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G=AB85712201>
我在雅典所住的奥姆尼亚旅馆，位于市中心的奥姆尼亚广场，由此往南，有一条笔直的雅典娜大街，通向古雅典城的遗址。因此，虽身居闹市，若翘首南望，大道尽头数里之遥，就可见古典文明的最重要纪念物、高踞山丘之上的雅典卫城在向你招手。尽管路途不短，我仍喜欢从广场信步南行，从熙熙攘攘的人群中逐渐接近那片古典文明的废墟。这样做，不仅私下觉得更适于表达区区访古之心的虔诚，而且可以从一些普通旅客较少涉足的小道蹊径漫游古迹区，得以更亲近、也更清静地细赏古典文明的遗迹。经过几回往返，我发现古卫城山脚迤西偏北有一片比较荒凉的疏林，是那些蜂拥而至的现代旅游者很少光顾的地方，正好作为参观访古后闲息静坐之处。当然，作为“游踪读史”的我，之所以喜欢这片疏林荒丘，倒不仅仅是因为它的清静……
<IMG=BB85712202>
原来，这片处于卫城山脚西北的地区，古时称之为“皮拉斯基人①的土地”，被认为受神诅咒而不得居住，因此一直荒无人居。现在所见，除了林边小道旁红花艳放的夹竹桃外，也多是矮小的马尾松和无名的灌木丛，顺着凹凸不平的地势一直延伸到峻峭的卫城山下，地面上间或可见一些废石破砖，却绝不象卫城以及卫城南面和其西北一里之遥的古市场一带那样，存有大量的建筑遗迹。可见这地带的荒凉自有其深远的历史背景。但是，当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时(公元前四三一年)，这块受神诅咒的荒地却打破了它亘古以来的寂静，挤满了从郊区涌入城内避难的居民。当时雅典军政领袖伯里克利采取的战略是陆上据城固守，海上出师进攻，当敌方斯巴达的部队长驱直入雅典领土时，伯里克利就命令四郊居民“把他们的妻室儿女以及日用家具都从郊外搬进城中，连房屋中的木造部分，如门板、窗格等，都予搬走”。这样坚壁清野，自有其战略方面的考虑，可是却苦了四郊的百姓，他们入城后无地落脚，也就顾不得什么神的诅咒，在这片卫城山脚下的空地盖起避难棚了。现在还能见到的一些废石破砖，可能就是这段历史悲剧的纪念物吧？触景生情，修昔底德在他那部被誉为西方古代史学最高成就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所述的桩桩事件，几乎历历在目了。可是，使我印象更深的，却不仅仅是荒地挤满难民这个史实，而是史家记述它的态度与看法。
修昔底德具体谈到了围绕着“神的诅咒”而形成的有关传统观念，其中还有彼提亚的阿波罗神庙宣示的两句“神谶”：
“让皮拉斯基人的土地荒着，
住在这里的人灾祸临头”(中译本119页)②
<IMG=BB85712301>
既有这道阿波罗神的预言，那些被逼挤到这块受诅咒的土地上居住的人的心理压力就可想而知。他们既痛心于城外家园备遭蹂躏，庐舍为墟，又感到身居不洁之地，神谴难逃，更大的灾难还会临头。再加上那些反对战争和不满伯里克利民主政治的势力兴风作浪，利用群众中根深蒂固的宗教感情，大肆渲染当局措置失当，雅典前途危殆，群众中悲愤之情更如火上加油。修昔底德也说：“当时，雅典处于一种很紧张的状态中：他们迁怒于伯里克利，对于过去他所给予他们的忠言，他们完全不注意了；他们反而辱骂他，说他身为将军，而不领导他们去作战，把他们自己所受痛苦的责任完全加在他的身上。”(122页)至于伯里克利一派，对群众这种愤激情绪也作了冷静分析，认为“目前雅典人因愤怒的情感而误入迷途”，关键是要“尽力维持镇静的态度”，善于疏导。显然，在这些疏导说服工作中，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要对上述神谶的含义作出恰当的解释。
在伯里克利民主政治之下，雅典文化界和思想界已形成一种不带宗教偏见考察客观世界和政治形势的风气。这种理性主义的态度虽然还没达到彻底的无神论，却已和群众中还很流行的宗教迷信有了很大区别。例如，对于神谶、神的预言之类，他们虽不至于全盘否定，却能从“事在人为”的角度作出新的解释。修昔底德是完全站在伯里克利一边的，无怪乎他在叙述了有关事件后，断然表态说：“照我看来，这个神谶的实现，和人们所预料的相反。雅典遭着灾难，不是由于在此地的非法居住，而是由于战争，使人们不得不在此地居住。虽然可以预料到，如果这地方有人住，一定是雅典遭着困难的时候了；但是神谶中并没有提到战争。”(119页)③修氏在此是以倒因为果的方法，否定了一般人对有关事件的迷信，同时暗示神谶语意含糊，故作玄虚，实际上无涉于当前的战争。他在书中承认，“事实上，无论什么地方，只要有空隙之处，人们就住下来了”，卫城边的这块空地自难保住其神圣的清静，这是执行伯氏战略必不可免的结果。既然起因于战争，那就只有坚持到底，把战争打赢，才是唯一出路。伯里克利一派是否就是如此说服群众，修氏没有明说，但可以相信应和他的思路相差不多。事隔两千多年，当我面对这块荒地上的孤松蔓草时，似乎耳边还响着当年雅典民众中的有关议论呢。
修昔底德大约生于公元前四六○年左右，较希罗多德约晚二十余岁。他是地道的雅典公民，家产殷实，世代经营色雷斯的金矿。希罗多德四十年代后期在雅典撰写《历史》，并向公众诵读，成为文化界一大盛事，青年的修昔底德可能也是深受感染的听众之一。无论如何，他对希氏及其史书是很熟悉的。然而，在伯里克利时代的理性主义影响之下，他的史学著述和希氏又各有千秋，如果说希氏是面向世界，广采博收，修氏则偏重去粗取精，辨伪存真。他记述的史实只限于伯罗奔尼撒战争本身，但务求翔实，以求真记实为史家主要鹄的。他在阐明自己宗旨的下面一段著名文字中，心中是想到了希罗多德这些前辈的特点的，只是没有点名罢了：
“关于战争事件的叙述，我确定了一个原则：不要偶然听到一个故事就写下来，甚至也不单凭我自己的一般印象作为根据；我所描述的事件，不是我亲自看见的，就是我从那些亲自看见这些事情的人那里听到后，经过我仔细考核过了的。就是这样，真理还是不容易发现的，因为不同的目击者对于同一事件，由于他们有所偏袒或者记忆不全，就有不同的说法。我这部历史著作很可能读起来不那么引人入胜，因为书中缺少虚构的故事。但是如果那些想要了解过去所发生的事件，以及了解根据同样的人类本性将来也会发生类似事件的人们，认为我的著作还有一点益处的话，那么，我就心满意足了。”(18页，引文略有改动)
从这个宗旨出发，修氏确实处处能如这个荒地神谶的事例那样做到记述史实与理性分析相结合，堪称信史。谢德风先生在中译本的“译者序言”中说修氏之作比希罗多德有“高得多的科学性”，确为学术界公认。当然，这个“高得多”并不是对立的，而是“青出于蓝”那样的继承关系，因为希罗多德自己也是伯里克利文化圈子中的一位代表人物，他较之前人又是自有其相当的科学性的。可是，在青胜于蓝这一点上，修氏又确实是标志着西方古代史学的一大高峰，直至近代仍被奉为楷模。
若以修氏史学作为伯里克利时代雅典文化的一大代表，那么与其比肩而立的，就是雅典悲剧文学和以卫城为其冠冕的建筑雕刻艺术。在这方面，我则尤其对卫城上的主要神殿——供奉雅典娜女神的帕台农庙感兴趣。它始建于公元前四四七年，恰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前一年完工。希腊神庙当时已有定制，主持工程的雕刻家菲迪亚斯和建筑家伊克提诺斯等尽可照本宣科，依样画葫芦，但他们的设计却精益求精，在传统的格局上大至整体比例，小至细部修饰，无不推陈出新，从而赢得后世一致赞许。别的不说，仅举我亲眼目睹的一例吧，帕台农庙的设计已考虑到人类视觉规律的某些非同寻常的习惯，例如真正平直的线条看来失之呆板，反而不如有些微细到肉眼不易觉察的曲线那样显得“笔直”和有劲，因此帕庙的地基就设计成中央微凸的曲线，据说这类以曲求直、以斜求正的微妙例证在这个建筑物上竟有六七类之多，而这些秘密还是十八世纪时由英国建筑师用科学仪器测量后才发现的。我在柱廊纵面地基一端俯身前视，确实可见中央处微微翘起，这道优美精微的曲线，一般平视是看不出来的，但又总会觉得它确实不同于一般的“好看”。当然，艺术家之所以能如此“曲尽其妙”，是对建筑艺术经过细致的理性推敲的结果，和修氏史学的记实求真可谓异曲同工。无怪乎当代英国希腊史权威哈蒙德评述说：“修氏笔下的每一个字，就象帕台农庙的每一块石头那样，都经过精心设计、仔细推敲，无论词义语音皆有其明确的效果。”(《希腊史》，一九六七年英文版，429页)以卫城建筑的完美比喻修氏史学的精审，看来是人同此心，皆有所感。
卫城小山三面皆属危崖，只有西边大门可循级而上。经门厅而达山巅平地，就可见帕台农庙巍然峙立其中。这段路并不长，但走来完全不象在国内参观名山宝刹时那样处处有林荫芳草相伴，这里触目所见，都是浅黄色和乳酪色的大理石的人工遗迹：遍布脚下的圆柱和方石的残片，高踞于光秃秃的山岩上的颓壁，还残留列柱和檐边的殿堂等等。在地中海耀眼的阳光下，虽是残迹废墟，这些古典建筑杰作的身影却依然干净利落，轮廓鲜明，毫无保留地、甚至是有点雄辩地向你展示人工的精巧和技艺的高超。那种坦率和明朗，是跟东方艺术的情调完全异趣的，特别是在帕台农庙面前，你会觉得它所体现的古典理想的完美虽有深奥之处，却无神秘可言。罗马帝国时代的希腊作家普鲁塔克，上距伯里克利之时已有五六百年，可是他在《伯里克利传》中却盛赞伯氏主持修建的帕台农庙的建筑与雕刻“即使在今天看来，其生动新鲜犹如刚完成的近作”，因而进一步形容说：“它们好象年年常青的神物，能够摆脱岁月的折磨；在它们的结构之中，似乎蕴藏着某种永生的活力和不死的精神！”他在这里想用“神奇”的桂冠为帕台农的“永恒的生命”增添光彩，这是古人难免的一种“套话”；但他着重指出这些作品的常青与新鲜，却触到了它们的一个重要特点。正因为它是循理性以求完善，按规律导致和谐，所以这类古典艺术的杰作能够超越时间的界限，千年百载皆无碍于人们心领神会其完美。不仅五百年后的普鲁塔克盛赞其新鲜，两千多年后的近代与现代欧洲也无不感到它的“摩登”。即使对历史传统很少首肯的西方现代建筑家，对帕台农庙也是另眼看待的。曾经以“爱因斯坦塔”而蜚声世界的德国现代建筑家爱力克·门德尔逊就曾直截了当地称帕台农是“现代建筑”，“因为它完善，所以它是现代的！”
帕台农庙对于修昔底德当然绝不陌生，奇怪的是，修昔底德书中虽有一处提到它殿堂中的金片覆盖的雅典娜女神雕像(115页)，对其建筑雕刻的成就却未置一词，这可能与他严守“只写战史”的原则有关。然而，修氏书中虽无赞颂卫城建筑之词，他却从另一方面用一段极精彩的文字刻画了产生卫城建筑的伯里克利时代的精神与理想，如果在帕台农的建筑典范前诵读这篇华章，人人必有情景交融、相得益彰之感。这就是修氏所记伯里克利在阵亡将士墓前的那段著名演说，它是在上述荒地住人事件发生后的同年冬季发表的。伯里克利的原话是否完全如修氏所述，历来皆有争论，但我们不妨把它看作是代表了他们两人，以及同时代的雅典人对雅典政治和文化的一篇颂歌：
“我们的制度是别人的模范，它之所以被称为民主政治，因为政权是在全体公民手中，而不是在少数人手中。解决私人争执的时候，每个人在法律上都是平等的，让一个人负担公职优先于他人的时候，所考虑的不是某一个特殊阶级的成员，而是他们的真正才能。任何人，只要他能够对国家有所贡献，绝对不会因为贫穷而在政治上湮没无闻。我们是自愿地以轻松的情绪来应付危险，而不是以艰苦的训练；我们的勇敢是从我们的生活方式中自然产生的，而不是国家法律强迫的。我们爱好美丽的东西，但是没有因此而至于奢侈；我们爱好智慧，但是没有因此而至于柔弱。我们把财富当作可以适当利用的东西，而没有把它当作可以自己夸耀的东西。至于贫穷，谁也不必以承认自己的贫穷为耻；真正的耻辱是不择手段以避免贫穷。因此，如果把这一切都连合起来考虑的话，我可断言，我们的城市是全希腊的学校；我可断言，我们每个公民，在许多生活方面，能够独立自主；并且在表现独立自主的时候，能够特别地表现温文尔雅和多才多艺。”(130—133页，各段落间有较大删节)
就象帕台农的艺术一样，伯里克利这篇演说所提到的雅典政治和文化的思想，也不会不令人有新鲜和现代之感。当然，希腊古典时代是一个奴隶社会的时代，伯氏高举的民主政治的旗帜，是要打上奴隶制的烙印的；希腊古典文化也无不如此。然而，在那遥远的古代，希腊人居然能达到这么一些颇有点“摩登”的民主，它对西方日后的社会文化的影响却是不可估量的。如果说，现代西方人士在帕台农之前会有亲切感的话，那么，作为一个现代中国人，就不禁另有一番中西比较的感兴了。
大家知道，中国之落后于西方，从文艺复兴开始。西方所以在此时突然跃进，有多方面的原因，而希腊罗马古典遗产之启迪则是其中重要的一个。过去一般认为古典文化对文艺复兴的影响主要在艺术、文学方面，其实，在政治思想、历史观念甚至实际的政治斗争中的影响也不可低估。近年的研究表明，文艺复兴的发源地与主要中心佛罗伦萨，其新文化的发展和保卫佛罗伦萨城市共和国的政治斗争就很有关系，而希腊罗马的共和政治传统在这场斗争中也充分发挥了思想和宣传武器方面的作用。修昔底德的书以及出自他笔下的伯里克利的那篇葬仪演说，在其中还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说也奇怪，在中世纪黑暗时代的文化浩劫中，修氏这部书竟是少数得以幸存下来的古典名著之一，当文艺复兴的春风一吹，它也就和其他古典作品一道，成为新时代的“生活教科书”了。特别是伯里克利演说中阐述“雅典是希腊人的学校”的思想，最能为佛罗伦萨人心领神会，因而称颂自己的祖国为新时代的雅典。十五世纪初年佛罗伦萨人文主义学者的领袖，也是共和国政府的一个重要“秀才”列奥纳多·布鲁尼，在许多文章中都发挥了这种思想。他所写的《佛罗伦萨公民斯托罗齐葬仪演说》更直接模仿伯里克利的演说，竭力歌颂佛罗伦萨在文艺复兴运动中的核心作用。这也可说是文艺复兴时代“古为今用”的一个佳例吧！
当然，历史的进程是曲折的。修昔底德和伯里克利歌颂的雅典民主政治理想，不仅有奴隶制的烙印，在奴隶社会条件下也是难以常存的。伯罗奔尼撒战争最后是以雅典惨败告终，伯氏在战争第三年即罹染瘟疫而死；修氏曾任雅典将军，但也蒙冤受罚，被判流放，不得不以悲愤的心情执笔为史。布鲁尼所歌颂的佛罗伦萨共和政治，后来也变成了银行家美第奇的“无冕君主”统治，文艺复兴达于鼎盛后骤告衰竭。不过，后代重视前人的理想更甚于其业绩。在历史的透视中，伯里克利演说的光辉大大超过雅典败绩的阴云。再经文艺复兴的提倡，它在近代西方民主运动中可说如日月之明，始终激励人心。别的不说，在林肯那篇人人皆知的《盖提斯堡阵亡将士葬仪演说》中，不也是可以听到伯里克利这篇演说的遥远的回音么？
① 皮拉斯基人是希腊人对于在他们之前居住希腊各地的原始居民的通称，希腊神话传说中还把他们形容为巨人和妖异之族。
② 顺便说一下，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译本(谢德风译，商务印书馆版)采用的底本，是企鹅古典丛书雷克斯·华尔纳的英文新译本，它的最大特点是改动了传统的章节次序。虽然新分各章自成段落，首尾鲜明，却与传统章节号码不尽符合并进而全部删去了这些号码，因此引中译本时不得不改变学术界通行的只注章节卷次的方法。华尔纳的做法瑕瑜互见，说法不一，但对于参阅其他译本或原文的读者似有不便。
③ 此处中译本按华尔纳的作法，把原本正文中的这段文字移作脚注(页内注②)。这也是和传统的章节划分完全异趣的。
游踪读史偶得
朱龙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