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这已经是整四十年前的事了。抗战胜利初期，上海出现过一份政治性期刊《周报》，一九四五年九月八日创刊，一九四六年八月二十四日因国民党政府查禁而夭折，刚出满五十期，像寒夜的烛火，摇曳闪烁，在黑暗中燃烧过一阵，很快就被风扑灭了。但如果把它看作历史大殿旁边一条短短的响<SPS=0289>廊，也许还可以从中听到一点过去的风声、雨声、浪涛声、霹雳声。
二
我起意办这么个政治性期刊，还在上海沦陷期间。一九四三年秋末冬初，胡考一度从延安潜来上海，那时我正在编《万象》。这原来是一种商业性的消闲读物，我接编以后，把重心转移到文学，而照旧维持五光十色的面貌，使原有的读者便于接受。胡考在一次闲谈中说，将来抗战胜利，应该办一个政治性刊物，这话无意中在我心里生了根，因此胡考可以算是这个刊物的原始创议人。抗战八年，我一直滞留上海，舞文弄墨，在编辑报刊中讨生涯。正是这种工作支持着我，在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下磨练了生存意志，关山路断，言语道长，上海虽然沉沦，依然和战斗的祖国同在。到了抗战末期，曙光初露，办刊物的意念也趋于成熟，并征得两个人同意合作。一位是唐<SPS=0348>。我编刊物，他一直热心写稿支持，也因此成为熟朋友；我打破向来在编辑上独立作战的习惯，邀请他列名合编，算是一种友好与感激的表示。另一位是刘哲民。他长期经营银钱业，乐于和新闻界交游，他慨允在经济上作后盾，解决了我“不名一文”的困难。刊名拟定为《自由中国》，创刊的开场锣鼓也已预定：一是如何处理伪币问题，一是惩治汉奸问题。在沦陷区，前者影响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后者为虎作伥，群众身受其害，恨之入骨。我从切身的体会出发，认为这是战后最迫切的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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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料不及的是，我在一九四五年六月，再次遭日本宪兵队逮捕，身试严刑。释放养伤以后，和佐临结伴，狼狈逃窜杭州，准备奔赴内地。动身的日期是八月九日，这个日子太容易记了，因为正是这一天，同时发生了两件震撼世界的大事：苏联对日宣战，进军满洲；美国在日本长崎投下第二颗原子弹。但当时我们一无所知，在伟大的历史变革中，渺小的个人行动常常是盲目的。局势急转直下，不旋踵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了。紧接着严宝礼飞函相招，促我回上海复刊《文汇报》(那是在“孤岛”时期被迫停刊的)；唐<SPS=0348>、刘哲民催我回来办《自由中国》。但沪杭铁路已经中断，我在杭州困守到八月底边，才搭着拥挤吵闹不堪的火车回到上海。沿路一、二大站，日军正在集中撤退，有如蜜蜂排衙，蚂蚁清巢；而上海却给蝗虫般的重庆接收大员闹得天翻地覆。唐<SPS=0348>和刘哲民按预定计划，已经征集了“如何清理伪钞”这一特辑的稿件，但刊物没有出版。他们和我见面时就抛给我一个忧心忡忡的问题：“局势很混乱，怎么办？”我比他们多一点决心，少一点顾虑，主张原定计划不变，他们也就同意了。但“自由中国”的幻想已经破灭，决定改名《周报》。这个名称的好处是既具体，又抽象，内容不受拘束，而且平仄协调，叫起来很响亮。
《周报》终于出版了，其时距日本在东京湾美国“密苏里”号军舰上向中苏英美等同盟国正式举行投降仪式不过六天，是当时上海同类刊物中最早问世的一种。
三
《周报》的一年，正是中国当代最动荡不安的一年。
《周报》在发刊词里打出的旗号是“加强团结，实行民主”。以后还多次强调《周报》“无党无派”的人民立场。这一方面是为了在政治磐石的重压下求取生存空间，一方面也如实地表明了《周报》的政治态度。
这一年时局的特点，酷似夏季风暴前的闷热天气，密云不雨，阳光忽隐忽现，天末的雷声不时隐约地滚动。《周报》本着素朴的政治信念，不断提出战后人民的最低要求：惩治汉奸，整顿经济，安定民生，重建教育，振兴文化，取消一切侵犯人民权利的法令，保障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可以说卑之无甚高论。但随着形势的急剧变化，要求和平，反对内战的呼声压倒了一切。
其中最具爆炸性的两个特辑，一是“昆明血案实录”(第十五期)：昆明西南联大等四个大学的学生，因为反对内战，遭到军警残酷镇压，发生了(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一日的流血惨案。因为事情发生在边远的云南，国民党在全国实行新闻封锁，《周报》用大量的文字记载，死难学生的照片，提出“血的控诉”，掀开了黑幕，揭示了真相，引起社会极大的震动。以后《周报》还就这一事件的发展过程追踪抨击，刊发有关文电，为这一中国民主运动史上的重大事件保留了较为完整的文献。另一特辑是“警管区制剖析”(第三十七期)：国民党为了加强反共措施，决定在上海实行“警管区制”，其要义是为了防止“非法活动”，警察可以随时访问民居。这理所当然地激起一片反对声，逼得上海警备司令兼警察局长宣铁吾亲自出马，在报上发表文章，声称这种警察制度，英、美、苏、法、德、奥各国都有，还实行恫吓，说“欲使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依照法律，人民的住所“可以侵入、搜索或封锢，又岂仅访问而已。”《周报》加以全文转载，并布置了一个坚强的笔阵，组织曾经留学各国的作家学者，引经据典，条分缕析，驳得它体无完肤。参加这个笔阵的，有刘西渭(李健吾)、傅雷、邱夫耳、肖思明、孟木、文西(乔冠华)、严景耀等人。(多数用的是化名，可惜我记忆力衰退，已不能一一指出原名了。)由于舆论强烈反对，“警管区制”终于无疾而终。
《周报》力图多角度地反映战后的现实，但环绕的中心是争和平与民主，有如众星拱月，因此获得广大读者的共鸣，也因此引起当道的忌恨。《周报》勉达周岁的寿命，可以说为和平、民主而生，为和平、民主而夭。
四
我热烈向往光明，但不懂政治，《周报》的诞生和存在，可以算适逢其会，因为那正好是民主浪潮勃兴的年代，知识界的优秀分子纷纷乘风逐浪，成了时代的弄潮儿。
支持《周报》最力的前辈和友辈，不少是春申江上持节苦守的当代苏武。马叙伦(夷初)老人隐姓埋名，蛰居陷区，在生计困顿中，埋头于他的名山事业《说文解字六书疏证》，抗战胜利前一年，已经寿满甲子。他弱冠参加政治活动，辛亥、五四、反袁、第一次大革命，无役不与，现在形势又把他推到舞台前面，成为老当益壮的民主战士。战后年代的郑振铎，热情喷薄，近于火山爆发。他以“劫后余生，痛定思痛”的心情，在《周报》逐期发表散文《蛰居散记》，目的是为悠悠八年的黑暗岁月作“千秋龟鉴”，以代替“徒然的歌颂胜利的欢呼”。他更健笔纵横，放谈时政，并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人权和民权的重要。(解放以后，颇有论者把人权与民权归之于资产阶级的口号，却遭到实践无情的驳斥。中国的封建主义是一种不易根治的顽癣。极左思潮的专横，与封建制度的暴戾，一表三千里，其间显然有沾亲带故的渊源。)平心常用用“邵翰齐”的笔名)以他社会科学的深湛素养，针对当时迷惘混乱的现实，系统地提出改造政治、社会的建设性意见，着重指出“中国需要完全的独立与自由”，要“结束一党专政，完成民主统一”，“尊重民意与发扬民力”，洋洋洒洒，下笔万言。周建人以自然科学家而兼攻社会科学，他的政论文章大都具有辩证与逻辑的特点，如《我们要生活得好论》中，论列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不可偏废；《战争·科学与民主》分析三者的关系，而把民主精神作为基石；《论民族气节》中慨叹抗战时期汉奸之多，阐明其原因不仅在于民族道德的沦丧，更在于中国的积弱，导致民族自信力的低落，倒挽狂澜，首在于为政者重视人民利益，使人民看到光明在望，建立起坚强的责任感与自信心。这种意见，应该说至今也还没有发蔫。社会上一般印象中，傅雷是埋首书斋的艺术家，而很少理解他的热肠劲节。抗战胜利，他就创办了《新语》半月刊，政治、社会、学术并重，因为曲高和寡，不久自动停刊。他给《周报》写稿不多，但一力支持，“昆明血案实录”的全部材料，就是由他提供的。马叙伦、陈叔通、陈陶遗、张菊生等数老联合宣言反蒋，在其间活动串联的就是傅雷。一九四五年除夕，中国民主促进会成立，马、郑、周、傅都是核心分子。郑振铎坚持：这是纯粹的民主运动组织，应当避免成为通向宦途的门径，因此章程中有一条规定：民主告成，组织就应解散。后来到一九四九年，“民进”成为人民政协的一个组成部份，郑振铎毅然实行自己的主张，默尔而退。傅雷虽被选为“民进”候补理事，也不再出席会议。这个事实，很足以见郑、傅的文人风格。
夏衍、宦乡是《周报》的两大台柱。他们在左翼文化营垒中知名度很高，同样长期戮力新闻战线，他们的政治地位又便于把握时代的脉搏，《周报》所刊大量高瞻远瞩、洞中肯綮的时局分析，都出于他们的手笔。宦乡时用“范蕙”的化名，夏衍化名更多，“余伯约”、“黎纬北”、“东方晦之”等都是他。胡绳也写过剖析时局的重要政论。
一九四六年春，吴晗从昆明西南联大复员北平，途经上海、重游故乡浙江义乌的时期，连续为《周报》写过不少评论和旅行通讯，文风泼剌，辛辣锐利，对读者有极大的鼓动力和吸引力。一九四三——一九四四年间，费孝通初度访美，次年写了《初访美国》一书，原来是美国新闻处印行的非卖品，外间罕见，《周报》加以逐期连载，介绍给读者。中美两国在大战中结成同盟，战后国共冲突，又处于举足轻重的仲裁人地位，因此《周报》有关美国的论述很不少。
活跃的民主战士柳亚子、马寅初、施复亮、张志让、林汉达等，都曾以《周报》为表达政见的讲坛。以治学谨严著称的教授学者，也<SPS=0431>入了民主浪潮，周予同提出东北诸省教育重建的必要，因为东北长期沦为日本军国主义铁蹄下的满洲傀儡国；奉行“狂狷人生”的郭绍虞，以《什么是孔孟的真精神》为题，赞美志士仁人的矜气节，重声誉，不惜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指出“狂者进取”是国民应有的精神。许寿裳的长文《国父中山先生和章太炎先生》，连载三期，真髓所在，是谴责国民党人根本没有继承中山先生的遗志，文中高呼“要和平而不要暴力”，“要切切实实地实行三民主义而不是只以三民主义为口头禅。”胡曲园就思想与文化角度，作了一系列切中时弊的论断，如《谈思想自由之路》、《偶像论》等。王伯祥的《香港在地理历史上的检讨》，指出“返还侵地是这一次世界大战所获得的唯一公理”，要求“把历史上的陈烂旧帐一笔勾销”，可以看作是要求解决香港问题的先声。
我要特别提到为《周报》出力最多、年事最轻的静远。他原名潘齐亮，当时是西南联大的哲学系学生，一九四五年秋由昆明来上海，因投稿而相识，很快成为《周报》的特约撰稿人。他几乎每期都有文章发表，有时一期中双骑并出，“丕强”、“不耳”也是他的化名。他才华焕发，纵横恣肆的笔锋，观察敏锐，见解深刻，扫射面很广，跻身名家的大手笔中，读者绝不会想到这些文章出自一个大学生之手。次年，静远北上，入北京大学赓续学业，兼任《文汇报》特约记者，进行了许多出色的采访报道。他和张奚若、吴晗、闻家驷、费青等民主教授谊兼师友，又是北大学生社团“风雨社”的中坚，成为师生两代并肩作战的纽带。民盟张雪岩从美国回来，愿出资兴办刊物，鼓吹民主，吴晗找了静远，静远又找了佘世光(现任《中国青年报》社长)，合办《自由文丛》。刊物不履行登记手续，不公开编者与出版人，在各大学秘密流通。刊物以文章题目命名，分别为《社会贤达考》、《沧南行》(河北沧州解放区纪行)、《论南北朝》。出到三期，国民党侦骑四出，潘、佘都上了黑名单，只好效望门投止的张俭，东逃西躲，同时把弟弟和妹妹都送进了解放区。革命底定，第一次政治协商会议在举世瞩目中召开，宦乡是大会新闻处负责人，手下就是静远，危难解除了，他心情愉快地负担起十分繁重的工作。人民政权建立后，他先后负责上海《文汇报》、天津《进步日报》的驻京办事处，编过《新建设》大型杂志，后来又是《大公报》的领导成员，写了大量的社论和评论文章，因为例不署名，社会上知者甚少。当时中央确定《大公报》以宣传财经工作为重点，他本来是学哲学的，为了工作需要，拨转马头，攻取财政经济这一需要专修的堡垒，仗着他的聪明、勤奋和刻苦，很快成为这方面的专家。一九五六年，被评为全国文化系统先进工作者。一九五九年，奉调到国务院财贸办公室，给李先念副总理当了三年秘书，又调到财贸办公室的理论组、政策研究组工作。一九六四年，周恩来总理在三届人大第一次会议作《政府工作报告》，起草文件的写作班子中就有静远。静远服饰俭朴，土气弥漫，从外表很难看出他智慧的光芒。突出的特点是谦虚诚恳，地位变了，而这种品质却像精金美玉，不损纤毫。我和静远见面时稀，通信不多，偶然相逢，他总是推心相见，使人感到温暖。建国以来，知识分子的际遇出乎意外地成为问题，静远在新旧中国交替之间脱颖而出，如春笋破土，转眼茁壮，长成直上青云的新竹，可以算是千中挑一的幸运儿。可是他也逃不过罡风摧折，在林彪、“四人帮”的迫害下，于一九六八年一月六日含冤去世，终年四十五岁，正当一生中的成熟节季。听说他死后还一直带着一些政治“尾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获澄清，开了追悼会，骨灰也得以安置。我现在谨乘回忆《周报》的机会，致以深切的悼念，并为国家人才的损失三叹息。
世路崎岖，人事错综，历史运行也常会出轨撞车。当年在民主战场上驰骤豕突的壮士，在解放后各种政治运动中，很少人未遭颠踬。文化大革命一起，几乎是无一幸免。很快我就受到特殊照顾，借用田汉同志的诗句：“平生一掬忧时泪，此日从容作楚囚。”《周报》自然是反动罪证之一，成了一件湿布衫。因为《周报》曾发表过袁水拍的诗，其中有一个错字，外调人员专诚从北京赶到了上海。那时我是犯人，外调照例用法官问案的方式，但事隔多年，我哪里交代得清楚！我说可以问问袁水拍本人，据说问了，他已经想不起来；北京还另有与《周报》有关的人，我说可以问问他，据说也问了，他自谦对编辑是外行，因此《周报》的事，只有唯我是问。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我现在才有机会细细查阅借来的《周报》合订本，原来第二十期发表过袁水拍的一首《停战令下》，封面目录是“袁水拍”，而正文署名误拍为“柏”，这显然是手民误植、校对疏忽造成的结果，其中不见得埋藏着定时炸弹。看看原诗，开头有这么两节：“一九四五年一月十号的清早／停止内战的命令宣布了／和平民主的日子快来到／值得敲锣打鼓放鞭炮／马歇尔将军的功劳高／马歇尔将军的名字巧／兵‘马歇’／烽烟消／中国的命运还算好！”我想来想去，莫非从“无产阶级”的观点看来，这也是一株大毒草？但又何必弦外求音，在一个无心排错的铅字上做文章？这一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真是太莫测高深了！
五
如果说《周报》有什么特点，那就是人民性。古今中外，任何政治角逐，表面看来，最重要的似乎是政权、军队和地盘，但最后鹿死谁手，总是取决于人民的意志。当人民被取消发言权的时候，状如阿斗，但钳口结舌，不能禁绝腹非，更不能消灭思想。火山迟早要爆发。《周报》正是靠着素朴的人民性，争取政治开明、社会进步的赤忱，赢得了作者和读者的广泛支持。
《周报》当然不是没有政治倾向，属于精神生产一类的传播媒介，如果它是诚实的，就不可能没有倾向性。但《周报》同时是开放的，它愿意容纳不同的色彩，不同的声音。只是排除说官话，避免摆设历史绊脚石。 无党无派，不等于无是非，无原则。《大公报》是极有影响的报纸，声誉、地位都很高，也确实办得有特色。它以政学系政客为后台，巧妙的政治策略是以“民间报纸”面目，为国民党政府“小骂大帮忙”，这已是公开的秘密。在国共冲突、官民矛盾到极端尖锐的时刻，《大公报》依然以貌似公正，实为左袒的方式打太极拳。《周报》对此提出了严肃的批评：静远的《论大公报的态度》，驳斥了所谓“天下滔滔，不归于杨即归于墨”的策士论调，要它“改正向上看的习惯，要向下看，向多数看，向远处看”；“凭着我们对祖国对同胞的热爱，我们该说就说，该骂就骂，该赞就赞，不管别人叫我们左派右派，是脑袋是尾巴，是杨是墨”；凭良心说实话，“就是报馆封了门，也比曲曲折折，看人脸色说违心话来得好。”蔡尚思连续发表了《大公报上的封建政论》和《评王芸生对中国历史的看法》，郭沫若为此也发表了《摩登唐吉诃德的一种手法》。《周报》对《大公报》的批判，给舆论的曲直是非画出了明确的界线。(后来《大公报》和王芸生都站到人民的一边，作出了许多贡献，但这个历史事实，应该还有可资借鉴的意义。)
《周报》以议论为主，兼重报道，让事实本身说话。如《陪都暴行目击记》、《较场口血案开审记》、《记南通血案》，记录了骇人听闻的流血事件；《陈公博受审记》给大汉奸的丑恶面貌录了象；夏敏的《东北之战秘记》和周而复的《满洲山水人物》，对东北复杂的局势作了真实的报告。抗战胜利初期，津浦铁路肝肠寸断，交通全部瘫痪，《津浦路徒步南行记》一文，连载五期，历历如绘地介绍了沿路的见闻，尤其是八路军对待老百姓的平等和蔼态度，引起读者的极大兴趣，因为这对国统区的人民来说，完全是新闻。作者冒用唐代大文豪“柳宗元”的姓名，有点逢场作戏的意味，这是一位新式的买卖人，与文化界素无关联，因为他正好有这一段经历，经我请求，写了出来，并由我在文字上加了工。《周报》每期都有的“读者通讯”栏，汇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群众的声音，投书人层面广阔，有教师、学生、职工、农民、米商、政治犯、新闻记者、政府公务人员、国民党现役军人与逃兵、军法处书记、警察、忏悔的特务、战时被虏到日本战后回国的苦力、台湾的东山头人，形形色色，无奇不有，揭露的事实与问题，多是新闻网外的奇闻异事，为报章所不载或不能载的，如果有人修这一时期的政治史或社会史，这些都是极难得的材料。
《周报》以文字为主，兼重漫画，封面例有一幅。早期所刊，都是丰子恺的作品，因为他还羁留内地，大部是战时所作的重刊；以后每期由丁聪包办，配合内容，对现实政治投以辛辣的讽刺。三联书店去年所出丁聪的漫画集《昨天的事情》，其中所收一九四五——一九四六年的旧作，很多都曾发表于《周报》。常为《周报》作画的漫画家中，有一位署名“左拉”的，思想艺术都有独特的风格，富于幽默感。她是当时苦干剧团的同事孙竦，《夜店》的服装就是她设计的，后来境遇坎坷，文化大革命以后，灯尽油干，也是这场“革命”的殉葬品。《周报》以后，不再创作漫画，真是太可惋惜了。
六
创刊《周报》，除了政治和社会改革的强烈意愿，并没有什么周密的编辑计划。我和唐<SPS=0348>的分工：我主管编辑，他负责笔政。这也不是彼此商定，而是自然形成的，因为我在编辑方面可以算是熟练工，又是这个刊物的催生者。《周报》每期有“评坛”一栏，大半为唐<SPS=0348>所写，笔名堂，韬、端、风、潜、羽；小半由我执笔，笔名浮、芜、村。发表过两篇社论，一是《我们坚决反对内战》(唐<SPS=0348>执笔)；一是《我们的声诉》(柯灵执笔)。《发刊辞》和《休刊辞》都出于唐<SPS=0348>之手。后者是他的得意作，一九四七年四月即收入《短长书》和解放后的《唐<SPS=0348>杂文》。
广大读者的支持，使基础薄弱的《周报》很快站住脚跟，并赢得发展。一九四六年一月，另外创刊了由郑振铎、李健吾主编的《文艺复兴》(月刊)；四月，又创刊了施蛰存、周煦良主编的《活时代》(半月刊)。“周报社”原是虚悬的幌子，此时才打出新招牌，广告上使用浮夸的语调，称为“上海出版公司发行三大杂志”。原来我有个不自量力的设想，是企图填补因抗战造成的文化真空：以《周报》顶替《生活》，《文艺复兴》顶替《文学》，《活时代》顶替《西风》。这三种战前的杂志，前两种具有极大的权威性和影响力，后者拥有大量读者。但事实上有合法权利继承《生活》衣<SPS=1402>的，是由原《生活》发行人徐伯昕主持，郑振铎主编的《民主》。《周报》不满一年，就被查封；《活时代》只出了三期，因为销路打不开，自动停刊；只有《文艺复兴》最长寿，一直出到全国解放初期。钱钟书的长篇小说《围城》，就是在《文艺复兴》和读者见面的。《活时代》的创刊主旨，见于编者的告白：“生活在这个时代中，我们已无法封闭在孤独与庸愚的隅角里，过一个古旧的生活。我们的一呼一吸，都已与世界上任何一个隅角里的人息息相通。我们必须要能了解全个世界，才能在这个世界上占据一个适如其份的地位。我们这个小杂志创刊的动机，即希望在这一方面给读者以一点微小的帮助。”这种理想，无疑切合读者和时代的需要。重翻已出三期的内容，编得也相当精采。施蛰存最近来信谈到，刊名“活时代”，来自美国杂志《Living Age》的启发，他原来的意图是想办成中国式的《读者文摘》。他把“失败”归之于“当时时代空气不对头”，实际上这也明白无误地显示了《周报》经济力量的荏弱：它只能赚钱而经不起赔本。一个期刊初试啼声，如果调子健康，本来可以通过坚持与锻炼，获得生存茁壮，《活时代》的过于短命，可以说是不幸的早夭。
办杂志的同时，开拓了出版业务。最初以“文艺复兴丛书”的名义出了师陀的《果园城记》，柯灵、师陀改编的《夜店》，吴祖光的《后台朋友》，丁聪的《阿Q正传插图》，后来就不断出书；见于预告而由于各种原因没有问世，或转移阵地出版的，还有《妄言集》(马叙伦)、《一个旅人的独白》(夏衍)、《谈艺录》(钱钟书)、《魇》(沈从文)、《沧桑集》(蹇先艾)、《从军杂记》(黄裳)等。这就是上海出版公司的童年。
所有这一切，都只是有意种花、无心插柳的结果。
七
随着局势的剧烈动荡，横逆很快接踵而来：电话恫吓，刊物被撕毁、扣发，不一而足。《周报》手无缚鸡之力，可行的对策只是不断公开揭露，诉之于社会。
大概在一九四五年十月，复兴社特务处(军统)上海特区区长王新衡，忽然通过一位小报界的朋友，约我到他环龙路圣保罗公寓寓所里吃饭。我和王新衡素不相识，但已听到过他一些传奇性的故事，知道他是专门做左翼作家的工作的。当时上海特区有四个情报组，一个行动组，还能指挥几个公开的特务单位——淞沪警备司令部侦察大队、京沪沪杭甬铁路警察总署、上海市警察局警士教练所，声势显赫。知情者说他和蒋经国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同学时，同住一室，关系密切。现在台湾，还是国民党立法委员，蒋经国智囊团的首领。这种邀请是不能辞谢的，我坦然去了。王新衡仪容潇洒，很有礼貌，觥筹交错间也只是一般的闲谈。倒是我沉不住气，问他对《周报》有什么意见，他用外交辞令回答说：“蛮好。”我也就向他轻描淡写地摊了牌：《周报》是无党无派的刊物，目的在发扬民主，我们将按照这个方针办下去，如果他看到什么问题，可以随时关照。他也不置可否。以后在《文汇报》的宴会上，还见过一次，当然大家都不谈正事。事隔很久，我才听严宝礼(《文汇报》创办人)传来王新衡对我的背后评语，说“柯灵柯灵，其实是可怜。”其意若曰：我不是共产党人，却做了共产党的尾巴；因为那时我已被国民党嫉视如仇了。
到十一月中旬，内战的危机日益紧迫，《周报》发表了第一篇社论，《我们坚决反对内战》。刊物很快再版发行，也立即遭到非法没收，这就清楚地表明，读者欢迎反对内战的呼声，但国民党不喜欢。《周报》又发表第二篇社论《我们的声诉》，对此提出抗议，声明我们对这小小的刊物无所顾惜，万一有一天当局认为《周报》不应存在于胜利后的中国，明令取缔，“我们将毫不犹豫，立刻停刊”。但是“我们不但不应该缄默，还应该尽量发言”。
一九四六年六、七月间，一场仲夏夜的恶梦开始了：先是在国民党首都所在的南京下关殴打和平请愿代表。《周报》用大量篇幅揭露抨击，并组织专辑，请被殴伤的马叙伦、雷洁琼等写了文章。接着是震惊中外的野蛮镇压：著名的民主战士和教授李公朴、闻一多遭暗杀。但血雨腥风并不能使人缄口，反而在全国激起了更大的反响。《周报》发表了马叙伦、马寅初、茅盾、田汉、吴晗、胡风的文章，义愤填膺地提出指控，并表示为民主献身的誓愿。田汉高呼：“大家都准备好了没有？中国民主运动还需要更多的贤者的血！”吴晗宣言：“我们会跟着你们(按：指闻一多父子)走的，你们已经替中国人民铺好了道路，用你们的血。”马寅初表示：“余虽不敏，愿附骥尾。”马叙伦进一步披沥决心：“我的历史上一部分正和李闻两先生相同，我自然预备着接受一颗子弹。但我也预备送还他一颗原子炸弹。”充分表现出中国知识分子成仁取义的传统精神。
合乎逻辑的发展，也就是切除公众的发音器官，制造无声的中国。先是查禁《消息半周刊》，继之《文汇报》被罚令停刊七天，罪名是副刊《读者的话》“意图离间上下，淆混社会听闻，破坏公共秩序”。接着就风风雨雨，传闻塞途，《周报》将被查禁的消息上了报，甚至美国联合通讯社的伦敦电也作了报道。《周报》是履行了合法登记手续的，只好公事公办，到上海市政府新闻处办无效的交涉，我和唐<SPS=0348>、刘哲民都上过这新式衙门。《周报》上还登出沈钧儒、沙千里、史良、闵刚侯律师受任周报社、人民世纪社、民主社、文萃社、昌言社常年法律顾问的皇皇通告：“如有侵害其出版、言论或其他法赋权益者，本律师等有依法保障之责。”在只讲“法统”而不讲“法治”的国民政府治下，这自然很近于阿Q的“精神胜利法”。
催命符终于下来了，《周报》编了个特大的“休刊号”作为答复：开宗明义，就是由唐<SPS=0348>、柯灵共同署名的《暂别读者》。然后以大量篇幅，在“我们控诉”这个醒目的大字标题下，刊载了十五家送别《周报》的诔词，按来文收到先后，依次是马叙伦、茅盾、周予同、叶圣陶、郭沫若、柳亚子、巴金、王伯祥、郭绍虞、徐调孚、顾均正、刘西渭、适夷、景宋、吴祖光，万感坌集，悲忿交并，谴责“中国法西斯蒂的又一罪行”(柳亚子)。
这期还有个重要内容，是马叙伦，施复亮、平心的三篇长文，集中对蒋介石“八·一三”告全国同胞书的严正批评，指出它“充满了独断和矛盾”，指出政治纠纷的症结在国民党，解铃还须系铃人，“假使国民党始终不肯解这个铃，人民是会自己动手解这个铃的”。最后“休刊号”里还全文刊载了《上海杂志界联谊会为抗议<周报>被迫停刊宣言》，其中说到：“我们以最沉痛的声音，向各人民团体及全世界正义人士发出申诉和呼吁，希望得到各方面的援助，人民的喉舌不应该随便被割去！”
“相逢不用忙归去，明日黄花蝶也愁。”四十年的往事如梦如烟，但鉴昔证今，来者可追，历史从来不留空白。
在和平与战争之间，民主政治与一党专政之间，人民要求前者，国民党坚持后者。一著棋错满盘输，放弃千载难逢的复兴机会，实行孤注一掷的“戡乱”，结果反而促成社会主义日程在中华文明古国提早实现，这就是四十年前活生生的现实。
四十年前的今天，人民渴望民主与和平；四十年后的今天，人民渴望祖国统一。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历史潮流是不可逆转的。
一九八五年四月六日完稿于北京
柯灵同志原作较长，本刊为篇幅所限，只能摘载部分。全文将收入本刊所编《主编话旧》一书。 ——编者
柯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