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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五年五月八日
整日在宝成路车上。四十多年前经过宝鸡入蜀，走的是凤县、南星、留坝、沔县、广元一路，历尽了艰险，曾写过一些日记。自从宝成铁路建成以后，就一直梦想着重来，却不料直到今天才得如愿。久久地站在车厢中看沿途的山色，几乎每隔一两分钟就要钻进一次的数不清的山洞，俯视只剩下浅浅伏流、铺满了鹅卵石的嘉陵江，山上看不见人影，就连树木也少见，一切依稀还是当年的样子。
车过阳平关，努力寻找，也看不见那座古代的故关，想来大约是深埋在群山万壑之中了，只在隧道入口处看到了“阳平关”三个大字。三小时后抵双石铺，四十年前曾在这地方宿夜，买了小红桔子来吃，胡乱地睡在铺草上的光景还如在眼前。
饭后早睡，夜半被乘务员叫醒，列车十二时四十分抵西安。叫了部车子来到西安宾馆，铁门紧闭，不能进去。提了行李在附近找旅馆，也失败了，最后只能回到宾馆对面文物商店的石阶上坐下。将近天明，冷起来了，打开提包取出毛线衫来穿上，又在铺了方砖的人行道上来回走动。摸了一下，提包表面已经覆满了露水，一片潮润。附近施工的工地上电灯耀眼，却没有一个人。天际挂着半轮残月，散发着惨白的光泽。就这样，一直等到上早班的女服务员，唤开了铁门，才一起捱进了住处。
五月九日
洗个澡，吃完早饭后在客房里休息。下午三时半出门，乘三路汽车到钟楼，又问路来到碑林。进门后在两排参天的绿荫下前行，面前就是镌着“碑林”两字横匾的碑亭。环境幽静得很。游人是多的，但并不显得拥挤，人声脚步声……仿佛都被四周的绿色吸收了去了。
在六个陈列室和游廊里摆设收藏着汉唐以来两个三百多块碑石，这是无法在短时间内一一细看的，只能象访候旧识似的在每一座名碑前呆一会儿。“曹全碑”、“颜氏家庙碑”、“玄秘塔碑”、“圣教序”……这些早在拓本、印本中熟悉了的名作，一下子对面相逢，真是令人高兴、激动，不能不使人惊异，经过千余年、无数人的捶<SPS=0448>，今天还依旧神情奕奕，光彩照人。不能不佩服前代雕石匠师的神奇手段，宛转随意，他们用刀正象书家的用笔，石面在他们手下也无异绢素。这也是一种古老的文化传统了，雕石、镌木、板画……都是艺术家们合作而成的艺术品，与西方的集画家刻手于一身传统大异。很难说这不是一种优点与特色。只可惜人们习惯于重视书手、画家，却很少知道刻工的名字，这是不全面也不公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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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馆正在举行的珍宝展览是更吸引人的地方。这里有排列得象一座小山似的铜器群，有铭文长达数十百字的礼器，多半是解放后在陕西陆续发现的。与在别处博物馆看到的铜锈斑斓的器物不同，这里的铜器都是淡灰色的，粗看竟象是锡器。
在这里也有早已在纸面上看见过的“旧相识”。唐舞马衔杯银壶看来似乎并不那么<SPS=0732>赫，也许是已经被主人用旧了吧。但那只唐牛首玛瑙杯就不同，晶莹艳丽，雕成牛头的嘴部镶着金，华贵精工，是真正惊心眩目的作品。还有也是玛瑙制成的羽觞，精巧华丽，显然是后楚器耳杯衍化了来的酒器。
不能再留连不去了。自从一踏进“碑林”，不，应该说是从一踏上旅途，心里就记挂着“昭陵六骏”，可是已经在博物馆内转了好半日，却还不知道它在哪里。打听下来，知道这是在石刻馆里。匆匆赶去，时间已过，前门早上了锁，只能从出口处走进去，也来不及从头细看就一直赶到“六骏”前面。“六骏”今天只剩下了“四骏”，“飒露紫”和“拳毛<SPS=1906>”早在民国初年被盗运出国，安置在美国费城的博物馆里了。
关于昭陵六骏的早期著录，不能不想到赵明诚的《金石录》。在“跋尾”十三中有“唐昭陵六马赞”一条：
“右唐昭陵六马赞。初太宗以文德皇后之葬，自为文刻石于昭陵。又琢石像平生征伐所乘六马，为赞刻之，皆欧阳洵八分书。世或以为殷仲容书，非是，非是。至诸降将名氏，乃仲容书耳。今附于卷末云。”
赵明诚和李清照的眼光是值得佩服的。他们是最早赏识这一组浮雕并与古金石文字同等重视，加以著录的学人。但限于“体例”，讨论的重点还是放在“赞”和书手上面，对浮雕本身却不着一字。又过了五百多年，张力臣(<SPS=0349>)撰《唐昭陵六骏赞辨》，收入望三益斋刻《张亟斋遗集》中。此文写于癸酉，也就是康熙三十二年。他所考辨的也依旧是图赞的撰者与书手，不过他曾在康熙十年亲赴昭陵考察，留下了详细的记录，这是三百年前六骏仍在昭陵时的实况，自然有其价值：<IMG=BB86112901>
“适辛亥冬后，从汉南过云栈，冒雪先至醴泉。抵赵村石鼓寺一宿，登九峻甬道，恭谒殿前，皆如昭陵诸志所云，不敢赞一词。及审视六马，其制：琢石如屏风，每方高四尺五寸，广五尺六寸，厚一尺。周遭边界棱起，马身半凿，空处刳下三寸。西第一，四蹄端立，有马圉前立拔箭；东第一，西第二，则三蹄立前，左一蹄作驰势；余三则绝尘而奔。各马头之上一隅，皆留石一尺正方，与边界相平，隐隐有字迹，是当日刻赞处也。下座每边三马相连，各离尺许，共置一座，座西之石即与地平合缝，有铁锭连属，是石座，无容书处也。”
三原于右任有“昭陵石马歌”，原诗有自注，湖南人民出版社版《于右任诗词》删去不录，大是可惜。今据刘成禺 《世载堂诗待删稿》转录其略：
“唐太宗葬昭陵，在醴泉县北九峻山。陵前石刻六马，名飒露紫、拳毛<SPS=1906>、青骓、特勒骠、白踏乌、什伐赤。马或作奔驰状、或安辔而立，惟飒露紫前刻邱行荣拔矢状。六马刻石，广各八尺许，石端留刻铭处约一方，铭词为唐太宗所制，然未刻诸石也。六马鞍具大类欧洲近世形式，马鬣尾亦剪短，如今日军中介驷。石刻突起约二寸许，每石均有边阑。石工精劲生动，绝好中世浮雕也。《昭陵六骏图考》载故实甚详。民国四年陆建章据陕，窃辇飒露紫、拳毛<SPS=1906>二石出关，馈赂当道，辗转售运美国费勒特尔非亚博物院。五年，将余四石置之陕西图书馆。”
以上两文为我们提供了有关六骏的重要史料。同时也可以看出，三百年来人们对它的兴趣已经逐渐从题赞的书法与书手转移到浮雕艺术欣赏上来了。这是很自然的。浮雕是较易抵风雨侵蚀的破坏的。今天仅余的四骏，虽然已被企图盗运者捶裂，但依然保持着原来的风姿，无论是绝尘飞驰还是安详地探腿伫立，神态都是活生生的，不用抚摸也能感觉到马儿肌肉的颤动、鼻息的喷薄。特别是邱行荣为之拔箭的飒露紫，极出色地传达了战士与马的感情，那种“真堪托死生”的情谊。只可惜今天“碑林”里的复制品与原作差得太远，看不到那种微妙的气质了。
唐太宗破除旧例，在自己的陵墓上增添了这样纪念性的石雕，说明他确是一个思想解放的人物。还有，“贞观时擒服诸番将君长颉利等十四人之像，琢石列之北司马门内者，<SPS=0349>视之，其余无几，并下半衣甲之文亦残毁不可名状。”(张力臣文)这种将降将、番使都凿石列于陵前的办法，也是唐太宗的首创，过去的帝王没有，也不可能想到这个。
五月十一日
早起，从窗口望下去，看见路上的行人张着伞，路面也是湿的。不过雨下得并不大。
今天是我们开始了西安游程的第一天。八时，乘车出发。先到大雁塔。游人多极，虽然下雨，也一点都不少减。寺门停了许多汽车，载来了不少海外游客。大家一起向塔门挤去。进入塔身，光线转暗。有很好的扶梯。人们差不多是排着队，紧贴着攀登。塔身每层都铺了楼板，供游人止步休憩，可以走向四面的拱门去凭眺。我们一口气爬上了最高的七层。小雨又下起来，四面浮起了薄雾，视野受到限制，不必说终南山望不见，就连城里也只能看到朦胧的一片。不过这“雨中春树万人家”的意境是非常好的。在今天，大雁塔已经不再是西安的最高建筑，但在唐代却是的。好象当时也没有禁止游人攀登的禁令，那么，是无论谁都可以从这里窥视皇帝的后宫禁地的了。
大雁塔又名慈恩寺塔。永徽三年(公元六五二)玄奘始建。本来是“砖表土心”，只有五层。后来经过拆改，从天宝中诗人岑参的诗里知道，它已经是七层了。我们从塔上下来，在近处端详这座方形密檐唐塔，朴素的表面，并无任何繁缛的装饰，浅黄的色泽，更显得沉静端庄。每层塔身都有层层密叠的“涩檐”，四壁隐隐砌起仿木结构的部件，虽然不一定都是唐代的遗构，但历代重修时继承保存了原有的风格体式则是无疑的，塔身庄严矗立，有非常的稳重感。据说一九六五年重修时，发现塔身曾用近二米的砖层裹起，可能是明代重修时为了加固而采取的措施，这样，大雁塔的原貌也应该是还更玲珑俊秀一些的吧。
游人也实在太多，加上塔前有许多人在照相，更增添了紧张的气氛，我们来不及看历代进士的题名碑就离开了。从中唐开始，新科进士都有游雁塔在雁塔处题名的习俗，这些题壁原来都是墨迹，新旧交替，很难保存。宋代有人曾抚旧迹刻石，至今还流传着宋拓本。曾见过照片，其中就有李商隐的名字。这恐怕是历史上很早的名胜留题也即签名簿了，很可以据宋拓钩抚上石，这将是雁塔的重要点缀，其意义或不在两块褚碑之下。
从大雁塔出来去清真寺。寺在鼓楼附近的华觉巷内，是西安规模最大的伊斯兰教寺院。坐西向东，有四进院落，在中轴线上对称地安排了楼阁亭台，雨下得大起来了，我们站在门楼下躲雨，面对满亭花木亭榭，静谧幽深，有一种说不出的幽趣，正如诗人所说的，“禅房花木深”，一时竟分辨不出这是佛寺，是园林，还是清真寺了。从元代开始伊斯兰教大量传入以后，自然也带来了中亚的建筑形式，但不多久就为中国的建筑师所吸取融化，成为中国风味的东西。还有一种说法，安史之乱后，得到西域回纥强弓硬弩帮助的汾阳王郭子仪是有赫赫战功的中兴名将，至今还流传着描写他单骑见回纪的古老画卷。郭子仪回到长安，带来了几百名回纥将官，安排他们学习唐朝的法令、制度、风俗，因此，至今附近还留下了“大学习巷”的地名，这一带也一直是回纥族聚居的地方。这虽然不能证明这清真寺始建年代，但总可以说明它的历史是很久很久了。
午饭在兴庆公园的一座楼上。这里原是唐兴庆宫的旧址，是唐玄宗生活过大半生的地方。从早年精明干练的统治者到逐渐习于逸乐、荒淫无度的昏君，终于被渔阳的鼙鼓赶出了长安。在仓皇西奔的俄顷还“登兴庆宫花萼楼，四顾<SPS=0380>惶曰，‘此所谓入边愁也’。”这句话大约传播得颇广，杜甫也将它写进了“芙蓉小院入边愁”的诗句。后来回京以后，玄宗以太上皇的资格还在这里住了一阵子，直到被赶出去为止，没有多久就死去了。他和这地方的关系太深了。
公园有许多建筑都还沿用了当年的原名。站在楼上的饭厅里，凭窗下望，远处就是有名的沉香亭，眼前的湖水则相当于唐代的龙池。花木掩映，细雨中垂柳飘拂在澄碧的湖面上，环境是幽美的。不过却引不起兴致走下去一一观赏，觉得就这样遥望一下也尽够了。
饭后到秦俑坑去，路上要经过有名的灞桥。不过原有的古桥已经“退役”了，现在使用的是来往单行道的双桥。桥边也看不见柳树的影子。河面很宽，据《水经注》说，“灞水古名滋水，秦穆公更名，以显霸功。水上有桥，谓之灞桥。”旧桥是所谓石轴柱桥，桥柱用石轴叠起，安放在木桩上面，轴柱上再铺石梁，木梁，再加铺石板路面。灞水的水位颇低，不过气势倒是宏阔的。过桥后看见街市上的店铺，差不多都用灞桥命名，自然觉得异常亲切。灞桥又名“销魂桥”，也许典故就出在汤显祖的《紫钗记》霍小玉口中。在“阳关”一折中霍小玉说过，“浣纱，这灞桥是销魂桥也。”相比之下，想到沛公入关曾在灞上驻军的人就要少得多。唐宋以来诗人的大量诗篇起了极大作用。他们最初也只是描写实地实景，但后来竟逐渐衍化成为词家的典故，“灞桥”成了离别的代名词，孕蓄了异常丰富的内涵，往往不是千言万语所能替代，可以算做是一种奇妙的语言现象。
一小时以后就能从车上远远望见秦始皇陵。这是一个很大很大象山似的大土堆，是秦始皇花了三十多年时间，动用了几十万人力营造的，从此开了先例，后来有不少皇帝都来学样，在即位之初就开始经营自己的陵寝了，这是秦始皇得到继承发展的许多“创造”之一，不过人们往往忽略了。这个大土堆下面到底埋藏着什么，至今也还是一个谜。自从一九四七年农民在始皇陵右侧一公里半处打井，发现了秦代的陶俑坑，才开始揭开了神秘帷幕的小小一角。在地下五米深处有一座长方形的地下土木建筑，在长二百三十米、宽六十二米的坑内埋藏着五百多个武士俑。这并不是全部，今天的秦俑坑博物馆只是覆盖在没有完全开发的一号坑上面。站在坑口可以看到排列整齐的武士队形。面对来自东方的假想敌的是三列横队，后面跟上来的是步兵与车马相间的三十八路纵队，还有侧翼与后卫，左右两侧的武士横队都朝外警戒。和真人真马大小相近的陶俑，都是用模具成形后再在表面敷泥、挖、控、刻、<SPS=2040>贴，按形体部位分别制作，套合组装而成。虽是大量的模具生产，但人物面部的神情与装束又各不相同，也有战士与军官的分别。武士大都穿着右衽的短战衣，束发，腿部扎了行<SPS=1390>，脚上是方口平头鞋子。人物的表情是勇猛坚毅的，但从总体看，却感到这是一支失去了昂奋意气的队伍，是秦始皇指挥如意的“为王前趋”的战争工具。匠师们(他们中间有不少是刑徒)创作了伟大辉煌的泥塑群，他们真实地传达出在沉默、呆滞的目光中流露出来的军士的心。
秦始皇确是非凡的人物。可他又是多么怯儒。就在死后也要安排那许多卫队来保护自己，时时警惕着会有人从东方、南方……杀来。在死后他也是没有安宁的。
他又是多么自私，动用了天下的民力(据说每十人中就有一人被征用)为自己建造地下宫殿，制造如此精巧伟大的“玩具”——一座死后的王国。关于这座地下宫殿，司马迁曾有过详细的记载。过去人们大抵不敢深信，把它看作文学而不是历史。可是许多新发现都说明，太史公的话并不全是天才的幻想。
秦始皇一面辛苦经营着死后的“王国”，一面又希望最好是不必死，他派人泛海去寻求不死之药，算来还要比郑和下西洋早一千多年。他的“雄图大略”和奇异构想使人惊异，但一切努力都是为了永远坐在血腥的宝座上，这一点是不应该忽略的。
听说附近有一个“坑儒谷”，不过我们不想去看了。多少年来，人们对这事一直是疑信参半的，或研究那“坑”的办法，以为不可思议。如一本古笑话书中所说：
“人皆知秦坑儒，而不知何以坑之。按卫宏《古文奇字序》，秦始皇密令人种瓜于骊山型谷中温处，瓜实成，使人上书曰‘冬瓜实’。有诏下博士诸生说之，人人各异。则皆使往视之，而为伏机，诸儒生皆至，方相难不决，因发机从上填之以土，皆压死。”(按孔颖达《尚书疏》，“三十五年始皇以方士灵生求仙药不得，以为诽谤。诸生连相告引，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咸阳。”所说不同。
这里描写儒生的习性神情和做成了圈套使他们上钩的种种，是颇传神的，但总难使人相信这会是真实的。最大的破绽就在于对秦始皇这人物描写得走了样。他要杀人是极便当的，何必费去如许手脚，不象个“大英雄”，简直是一个小丈夫了。“坑儒”说起来不过是牛刀小试，这种大量活埋的办法在当时好象是很平常的。项羽坑秦卒二十余万；长平之战，坑赵降卒数十万。这都是见于正史的。虽然难以想象，但也没有确证能完全加以否定。只能说时代相去过于久远，我们对秦始皇那个时代过于隔膜，不能领会当时“英雄”的人物的心思、习惯了。现在活生生的兵马俑坑就在眼前，岂不是一个很好的说明，不论是敌是我，将整个军队埋入地下，是合于秦始皇们的思想逻辑的么？
人们一向有一种坏脾气，只知道对历史上的大人物顶礼膜拜，却极少去分析研究他们的言行与动机。不论是“圣君贤相”还是杀人魔王，一律无条件地加以崇拜。而且人越杀得多越觉得他伟大。正如《聊斋》所说，被砍了头还要称颂一声“好快刀！”这是奴隶哲学的极致，如不加以彻底的涤荡，不知什么时候总会引出大乱子来的。
走出陈列馆，向导告诉我们旁边一个小庙里还陈列着一辆五年前在秦始皇陵封土西侧发掘出来的大型彩绘铜车马，值得看看。这确是值得一看的，参观券每张五元。这是一辆青铜制作的四马牵引马车，坐在车前的是一位“御官俑”，双手前伸作驾驶状，神态俨然。车篷下面是车箱，两侧有可以开关的车窗。坐在这样的马车里，应该是快速而舒适的，在当时是理想的交通工具了。据说这种车的名称是“安”车，不知道什么等级的人物才有资格乘坐，但从马的络头和挽具上都使用了大量金银构件看来，绝不是中下级官吏所能使用的。说不定秦始皇日常乘用的也是这样的车子，也许要宽绰一些，但大致的形制不会有太大的差异。当年他躺在臭鱼当中从沙丘回到咸阳，大概也就是用的这一类的车子。
归途过华清池。在细雨中走进门去，眼前是点缀在一片浓绿中的殿阁亭台。宽展的水面上架着宛转的石堤，堤下是碧檐红柱的楼亭倒影，杜牧“过华清宫”诗说“长安回望绣成堆”，园虽新建，却说得恰好，这真是“成堆”的“锦绣”啊。游人是多的，都挤在游廊中避雨，连行走都异常困难。走过“贵妃池”，望“飞霞阁”，这用青砖叠起的紧凑庭院，谁也不能肯定究竟是否当年杨贵妃入浴的所在。只有那流了不知多少年的温泉证明着这里是确实无误的遗址。
这本来是唐“温泉宫”，只是在唐玄宗册封杨贵妃之后两年才改名“华清宫”。晚唐人诗集中留下的歌咏诗篇多得很。最有名的是杜牧的五言排律“华清宫三十韵”和绝句三首。小杜这首诗简直是一篇“唐明皇论”，诗人在这里显示了他的史才，他的见解也是高明的。通篇没有一句正面地责难杨玉环，虽然她必不可免会在许多关键场合出现；主要的责任全部针对着玄宗。同时的诗人温庭筠也有“过华清宫二十二韵”一首五排，是和杜牧之作，从开篇的“贵妃专宠幸，天子富春秋”到结末的“艳笑双飞断，香魂一哭休”，主要做的是以杨贵妃领衔的合论，见识就差远了。
杜牧则写的是玄宗由“至道思玄圃，平居厌未央。钩陈裹岩谷，文陛压青苍”直到“雨露偏金穴，乾坤入醉乡”的堕落衍化过程，同时也没有忽略“玩兵师汉武，回手倒干将”的倒行逆施，于是到来了“鲸鬣掀东海，胡牙揭上阳”的变乱，终于导致“喧呼马嵬血，零落羽林枪”的结局。杜牧的诗格高于温庭筠，就因为他能从大处着眼，摆脱流俗的眼光，不把杨李事件写成孤立的爱情悲剧。他清醒地看出，责任主要不在杨贵妃身上，这就和社会势力极大的“红颜祸水论”划清了界线，不愧是曾写出《罪言》的作者手笔。
专记杨贵妃始末的书还有乐史的《杨太真外传》。关于华清宫，有下面一段笑话：
“上每年冬十月幸华清宫，常经冬还宫阙。去即与妃同辇。华清有端正楼，即贵妃梳洗之所；有莲花汤，即贵妃澡沐之室。”(案：这“莲花汤”的原址，最近已经发掘了出来。)
乐史是宋人，《外传》是小说笔记，但所记“多有近实者”(胡应麟)，与唐人传奇大不相同。有趣的是也是宋人的司马光的编年史《通鉴》的编写态度。他不但把每次“上幸华清宫”都不惮烦地写下来，还详记杨贵妃的始末，连两次忤旨出宫和赐安禄山洗儿钱那样的事也不遗漏(这后一条就不见于乐史书)地一一写出来，看得与国家的兵刑大政同等重要。在司马光看来，民间的口头传说和野史外纪并非全是“流言”，更不只是男女之间的私事，对说明天宝朝局的发展变化都是有用的资料。当然司马光的方法是不错的。
黄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