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述评》一书作了许多初创性的工作。首先，这种初创性反映在该书的后三章，它的特点是相对国内读者来说其内容较新。其次，这种初创性表现为直接讨论了福利经济学和西方社会主义经济学的有关问题。比如，在社会主义经济调节模式的选择问题上，福利经济学把消费者主权看作是计划经济的目标或出发点，看作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个福利标准。柏格森指出，运用市场竞争模式时，中央计划当局应加强工资和价格的控制调节，还“可以采用某种赋税和津贴制度，借以表达出计划当局的偏好尺度和消费者的偏好尺度的差异。”另外，庇古曾指出社会主义经济和计划经济的非等价性，历史上曾存在非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不能把计划经济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唯一标志(第130页)。还如在收入分配方面，熊彼特曾指出，社会主义不一定是平均主义，解决社会主义经济资源配置效率就要放弃收入绝对平均的原则。凡此，都是使人感兴趣的。
《述评》一书的另一初创性是，对福利经济学中哪方面的内容可供我们借鉴作了有益的提示，如对关于内部经济和不经济、外部经济和不经济的某些分析，就作出这样的提示。自马歇尔提出内部经济和外部经济思想、庇古加以发展提出边际私人纯产值和边际社会纯产值的比较分析以来，企业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协调问题一直是福利经济学主要考察的问题，因为企业利润最大化过程有时会对社会福利带来损害，如环境污染等。私人厂家的成本项目并不包括这部分社会成本，而且市场价格往往不能表现这种社会成本，在这方面市场机制对社会福利目标的实现存在着局限性。社会成本的变化不能“通过市场的价格机制反映出来……不反映在价格的变化上。……因此，在福利经济学家看来，这种非市场性的附带影响使价格机制不能有效地配置资源。外部影响范围愈广，市场价格机制有效配置资源的作用就愈小。”(第206页)该书中的相对福利学说部分和有关国民福利尺度的讨论也指出了以市场价值表现出来的国民生产总值或国民收入指标并不能真正衡量社会福利的大小，绝对地、唯一地以国民生产总值为经济增长目标并不一定符合社会福利目标的实现。该书作者对这些内容的参考借鉴意义的提示是十分有意义的。
作为一本专著，该书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如对西方福利经济学进行评价时，该书思想上就还过于保守，没有取得应有的理论上的突破，仅仅停留于传统形式的批判上，而且这方面的文字篇幅过多，内容重复。另外，对怎样参考、借鉴西方福利经济学这个问题，该书也缺乏整体性的设想和认识，其根本原因在于未能明确地提出社会主义经济中同样存在着社会福利问题。我想，经济改革的目标和社会福利最大化是一致的，但是无可否认增加企业的独立性和扩大自主权、以及经济成份的增多、市场调节范围的扩大，一方面会有利于生产和社会福利的增进，另一方面也会产生私人经济、企业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冲突。这就要求我们在进行一项经济行为和经济决策之前，不仅要实行技术上和经济上的可行性研究，而且也要进行社会福利或社会效益方面的可行性研究。所谓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实际上就是在社会福利原则下对社会经济活动进行调节，调节的手段既可以是指令性计划、也可以是指导性计划、也可以利用市场机制，形式的多样性并不改变社会福利问题的“计划性”这样一个实质内含。因此，我们期待着有人能继此书之后，专门写作一部社会主义福利经济学。
(《西方福利经济学述评》，厉以宁、吴易风、李懿新著，商务印书馆一九八四年六月第一版，1.25元)
品书录
吴剑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