恶化”解，有些听众认为不符古例，而现在是常用的，可以接受的(acceptable)。无动词的句子和以现在时代替未来时的句子在广播中时常出现，有些听众认为不合语法，作者认为这是广播口语中的新因素，大多数听众是可以接受的。(不过作者在小册子中也提出一些例子，却不是从这种观念出发的，例如作者建议用homosexual(同性恋者)代替gay——而后者却在书报中经常出现了。)
我想，如果我们中央广播台和中央电视台也找那么几个人监听几个月，一定会取得很有意义的数据，然后加以排比取舍，从语言发展和变化的观点出发，说明语音、语汇和语法三个方面哪些例子虽与传统用法不同，但是可以接受的，哪些是不能接受的——也就是用错了的，哪些是不足为训，改用另外的表现法更好的。这样，对提高播音(语言信息传递)的质量和对社会语言交际规范化都有益处的。
一九八一年秋，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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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稿抄完，即接到柏奇菲尔德寄来他的新著《英语论》(The Eng－lish Language，一九八五)。这本书印出一个月即重版，甚是少见。评论界说此书既有学术性，又有人间味；我看说得很恰当。因为有人间味，所以能吸引专家以外的读者。尤其吸引我这个普通读者的是第七章：语汇。这里作者在论述语义的变化时说：“自从公元四五○年以来，举凡重大的历史事件，政治生活和社会变化，举凡新发明和
《英语论》版权页，可见“初版一九八五，重印一九八五”的字样。新思潮，无不对英语带来某些变化，对语义当然也不无影响。”作者认为，英语中每一个语词，不论它在特定时期中显得多么固定和不变，但每一个语词绝非僵化，绝非一成不变。他说，这种变动和不稳定，是藏在语言本身中的——这包括语义的扩大，缩小，贬义，褒义，速化和缓化，联合和分化等等。这些变化常常会引起社会中某些成员的不快，但是不论你怎样恳求，祈求，甚至下令禁止，它们也还是要变的。“But change comes to everything”(一切都在变化中)我很高兴这样的一个埋头词书编纂的学者，居然说出这样一番令人信服的道理。最有趣的是，有些语词的语义由坏变好(例如boy最初义为“被囚禁的人”，后转化为“男仆”，最后转化为“男孩”)，有些却由好变坏(例如knave本义为“男孩”，转义为“男仆”，最后转化为“无赖”)；还有些语词却通行了一个特定的转化语义，而渐渐不流行它的本义。作者举出ejaculation，erection，intercourse三字，原来都只有“喷射”，“竖立”，“合交”这样的旧义，到现代则已转化为性行为的特义了。作者检阅了英伦三岛以外的英语世界后，他得出了结论：英语将继续分化，它已成为一种“自我分裂”(fissparous) 的语言，在未来的岁月中它将显示出成百成千的“面孔”。他认为任何语言工程，任何语言立法都不能阻挡这变化，但本土居民所说的所写的英语(不论变化得令人愉快或不愉快)，终究是一种语言交际的中心力量。作者前几年在纽约演讲时说若干年后英国英语和美国英语将成为要互译的两种不同语言，引起另外一派语言学家的反对，他们认为将来语言不是分化而是交融。语言的分化和交融，正如语言的起源一样，是一个缠人的问题——有点象悖论，你说是，偏偏得出非的结论，你说非，却偏偏回到是。
由于作者有很高的文学修养，又有几十年在语词里打滚的实践，这部《英语论》实在是妙语横生，引人入胜的。我为这样一个被语词“网”住了的学者，写出如此活生生的论著，感到十分高兴。我默祷我们这里被广博的知识“网”住了的学者，也给公众提供看来不象学术论文却有学术价值，而更多“人间味”的作品，这就是象我这样的千千万万普通读者的最大幸福了。
一九八五年四月，北京
旅行纪事
陈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