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里恩·莱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教授及该校“伍德罗·威尔逊公共和国际事务学院”教授。从四十年代在哈佛大学做研究生时候起，莱维就致力于社会结构和社会发展的比较研究，特别是中、日、美现代化比较研究。他众多的著作包括《现代中国的家庭革命》、《社会结构》、《现代化和高度现代化的某些结构问题：中国和日本》，以及《现代化：后来者和幸存者》等。其中《社会结构》一书，被认为是运用帕森斯的结构一功能系统分析，在社会结构问题的深入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最重要成果之一①，影响深远。他对中日现代化的差异比较，为他在美国和日本的社会科学界赢得了很高的声誉②。
一
这里所要介绍的，是莱维六十年代中期的一部著作《现代化和不同社会的结构》。该著一出版，就引起了学术界的很大反响。《编年史》的书评称它是“一部才华横溢的精心杰作，表现出进行比较分析的理论技巧。”国际事务》的评论指出他从经济的、政治的和社会的相互关系考察入手，既分析了现代化社会和非现代化社会的同异，也分析了这“同”“异”之间的相互关联。贾诺维茨教授在《美国社会学杂志》上撰文称赞它“为比较社会学领域设置了一个长期的标准参照系。”莱维教授在把这部著作寄赠给我的信中，也认为这是他在现代化研究领域里的“基本著作”。
这部篇幅巨大的著作的基本目标，作者概括为六点。第一，试图在非常一般化(即抽象程度很高)的层次上，建立一个对当代国际事态发展敏感度很高的社会背景。第二，试图揭示在密切相关的国际事态中，作为诸总体的各个社会间的相互依赖。第三，试图区别不同的社会类型。第四，试图揭示所有社会都共有的因素。第五，试图显示不同社会的诸主要变体。第六，揭示在这些主要变体之下起作用的类同的基本路线。
任何读者一看这六个目标，立刻就会同意贾诺维茨教授的评语：这确是一部“雄心勃勃的企图综合巨量学术研究”的著作。如何实现这勃勃雄心呢？莱维的途径是三种基本的比较分析。首先是比较分析相对非现代化的社会与相对现代化的社会。虽然这些概念的确定性有一定的困难，但莱维相信这二者间的界限足以在最一般的层次上把所有社会分开。在这方面，横向相似胜过纵向相似：尽管现代英国是从十三世纪的英国发展而来，但这二者间的相似(纵向)，远不如今日的落后岛民社会与十三世纪英国社会间的相似(横向)。其次，是把所有社会共有的东西，与社会变异的主要路线进行比较分析。最后，是把相对非现代化的社会面临的主要问题——现代化，与相对现代化的社会的主要问题——稳定性，进行比较分析(《现代化与不同社会的结构》英文版第4—5页。下同)。
莱维著作的主要特点之一，是在进行具体经验层次上的分析比较之前，全面展开抽象的定义讨论。这显然是他的那位赫赫有名的老师帕森斯风格的体现，使许多人望而却步。本书在经验层次上的主要对象是传统中国社会、日本和现代美国社会，他预先讨论的贯串全书的基本区别性定义共是九对。它们是：(a)相对现代化的社会和相对非现代化的社会；(b)现代化的自生者和现代化的后来者；(c)中央集权和分权；(d)权力主义的和非权力主义的；(e)大规模社会和小规模社会；(f)修补性的社会变化和革命性的社会变化；(g)社会方面和社会组织；(h)理想结构和现实结构；(i)现代化问题和稳定性问题。这里需对其中的(a)、(h)作些简释，否则难以搞清下文关于社会结构关系诸方面的核心讨论。
(a)这是全书最重要的一对定义。莱维强调，他对“现代化”的定义焦点在“非生物性能量来源”和“非人体性工具的性质”上(第10、11页)。前者指不是由人力或畜力产生的能量，后者指不是以人体的某一部分作为工具。如果存在着下述可能性：
——取消一个社会能源总和中所有生物性能源的部分(这里不包括在社会决策和控制过程中所必需支出的人力，即智力活动过程也少不了的体力支出成分)，或者，用生物性的能源替代所有非生物性的能源，而不会造成社会结构的基本改变。
如果一个社会面对着这对可能性，较为容易想象做到前者，较难想象做到后者，那么，在能量尺度上，这个社会就是相对现代化的社会。否则，就是相对非现代化的社会。
——如果缺少了现在正在使用的那些类型的工具，为该社会稳定所必需的工作水平变得不可能；换言之，如果回到比较低水平的工具同时增加劳动量，该社会结构将会发生灾难性的变化，那么，在工具尺度上，这个社会就是相对现代化的社会。否则，就不是。而能源尺度和工具尺度是“充分相互依存的，把二者分开几乎是不可能的”(第15页)。
莱维在讨论这种区分时，一再强调“连续体(Continuum)”的概念，即：现存的社会没有一个完全缺乏现代化的成分。因此，现代化与非现代化不是一对断然分开的二项变量，而是由两个极构成的连续体。一个社会可能更靠近这个极点，另一社会可能更靠近另一极点，但它们全都共同分享着一定的现代化因素。这就是为什么莱维总是在它们前面加上“相对”二字。莱维为这种考虑提出了好几个理由。而在我看来，它的方法论的意义倒是在于能够提出“比较现代化”的最基本问题——为什么一些现代化成分在这个社会里能够充分发展起来，在另一个社会里就不能？那些共同分享的因素在发展过程中各自发生了哪些变化？
(h)所谓“理想的结构”，是被一定人们视为正确、善、合适和更可取的结构；所谓“现实的结构”，是客观的观察者可在经验上观察到的结构。莱维举例，在传统的中国社会里，一定规模的家庭结构是不论士大夫还是农民都视为“合适”的。但事实上，除了上层社会可以维持这种规模的家庭结构外，大多数老百姓是很少能够实现的。这二者在任何一个社会里都不可能达到完全一致。而这并不能用“伪善”来解释(因为伪善是指口头上的理想结构与真心的理想结构间的不一致)。深刻的原因是在于人的认识能力的有限性，和复杂的社会系统各子系统间的相互依存和牵制。所有社会里的张力和冲突，都和这二者的不一致有关。然而，假如完全一致了，任何社会变革都变得难以想象(第28—29页，第796—797页)。
我认为，这种不一致深植于人的本性(既包括认识能力在内的理性方面，也包括非理性的方面)之中。它既显示了人的局限性，也显示了人的超越性。人生活在现实之中而又有“梦”。社会观念中的主体部分必须是能观测的，能度量的，能证伪的。而在这层次之上，须存有一个非经验的、不可度量、难以证实或证伪的成分；社会学说中需要一定的“梦”的成分。人们因这“梦”与现实之间的不一致而苦恼，社会因此而经历某种不稳定，但同时人也因此而超越他已经达到的东西，社会因此而更新。
二
现在进入本文所要评介的核心部分：社会结构关系诸方面。在着力甚多的这部分里，莱维制定了一系列类似函数关系的分析模式。他认为，任何包括两人以上的社会结构关系，至少具有六个方面，每个方面可以用一对定义来比较分析。它们是：1.认识方面：理性的—传统的；2.成员关系标准方面：普遍主义的一特殊主义的；3.实质限界方面：功能特定的—功能弥散的；4.感情方面：回避的一亲近的；5.目标定向方面：个人主义的一负责任的；6.分层方面：等级的—非等级的(第137页)。
这套类型定义受到特尼斯(F.Toennies)“乡土社会——法理社会(Gesmeinschaft—Gesellschaft)”学说的间接启发，受到帕森斯“模式变量(Pattern variables)”①的直接启发。但莱维强调，他和帕森斯的重大区别在于他不是把这些“对子”看成非此即彼的，而是考虑到在两极之间的连续体上有许多可能的点和变体。因此在进行具体定性时应该加上“以某某为主”的限定语(第136页)。下面就是六方面的简要含义。
一、任何社会结构关系都包含着某种知识、思考和心智过程，这就是它的“认识方面”。如果这种知识使自己置于理论上具有全部认识能力的科学观察者的观测之下，不违背科学的规则，即完全符合可能有的最好的科学推理，那么，这种知识就是“理性的”。如果某种知识被证明为有道理，是建立在接受者认为“这是目前普遍被接受的”基础之上，建立在“我们前辈们一直就是这么做的，因此应该继续下去”的基础之上，那么，这种知识就是“传统的”。有时候，以理性为基础的知识与以传统为基础的知识达到的结论一致，但即便如此，二者对于社会活动的含义却大不相同(第138—139页)。
判别一行动是否理性的，很重要的是要看行动者为达到目的如何选择手段。比如有两个人，各自都想要一部彩色电视机。甲通过祈祷的方式想使一部彩电出现在房间里。这明显不是理性的。乙拿钱去买，结果跑错了商店，没买着。但这一行动仍然是理性地定向的，虽然事实上是不合理的。要把理性定向的活动可能犯的错误，与非理性的定向区别开。
二、“成员关系标准”涉及的是某人为什么成为某社会单位的成员的原因。与此有关的一对范畴“普遍主义的—特殊主义的”包含两个要素。一是“切合性”：这个标准定得是否切合该成员关系的基本目的或这种关系所要协调的那种活动？如果数学系招研究生要求外貌美观，你就可以提出这个问题。二是“社会排斥”：如果某人被拒绝参与某种成员关系，是因为一些与他的能力和成就毫不相干的社会分类原因。文革中对家庭出身的强调是我们第一个可能想到的例子。
如果成员关系标准是切合的和没有社会排斥的，就是“普遍主义的”。在下列任何一种情况下就是“特殊主义的”：包含不切合的因素；包含社会排斥；二者兼有。因此有三种类型的特殊主义：切合性的特殊主义——有社会排斥，但这排斥却非常切合该成员关系的特定目的(例：英国王位继承人遴选)；任性的特殊主义——没有社会排斥也没有切合性(例：某加油站只雇用红头发工人)；终极的特殊主义——既有社会排斥也不切合，种族歧视、性别歧视即是(第141页)。
在任何社会里都不易找到纯粹普遍主义的现实结构，因为家庭背景、亲属关系总是或多或少、直接间接地影响到机会的得和失。而特殊主义的现实结构却不难找到(如母子关系)。考虑到现实的复杂性，莱维提出一种“既定范围里的普遍主义(高度的甚或完全的)”。例如，在美国能上哈佛大学意味着进入“社会精英”阶层。除能力、成就外，能否被哈佛录取往往还取决于显赫的家庭背景等，因此包含一定的特殊主义。但在哈佛大学内选举某学生协会成员却是完全普遍主义的：任何哈佛学生只要符合协会的能力标准，就可当选。
莱维的这个观点具有涵括更多现实变量的长处，但在我看来，实际应用时却包含着一定的危险。比如某单位录用新人员时搞不正之风大开后门，新成员进去后再在此范围内按能力任职。这能否被称为“既定范围内的普遍主义”呢？若是，则二范畴的界限就模糊了，丧失了衡量的社会含义。
三、“实质限界方面”是指与程序规则相对的、对实质性的权利义务的界定。如果在某一关系中，各种活动、考虑、权利、义务或工作被精确地定义、划界，就是“功能特定的”。现代商业契约关系是典型的例子。如果界限含糊，各方面的关系都搅在一起，就是“功能弥散的”。夫妻关系是个典型。清官难断家务事，是因为夫妻关系涉及当事者所可能有的一切活动、事务。当任何一种社会关系变得弥散时，强调理性、普遍主义标准就变得很困难(第145页)。
国内管理体制的许多弊端，很大程度可归于功能弥散。过去的人民公社和企业体制，党、政、军(民兵)、民、学、商，生产、生活、家庭纠纷……无所不管。凡是无所不管的体制，肯定什么也难管好。现在搞改革，党、政分开，政社(企)分开，各司其职，职权明确，就是从功能弥散向特定的逐步进化。目前抱怨不止的“大学办社会”，也属此类问题。
四、如果某种社会结构关系不涉及感情因素，就是“感情回避的”；反之，则是“亲近的”。较之任何社会的父子关系，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更接近于感情回避的。相对于现今美国人的父子关系，遵从儒教经典的传统中国社会的父子关系更接近于“回避的”，因为它更推重“尊敬”。“在一切社会背景下，都存在某些状态，使感情反应的表现毫无克制，造成高度破坏性的后果。同时也存在这样一些状态，使明显的感情表现具有一种高度适应性的含义”(第147页)。掌握举足轻重的权力和责任的高级决策者，显然适合前者。
五、目标定向方面焦点在一定社会结构关系的动机。所谓“个人主义的”是指：某关系中的每个成员算计着如何最好地保证他本人能从这一关系所涉及的活动中获取最大利益，而不考虑这一关系中的其他成员追求的目的。现代美国的商业关系就是以个人主义为主的关系。所谓“负责任的”是指：某关系中的每个成员被期待保护该关系中其他成员的有关目的，即便这可能有损他本人的目的。作为一种理想结构，医生—病人关系以此为主。
莱维警告，千万不要以为这对范畴讲的是利己主义—利他主义的区别(第148页)。这里讨论的问题超出伦理学的范围。在社会生活中有一类关系是这样构成的，即便是最自私的人也要保证该关系中的其他成员能够实现其目标，如果他本人要实现自己的目标的话。相应地，另一类关系则是这样构成的：即便是最真诚的利他主义者，活动于这种关系之中也必须考虑、追求自己的利益。一个再自私的医生，也必须对他的病人的康复持负责任的态度。假使病人要求动不必要或不正确的手术，即令这会增加医生的收入，医生也要拒绝。在这种关系中，医生个人的品质不是根本的因素。理由是：虽然品德越好的医生做的会比通常水平的更好，但品质很差的医生也不能胡来。一旦胡来则会受到惩罚(取消执照或坐牢)——他因为违犯了这种关系的性质而被逐出这种关系。商业关系与此相反。经常有这样的商人(我想不必举出一些名字)，他们本人生活不挥霍，把赚来的巨款用于慈善事业，或捐赠给祖国文教经济建设。但即便是这样品质高尚的利他主义者，在进入商人—顾客关系时，也是采取莱维意义上“以利己主义为主的”态度：他必须运用一切智慧、措施，以尽可能小的本赚尽可能大的利。如果他不是设法在竞争中占对手的上风、赚顾客的钱，而是想尽一切办法帮助对手压倒他、让顾客赚他的钱，他一定会被人称作傻瓜蛋，不管在别的方面别人会怎样评价他。
因此似乎可以从社会角色(role)的意义上来理解莱维的这对范畴。一定的社会关系是这样地制度化社会角色的，使得不论什么人一旦进入这种角色，就按照社会对这种角色的规定性行动，使自己个人的特性降到次要的地位④。
六、分层方面易理解。等级的是指地位有上下之分，非等级的是接近于平等的。
三
由上面的分类，可以得到下面的表：
┌─────────┬───────┬───────┐
│ 诸关系方面 │ X │ Y │
├─────────┼───────┼───────┤
│1.认识方面 │X1 理性的 │Y1 传统的 │
│2.成员关系标准方面│X2 普遍主义的 │Y2 特殊主义的 │
│3.实质限界方面 │X3 功能特定的 │Y3 功能弥散的 │
│4.感情方面 │X4 回避的 │Y4 亲近的 │
│5.目标定向方面 │X5 个人主义的 │Y5 负责任的 │
│6.分层方面 │X6 等级的 │Y6 非等级的 │
└─────────┴───────┴───────┘
这些模型变量的主要用途之一，是提供一个参照框架，可用于分析和描述任何社会在任何给定时期的任何一种关系，并可进行下述比较：
一、一个社会里不同类型的关系(下面给出：现代美国社会里的医生—病人关系和商人—顾客关系)；
二、不同社会里的类似关系(下面给出：现代美国社会和传统中国社会里的商人—顾客关系)；
三、不同社会里的不同类型关系(下面给出：现代美国社会里的商人一顾客关系和传统中国社会里的绅士阶层的父—子关系)(第152—153页)。
例证分析之一。现代美国社会里的医生一病人关系是X<SSB,1,/SSB>，X<SSB,2,/SSB>，X<SSB,3,/SSB>，X<SSB,4,/SSB>，Y<SSB,5,/SSB>，Y<SSB,6,/SSB>。
虽然实际生活中常有误诊和庸医(现实结构)，但是作为一种理想结构，医生被期待运用理性的技术医治病人。在现代社会里，如果医生以下述的传统定向来证明他自己的医疗措施，会被人们认为是不合适的：“过去一直是这么治的，所以它是一种好的治疗方法。”医生一般只会这样说：“虽然这方法不是绝对有效，但在没有更好的技术发明之前，我们只能这样治。”病人一方也被期望以合理的方式接受医生的治疗。
这种关系作为理想结构，是以普遍主义为主的。病人以医术为标准选择医生，医生则以病情为标准来决定是否接收病人，虽然现实生活中病人对医生的选择时常受到医生外貌的影响，而医生也时常因病人没有钱而拒收(现实结构)
这种关系当然是功能特定的，双方都是为了治好某疾病。
该关系在理想结构上是以“感情回避”为主的。现代医疗程序尽可能防止医生或病人的感情干扰医疗科学的要求。
该关系是以“负责任”为主的，有如上述。
最后，该关系是相对无等级的。病人听医生的指导通常不被认为是社会不平等。
现代美国社会的商人—顾客关系是X<SSB,1,/SSB>，X<SSB,2,/SSB>，X<SSB,3,/SSB>，X<SSB,4,/SSB>，X<SSB,5,/SSB>，Y<SSB,6,/SSB>。
X<SSB,1,/SSB>，X<SSB,3,/SSB>，X<SSB,4,/SSB>，X<SSB,5,/SSB>易理解，略而不释。
这种关系是以普遍主义为主的，双方均以如何最佳地达到自己的经验目的为基础来选择对方：一方考虑如何赢利，一方考虑如何使钱花得合算。如果商人一方因为顾客是外族人而不在有利可图的情况下出售货物，顾客一方因为某商人不是本族人而宁可到另一商店买价高质次的商品，那就会被认为是商业中的非正常状况。
这使我想到非现代化民族时常掀起的“抵制洋货”、“购买国货”运动。这些运动从道德角度看，毫无疑问表现了一种反抗外来经济侵略的民族气节。然而从商业关系角度看则是非正常的。民众们可以在较短时期里违背普遍主义的标准，只买价高质次的国货，但时间一长就会坚持不住。因此一切非现代化民族的历史都显示，若只靠爱国主义感情来抵挡发达的商品经济力量是不实际的。若想国货站稳脚跟，必须提高生产水平，在经济水平上击败“洋货”。
该关系是非等级的。商人与顾客谁也不比谁地位高，这里存在的只是钱货交换。
莱维逐一分析以后，在三个层次上对这两类关系进行比较。在第一即最一般的层次上，二者的区别只在Y<SSB,5,/SSB>—X<SSB,5,/SSB>， 即一为“负责任的”，一为“个人主义的”，而在其他五个变量方面全是相同的。
如果在最一般的层次上不足以理解两类关系的区别，就进到第二层次，即比较相同定向下的不同内容。比如二者都是理性定向(X<SSB,1,/SSB>一X<SSB,1,/SSB>)为主，但在医生—病人关系中，理性所定向的是治病的目标，而在商人—顾客关系中是商品或劳务的买卖。
若第二层次的比较仍不能充分地解释区别，就需进到第三层次，即考虑到存在下述四种可能性之一：第一层次上的一般化(概念形成过程)的区别被忽略了；第二层次上的被忽略了；诸关系各个方面需重新定义或在稍低的抽象层次上增加新概念；上述三方面的连接发生困难(第161页)。
以上的比较程序不限定于这个例证，任何关系间的比较都可应用。
例证分析之二，现代美国社会和传统中国社会里的商人—顾客关系。
美国部分上文已有。传统中国社会的这种关系有两种形态。甲型：如果双方或是朋友，或是世交，或是紧邻，或是经由亲友介绍，那么，就是以特殊主义为主，表现为Y<SSB,1,/SSB>，Y<SSB,2,/SSB>，Y<SSB,3,/SSB>，X<SSB,4,/SSB>，Y<SSB,5,/SSB>，X<SSB,6,/SSB>。如果这些私交关系不存在，就是普遍主义为主，表现为乙型：X<SSB,1,/SSB>，X<SSB,2,/SSB>，X<SSB,3,/SSB>，X<SSB,4,/SSB>，X<SSB,5,/SSB>，X<SSB,6,/SSB>。
甲型中的其他方面易理解，这里只简释X4，X6。 莱维认为，传统中国社会的成员很强调感情不外露，商人的地位又因重农抑商的缘故而很低，所以是感情回避的和等级的(多数顾客地位高于商人，少数相反)。乙型各方面均易理解。莱维认为甲乙两型的差别很好地解释了中国商人对待顾客方式的巨大差异。一旦缺乏特殊主义的主导因素，商人们“货物离柜概不退换”的态度达到无情的程度；双方都尽可能地利用势力和诡计以占便宜。如果可能的话，中国人都设法避免乙型。一旦某人在缺乏特殊主义关系的情况下进入商业关系因而受到很坏的待遇，他就会被认为是个傻瓜蛋(第163页)。
不幸的是，旧传统的这些因素至今在国内仍未绝迹。我们大概都有过这样的经验：如果没有熟人关系，在北京的某些商店里会看到怎样的脸色！
比较传统中国社会的两类关系，差别在第一层次上可被充分理解。拿它们与现代美国社会的商人—顾客关系作比较，差别需在第一和第二层次上解释。
例证分析之三，现代美国社会里的商人—顾客关系和传统中国社会里的绅士阶层父—子关系。
美国部分不需重复。中国部分的是Y<SSB,1,/SSB>，Y<SSB,2,/SSB>，Y<SSB,3,/SSB>，X<SSB,4,/SSB>，Y<SSB,5,/SSB>，X<SSB,6,/SSB>。对X<SSB,4,/SSB>和X<SSB,6,/SSB>的解释是：儒教传统把家庭结构关系视为社会结构关系的根本，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所以父—子关系既是感情回避的又是不平等的。
原书中一个多重比较表，现附于下。
查看表的各栏可以发现一些有规律的组合。如果关系的前三方面(1—3)X占优势，在其余两方面X也会占优势；Y的情形也是相应的。如果关系的前三方面任何一个是X，就会有X<SSB,4,/SSB>出现。很明显，强调理性、普遍主义、功能特定，感情回避就随之出现；强调传统、特殊主义，功能弥散就随之出现。如果不是循此路线发展，已经建立起来的关系就会不稳定。设想一个理性定向的研究室，招聘科研人员时坚持
┌─────────────┬───────────┐
│ 各类关系 │ 关系诸方面 │
│ │1 2 3 4 5 6 │
├─────────────┼───────────┤
│美国医生－病人关系 │X X X X Y Y(?) │
│美国商人－顾客关系 │X X X X X Y │
│传统中国社会商人－顾客关系│ │
│甲型 │Y Y Y X Y X │
│乙型 │X X X X X X │
│美国夫－妻关系 │Y Y Y Y Y X │
│传统中国夫－妻关系 │Y Y Y X(Y) Y X │
│美国雇主－雇员关系 │X X X X X X │
│传统中国雇主－雇员关系 │Y Y Y X Y X │
│美国律师－顾客关系 │X X X X Y Y(?) │
│美国建筑师－顾客关系 │X X X X Y Y(?) │
│美国父－子关系 │Y Y Y Y Y X │
│传统中国父－子关系 │Y Y Y X Y X │
│日本天皇－王储关系(以前)│Y Y Y X Y X │
│日本天皇－王储关系(现在)│Y Y Y Y Y X │
│技师－顾客关系 │X X X X Y Y(?) │
│会计师－顾客关系 │X X X X Y Y(?) │
└─────────────┴───────────┘
学术水平面前人人平等，进室以后各人课题任务明确。但室里的负责人在分配经费、评价成果时却凭个人感情行事。试问这室里已经确立起来的合理规章能维持下去吗？会有源源不断的成绩出来吗？当然不可能。
从这个表莱维进一步作出理论推断。无论何时，若理性的、普遍主义的、功能特定的、感情回避的关系受到强调，就可以得出下列假设(因而有待验证)：
——这种关系维持越久，Y<SSB,1,/SSB>，Y<SSB,2,/SSB>，Y<SSB,3,/SSB>和Y<SSB,4,/SSB>就越有可能衰败。即，衰败一时不是发生在理想结构水平上，却总是会发生在现实结构中(丁按：传统在精神价值领域里更持久〕；
——如果一类关系中的X<SSB,1,/SSB>，X<SSB,2,/SSB>，X<SSB,3,/SSB>，X<SSB,4,/SSB>发生衰败，很不可能导致另一类关系中的X<SSB,1,/SSB>，X<SSB,2,/SSB>，X<SSB,3,/SSB>，X<SSB,4,/SSB>衰败；
——如果一类关系中的Y<SSB,1,/SSB>，Y<SSB,2,/SSB>，Y<SSB,3,/SSB>，Y<SSB,4,/SSB>衰败，极不可能导致另一类关系中的X<SSB,1,/SSB>，X<SSB,2,/SSB>，X<SSB,3,/SSB>，X<SSB,4,/SSB>衰败；
——不论何时一类关系中的Y<SSB,1,/SSB>，Y<SSB,2,/SSB>，Y<SSB,3,/SSB>，Y<SSB,4,/SSB>发生衰败，都会导致另一种关系中的Y<SSB,1,/SSB>，Y<SSB,2,/SSB>，Y<SSB,3,/SSB>，Y<SSB,4,/SSB>衰败；
——只有在急速增长的现代化条件下，才会持续不断地愈益强调X<SSB,1,/SSB>，X<SSB,2,/SSB>，X<SSB,3,/SSB>，X<SSB,4,/SSB>关系，而这大部分将以一种新型关系的形态出现，少部分则以旧型关系的更新面貌出现；
——由于相对非现代化的政府总是高度强调Y<SSB,1,/SSB>，Y<SSB,2,/SSB>，Y<SSB,3,/SSB>关系，当一个社会转向现代化时，总是包含着政府的革命性变革(第810页)。
最后一个假设是关于现代化社会的稳定问题略去。
莱维在进行了一系列比较分析以后，点出了他费大力气制定变量关系的用意所在：
“相对现代化社会与相对非现代化社会的主要区别之一，就是把不同的强调点置于不同领域里，即这些社会的成员们把强调点放在诸关系方面的X形式上和Y形式上。贯串本书的大量假设，都是关于相对非现代化社会在向相对现代化社会的转变中，对诸关系方面不同组合的强调点的改变，该改变的作用所具有的头等重要性。联系这些改变，能够理解现代化转变过程的许多问题。为什么这些关系恰恰组合在一起？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出现这种或那种组合？社会科学对这些问题的探讨最近才开始”(第170页)。
本文虽已够长，但还远远没有把这部近九百页且行文艰涩的著作的主要内容概述出来，只是介绍了最主要的一点；莱维教授特地用钢笔在书上标示出这部分，希望听到我的批评意见。无论对其理论部分还是实例，我都不是完全赞同，但这并不影响我从这部名著中获得启发和教益。给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莱维力图把原先充满了含糊得令人怎么解释都行、泛泛得令人不着边际的这一理论领域，尽量地模式化，结合进较具体层次上的内容。虽然还远未达到令人完全满意的地步，但毕竟使你有可能在接近经验的层次上观察、描述、比较、检验。这对我们已习惯于在社会科学领域里作“朦胧诗”，热衷于提出新论断却不去严密论证，热衷于生产新概念却没有实质性的新内容的作风，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我们这一代确实需要学会怎样做现代形式的社会科学研究。
Marion J.Levy，Jr.Modernization and the Structure ofSocieties A Setting for lnternational Affairs，PrincetonUniversity Press，1970.
一九八五年五月四日凌晨于美国匹兹堡大学
① J.C. Alexander：Theoretical Logic in Sociology，vol.4，p.297，Univ.of Cali-fornia Press，一九八三(《社会学的理论逻辑》第四卷第297页)。
② 参见日本福武直主编《历史与课题》(中译本名《世界各国社会学概况》，北大出版社)，第七章第五节。
③ T.Parsons：“The Professions and the Social Structure”，“The Motivation ofEconomic Actives”，in Essays in Sociological Theory，一九五四(《职业和社会结构》和《经济活动的动机》，载《社会学理论论文》)。
④ 参见I·Craib：Modern Social Theory，p.41—42页，St.Martin’s Press，一九八四(《现代社会理论》第41—42页)。
丁学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