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了一本《软科学》后，知道将科学分为“硬”和“软”是有道理的。象信息科学、行为科学、系统科学、科学学这类“无形”的软科学，对有形的、复杂的课题研究渗透了巨大指导作用，仿佛给人的器官组织输入了气韵，使其功能焕发生动起来，也如同一台具备了硬件的电子计算机，输入了程序，才成为思维的机器。
不妨说，世界上许多事物都是由硬件和软件组成的。譬如说奏乐，乐器是硬件，乐谱就是软件；读书，表层认识是硬件，深层理解、联系就是软件。前者是低层次的结构质，后者是高层次的功能质——科学家方励之称之为灵魂——灵魂的作用使知识产生新的系统质，使潜能发挥、扩大。
忽略软件的意义是不是个小问题呢？
想远了去，古来有多少人徜徉经史，皓首穷年，以至韦编三绝，却不免乏于创造，只做个“两脚书橱”(叶燮语)。虽然智商并不低，甚至能过目成诵，倒背如流，却不过弄些“死”学问，尽管“学富五车”也罢。
时代往前走。如果说古时候从《太平御览》到《四库全书》，知识库存对于常人已显得过于膨胀；到了今天，知识爆炸，就非得靠软件来指导硬件系统的选择与构建了。为了打基础，当然也需要吸收低层次的知识，但若不“软硬兼施”，眼光便浅近。譬如那各种名堂的知识竞赛，就仿佛在鼓励着我们中国多出一些“活词典”，仿佛要求人们把读不完的书读尽似的。
不重视软件，从小学到大学，我们许多人都从死记硬背过来。苦读、“饱学”固然不错，但读书法、求知法却是旧的，尤其不会信息综合选择。于是成绩虽优，又培养了多少创造性思维能力？有如盖楼厦，材料虽多，惜无图纸。好作品也不是妙语珠词的撮合。
鲁迅希望搞文学的也读些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书。不仅是为了广见识，意义更在从观念和认识方法上越过藩篱，得到新的思维方式的启发，也就是进行思维操作的软件训练。否则终竟是材料的“奴隶”、思想的“贫儿”，源头哪有活水来？
素日读史书，只觉得《史记》生动，《汉书》索然。也觉得历史上诸家评说马、班优劣都不如郑樵一句话。郑樵说，司马迁象一条龙，班固只象一头猪(顾颉刚：《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现在看来，《史记》之所以为“史家之绝唱”，原因恐怕在于除了有硬件系统(史料整理)外，还有软件的功能作用，有诗、有哲学、有对历史的高层次把握。章学诚用“圆而神”和“方以智”来解释两书的区别，颇近于我们对软件、硬件的理解。他说：“撰述欲其圆而神，记注欲其方以智；夫‘智以藏往，神以知来’；……藏往欲其赅备无遗，故体有一定而其德为方；知来欲其抉择去取，故例不拘常而其德为圆。”(《文史通义·书教下》)因此他说“迁书通变化而班氏守绳墨”。
清代兴汉学、重考据，学术尤在硬件上下功夫。到了五四时期，思想、学术界才发生一个根本性转折。当然这决不只是因为引进了新的科学知识。思维框架、历史观念、文化性格的变革，在科学、民主精神的旗帜下，冲击了传统的知识系统。十九世纪下半叶，中国的洋务派也搞维新。维新什么？船坚炮利，软件是不能动的。叫作“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李鸿章说：“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所以，虽然也派了人出洋去学习，终因跟睛只盯着硬件而徒劳。据说德国的俾斯麦见此而预言，若干年后日本将超过中国。甲午一战，结果是北洋海军的覆没，船也不坚了，炮也不利了，这是“只知硬件”的历史教训。
小而言之读书、求知，大而言之改革与建没，行为方式、思维方式的反思与更新，即软件的开发，其重要性是怎样强调也不能说为过分的。
一九八五年五月十五日
读书小札
吴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