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对他所要创立的理论要求甚高：它应能普遍适用。有些小说理论，抓住小说艺术中某一局部现象，如“视角”，“语言”，“象征”等，在上面大作文章，但往往只能较圆满地解释与之相应的情况。如亨利·詹姆士的小说理论就比较适合解释他本人的作品。费兰声言，他的理论将力求避免别种理论的偏颇，既能解释与之合拍的现象，又能圆通与之<SPS=0413>格的事实。为了追求全面，作者就不能因循旧说。他走的是一条理论——事实——理论的研究路径。首先，他论述了几派有代表性的小说理论以及它们对小说语言的看法，然后将它们与几部相应的小说相印证，让作品证实某一理论的长处和局限。于是他就能高居各家之上，试图建立较为全面的理论。这种方法颇费周章，作者用了大量篇幅考察了新批评派，结构主义，读者反应批评，及美国的芝加哥批评学派(或称新亚里斯多德批评理论)的文学理论，探讨其对语言艺术功用的解释，找出它们的长处与局限，而只用一章的笔墨阐述自己的论点。美国著名的文艺理论家布斯(Wayne C. Booth)说，这本书“不仅告诉人们某一专题的新颖真理，还教给那些想深入研究的人怎样探讨的方法。”
关于语言在小说中的作用，英美小说理论家通常持有两种基本观点。一种把小说当作纯而又纯的语言雕琢，如诗一样字字珠玑，翻译就意味着背叛。惟其语言，而不是别的什么，才能拨动读者的心弦。另一种则认为，小说是以语言为媒介创造的艺术世界。其艺术效果不仅应归之于语言美，还得力于人物，动作，情节，细节等非语言的因素。费兰对小说语言思考的新颖之处在于：语言并不是小说艺术的首要因素。但在不同的小说中，其作用大小不等。甚至在一部小说的此一章与彼一章、这一段与那一段中都具有不同的重要性。最终的衡量尺度应视语言在表达作家的意图时是否能曲尽其妙。因而“意图说”就是这部论著的关键。小说家的“意图”，可以是塑造某种人物形象，构制某种情节，造成某种悲剧气氛或产生某种讽刺和鲜明对照的效果，甚至可以是通篇作品的整体感情效果。只有在这非语言的“意图”的大背景之中，才能判断语言的运用是有力或苍白，是重要或不重要。这样，费兰就把语言的地位置于非语言成分之下。他说，艺术世界是通过语言创造，但我们读小说时神游的世界并不仅仅是词语的世界，而是来自词语的世界。人物，情节与动作比起它们脱胎而出的语言更能使作品中的世界放出风采和生机，以感动读者的心灵。
费兰的理论建造并没有“竣工”的一刻。在本书的第二部分，他用以语言妙用著称的《洛丽塔》来检验其“意图说”，发现小说语言也可以不事奉任何意图，语言本身就有美的欣赏价值。他说，他建立理论的尝试只教会他谦恭。任何周密的理论都有漏洞，但如果将其推翻修改，就会废弃一种理论解释某种现象的优势。正确的方法应是尊重各家各派的长处，用不同的方法解决作品中出现的不同问题。这样，此书便超出了单纯讨论小说语言，涉及了“多元化”的文学批评方法。
(James Phelan：Worlds fromWords： A Theory of Language inFictio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Press，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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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