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是人民的朋友、民族的骄傲。要用一本图册，反映这样一位非凡人物波澜壮阔的一生，无论如何是难以做到的。但文物出版社的同志还是努力在一九七八年旧版的基础上，增加了近三分之一的照片(其中许多是没有公开发表过的)，书后增加了大事年表。在文字介绍上，吸收了近年研究周恩来的一些新成果。对有些史实，也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作了订正。现在，他们将这本收有五百四十幅图版的精致画册，谨献给人民永志不忘的这位伟大人物。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在二十世纪众多的西方学者中，德国社会学者马克斯·韦伯曾经给社会科学以重大的影响。这种影响首先来自他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该书于一九O四——一九O五年在韦伯担任主编的《社会科学与社会政治文献》杂志上分两部首次公开发表，其后被<SPS=1701>译成各种文字在各国出版。韦伯在这部论著中，对各种宗教特别是加尔文教的伦理与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细致的研究，揭示了新教尤其是加尔文教派的伦理与近代理性资本主义之间存在的密切的相关关系。韦伯认为，清教神学中的“天职论”(notion of calling)作为一种行为理想，强调自我克制、敬业守职、勤勉节俭，孕育生成了一种与资本主义文明的本质契合的进取精神。这种精神气质促进了资本的积累与快速增殖，有助于社会再生产，推动了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
韦伯的这部书，反映了其思想体系的总趋势，并给当代西方社会学、历史学、经济学等领域的研究以很大影响。为供读者参考，这里选刊了该书第一部分的第一、二两章的部分内容。全书由黄晓京、彭强翻译，已列入“走向未来丛书”第三批书目，将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粗看一下包含多种宗教构成的国家的职业统计，就会发现一种十分常见的情况，即现代企业的经营领导者和资本所有者，高级技术工人，尤其是在技术和经营方面受过较高训练的人，新教徒占压倒多数。
在天主教的报章和文献中以及在德国的天主教议会中，都对上述这种情况进行过多次讨论。这种情况不仅在宗教差异与民族差异和文化发展差异相一致的情形下如此，例如在东德的法国人和波兰人之间。在资本主义的大发展时代，几乎任何地方，只要资本主义有根据其需要自由改变人口的社会分布，并决定其职业结构，就会在关于宗教关系的统计数字中发现同样的情况。资本主义所具有的自由程度越高，这种效果就表现得越明显。的确，在现代工商企业中，新教徒占有资本的人数、参与管理和从事高级劳动的人数相对较多，这一现象可以从延伸到遥远过去的历史环境角度得到部分解释，在那里宗教关系并不是经济状况的原因，相反在一定意义上却表现为经济状况的结果。参与上述经济职能，一般先要拥有一定资本或者要受过通常费用高昂的教育，但往往是两方面都需要。现在这些东西主要依赖对遗产的占有，或者至少要依赖一定程度的物质生活水平。旧帝国中许多经济上最发达，自然资源最丰富，地理位置最优越的地区，尤其是大多数富庶的城市，在十六世纪都转奉了新教。直到今天，那种环境仍然有利于那些地区的经济生存斗争。这就引起了一个历史学问题：为什么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同时又特别倾向于一场教会的革命？答案绝非如人们想象的那么简单。
摆脱经济传统主义，无疑是一种使怀疑宗教传统以至全部传统权威的神圣性的倾向大大加强的因素。但宗教改革并不意味着废除教会对日常生活的控制，而是以一种新的控制方式代替旧的控制方式。
宗教改革意味着抛弃了一种松散的、在当时的实际生活中几乎无法察觉、而且几乎完全流于形式的控制，代之以对行为整体的管制，这种管制由于渗入到个人和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因此推行起来需要艰苦卓绝的努力和无限的热情。天主教教会的统治主张“惩治异端，宽恕罪人”，尽管这种统治现在已经不如过去那样有力，但已为今天具有完全现代经济特征的民族所容忍，而在十五世纪之初，它便为世界上最富有、经济上最先进的民族所接受。反之，十六世纪在日内瓦和苏格兰，十六世纪——十七世纪之交在荷兰大部分地区，十七世纪在新英格兰、以及一度在英国本地推行的加尔文教统治，对我们来说是一切可能存在的对个人的宗教控制中，最绝对不堪忍受的形式。这正是当时在日内瓦以及荷兰和英国的大量旧商业贵族们所感觉到的。而在那些经济高度发达的地区，改革者抱怨的不是教会对生活的监督太多，而是太少。那么为什么在那个时代，那些经济上最先进的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新兴的资产阶级中产阶级，不仅没有抵抗这种史无前例的清教暴政，相反竟为护卫它而发展了某种英雄行为，这一切是怎样发生的呢？因为这种资产阶级以前很少，以后则从未表现出如此的英雄行为。卡莱尔(Carlyle)指出这是“我们最后的英雄行为”，并非没有道理。
但是如上所述，进一步而且特别重要的是：在现代经济生活中，处于所有者和管理者地位的清教徒较多，如今至少在部分上可以作为他们继承了较多物质财富的结果加以理解。不过这里还有某些不能用同样方式解释的其它现象。我们仅列举几个事实：在巴登(Baden)、巴伐利亚和匈牙利可以发现，信奉天主教的父母让其子女所受的高等教育的类型，与清教徒让其子女所受的高等教育大不相同。在高等院校全部学生和毕业生中间，天主教徒的比例通常要低于他们占总人口的百分比，这固然大体上可以根据继承的财产的差别来解释。但是，就天主教毕业生本身而言，毕业于专门提供技术学习教育和从事工业与商业工作教育的院校的学生，或者一般而言，从提供中产阶级实业生活教育的院校中毕业的学生，其百分比要远远落后于新教徒所占的百分比。相反，天主教徒更乐于接受人文学科中等学校所提供的那种教育。这是上述解释不能说明的一项事实，但它反而正是经营资本主义企业的天主教徒人数如此之少的一个原因。还有一个更引人注目的事实可以部分解释天主教徒在现代工业的熟练劳动者中所占比例较小的原因。众所周知，工厂的熟练工人在很大程度上要从各种手工业的年轻人中吸收，不过这一点更符合新教手工艺工人的情况，而不是天主教手工艺工人的情况。换句话说，在熟练工人中间，天主教徒更倾向于留在他们自己的手工业行业里，就是说他们更经常地成为手工业师傅，而新教徒则多半被吸引到各种工厂，去从事高级技术劳动和管理工作。毫无疑问，关于这些情况的解释是，从环境(这里即指家乡和家庭的宗教气氛所偏重的那类教育)中获得的心理与精神特征，决定了职业选择从而决定了他们的职业生涯。
法国天主教徒较少参与现代商业生活，尤其值得注意，因为这和包括现代在内的各个时代所观察到的一种趋势背道而驰。处于某个统治者集团附庸地位的民族和宗教少数派，自愿或不自愿地被排除在有政治影响的地位之外，因而往往在特殊力量驱使下开始从事经济活动。他们的最能干的成员，由于在为国家服务这方面没有任何机会，所以力求在这个领域满足使他们的能力得到承认的愿望。在俄国和东普鲁士的波兰人就是这种情况，他们无疑比在波兰人居统治地位的加利西亚(Galicia)经历了更迅速的经济进步。在更早一些的时代，路易十四统治之下的法国休格诺派(Huguenots)，英国的非国教派(Noncomfornsists)和教友派(Quakers)，最后但并不是最不重要的，两千年来的犹太人，也都是如此。可是就德国天主教徒的地位而言，却没有发现这种结果的明显证据。过去，无论在荷兰还是在英国他们从来没有在遭受迫害或者被容忍的时代，有过特别显著的经济发展，这一点与新教徒完全不同。新教徒(特别是后面将充分讨论的新教运动的某些分支)，不论作为统治阶级还是被统治阶级，不论作为多数派还是少数派，都表现出发展经济合理主义的特殊倾向，但是在处于上述任何一种环境下的天主教徒中间根本看不到同样程度的类似倾向。因此，这种差别存在的根本原因，必须从他们宗教信仰的持久的内在特性中寻找，而不只从暂时的外在历史政治环境中寻找。
我们的任务是：研究这些宗教，搞清它们现在或曾经具有的哪些特殊因素可能引起我们描述过的行为。
按照表面的分析以及某些当前的印象，人们可能容易采取如下方法来解释上述差异，即天主教的来世思想愈重，它那些最高理想中的禁欲特性愈突出，必然使它的信徒对现世的美好事物愈加漠不关心。这种解释符合评价这两种宗教的普遍倾向。在新教徒方面，它被用来作为批判天主教生活方式中那些(真实的或想象的)禁欲理想的基础，而天主教则反责说，唯物主义就是新教将全部理想世俗化的结果。一位现代作者试图用下述方式归纳它们对经济生活的态度的差别：“天主教徒比较安静，很少有物欲冲动；他们喜欢尽可能有保障的生活，哪怕收入微薄，而不欢喜冒险和刺激，即使那会使他们有机会获得荣誉和财富。有句幽默的谚语说：‘美食与美睡不可兼得’，就此而言，新教徒喜欢美食，天主教徒则喜欢不受搅扰的美睡。”
事实上，这种美食的愿望可以说是正确地刻划了目前德国许多名义上是新教徒的各种动机的特征，尽管不够全面，然而，过去的情况却截然不同：英国、荷兰和美国的清教徒曾是以严厉反对生活享乐为特征的，我们将会看到这一事实对我们现在的研究的确至关重要。此外，以法国的新教徒为例，他们长久地保留着、至今仍在一定程度上保留着曾经影响到各地加尔文教会的一系列特点，尤其是在宗教斗争时代在十字架下受难时所具有的特点。然而(也许正是出于这种缘故？我们后面将提出这个问题)，众所周知，这些特点是法国工业和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而且由于他们遭到迫害，使这些特征在一个小范围内一直保留下来。假使我们可以把整个生活行为中的这种严肃及宗教利益至上的性质称为来世精神，那么，法国的加尔文教徒过去直到现在对来世的信仰至少不亚于德国北部的天主教徒。天主教对于后者的重要性，无疑与宗教对于世界上任何其他民族是一样的。两者均以大致相同的方式，有别于各自国家的宗教主流。在法国的天主教中地位低下的教徒对生活享乐极为关注，而地位高的教徒，则直接地敌视宗教。同样，德国的新教徒现在已经融汇到世俗的经济生活之中，而他们的上层人物对宗教最为冷淡。这个对比极清楚地表明天主教的来世观念，所谓的新教的唯物主义的生活享乐，以及其他一些类似的模糊观念，都无济于实现我们的意图。采用如此笼统的术语，则做出的区别连现在的事实都不能完全符合，肯定更不能符合过去的事实。然而，如果有人就是想利用这种区分，那么除了上述所云各点之外，马上又会出现一些其它看法。
这些看法将暗示人们，(新教的)来世论，禁欲主义和宗教虔诚，与参与资本主义营利活动这两个方面不仅没有冲突，也许反而倒存在着一种亲密的关系。
买际上，从相当表面的观察就可以看到，基督教最富有灵性的虔信者确实数量多得惊人。特别是许多最狂热的虔信派信徒也出身于此。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不能适应商业生活的感情细腻者对拜金主义的一种反动，而且象阿西西的教会那样，许多虔信派信徒正是用这些话解释他们的皈依过程的。同样，一直到塞西尔·罗兹(Cecile Rhodes)为止，许多最大的资本主义企业家都出身于牧师家庭，这一引人注目的事实或许也可以解释为对他们所受的禁欲教养的某种反动，但是，这种解释无法说明，为什么在同一些人，同一些集团中，一种非凡的资本主义商业意识，会与各种渗入并支配他们全部生活的最强烈的虔信共同存在。这类情况并不是孤立的，但这些特质却是新教历史中许多最重要的教会和宗派的特征。特别是加尔文教，不论它在什么地方出现，都会表现出这种结合。在宗教改革的扩张时期，加尔文教(或其它新教信仰)多少与特定的社会阶级相联系，在法国休格诺教会，尤其是在迫害时代，改宗入会者中僧侣和工商业者(商人，手艺人)人数极多。这是一个独特的，在某种意义上是典型的现象。就连西班牙人都知道，宗教异端(即荷兰加尔文教)倡导贸易，这点与威廉·佩蒂爵士(William Pe－ttey)在讨论尼德兰资本主义发展原因时所表示的见解正相吻合。戈泰因(Gothein)很恰当地把加尔文教派的分布地称为资本主义经济的温床。即使如此，有人还可能认为决定性因素是产生那样地区的法国和荷兰经济文化的优越，或者大概是放逐行动在打破传统关系中产生的巨大影响。但是，从科尔伯特的斗争中我们知道法国早在十七世纪就存在着相同的情形。甚至连奥地利也直接移入了信奉新教的手艺人，更不用说其它国家了。
但是，并不是所有新教派别都曾在这个方面具有同样强大的影响。加尔文教的影响，甚至在德国也是各派中最强大的。它和改革教派似乎比其它教派更推动了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在乌珀塔尔(Wuppertal)和其它地方都是如此。与路德教相比，无论就一般情况而言，还是就个别事例而言，都可以证明加尔文教的影响更强大，这在乌珀塔尔尤为突出。对于苏格兰、巴克尔(Buckle)和英国诗人济慈(Keats)都曾强调过这些关系。还有一个只需提及的更明显的事实，即在那些以富有和信奉来世著称的教派中，特别是在教友派和孟诺教派(Mennonites)中，宗教生活方式与商业思维判断力的强烈发展之间具有密切联系。孟诺派在德国和荷兰所扮演的角色，也就是教友派在英国和北美所扮演的角色。在东普鲁士，尽管孟诺派教徒坚决拒绝服兵役，弗里德里克·威廉一世却因他们是工业发展不可缺少的力量而予以容忍，这只是表明上述事实的许多著名例证之一，不过考虑到那位君主的性格，这却是一个最有力的例证。最后，狂热的虔信与同样强烈的商业思维判断力的这种结合，也是虔信派的特征，这一点是人所共知的。
上述几例都表明了一件事：即艰苦劳动精神，进取精神，也就是人们常常归功于新教所唤醒的精神，无论冠以怎样的称呼，也绝不能理解为现世生活的享乐，也不能在任何其它意义上把它同启蒙运动联系起来，虽然目前存在着做此类理解的倾向。路德、加尔文、诺克斯(Knox)、沃耶特(Voet)等旧日的新教教派，与今天所谓的进步并没有多少关系。今日连最极端的宗教主义者也不会抑制的生活方式，在过去则受到敌视。如果要发现旧日新教精神的某些表征的现代生活的各个方面，与现代资本主义文化之间的内在联系，那么我们无论如何不可能从其被人说成多少有些唯物主义的、或者至少是反禁欲的现世生活享乐中寻找，而只能从其纯粹的宗教特点中寻找。孟德斯鸠谈到英国人时说(《论法的精神》第二十编，第七章)，他们“在三件大事上已走在世界其它民族的最前面：虔诚、商业和自由”。难道他们的商业优势，他们对自由政治制度的适应才能，不会以某种方式与孟德斯鸠认为他们具有的至深的虔信有什么联系吗？
当我们以这种方式提出问题时，大量可能的联系便模模糊糊地呈现在我们眼前。鉴于所有史料都存在着无穷无尽的多样性，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将进入我们头脑的混乱东西尽量明确地加以阐述，努力深入到历史上存在过的基督教各派的伟大宗教思想体系之间的特点和差异中去。
资本主义精神，这个术语意欲使人了解什么呢？如果可以发现什么对象，使这个术语能够应用于它，并具有某种可理解的意义，那么，这种对象只能是一种历史个体，即在历史的现实中互相关联的各种因素的复合体，它是由我们从其文化意义的观点出发，将那些因素组合而成的一个概念整体。
为了清楚地理解研究对象，对资本主义精神作一种暂定的描述实际上是不可缺少的。为此，我们先去看一个关系到那种精神的文献，它以近乎经典的纯粹性包含着我们所要探寻的东西。同时，它还具有与宗教毫无直接关系的优点，因此对我们的目的而言，它是毫无偏见的。
“要记住，时间就是金钱。一个通过自己一天劳动可以挣到十先令的人，如果游逛或闲坐半天， 尽管他在玩乐或消闲中只花了六便士，也不应将此算作全部开销；因为他实际上还另外花掉了、或者不如说还另外扔掉了五先令。
“要记住，信用就是金钱。如果一个人把他的钱放在我这里，逾期不取回，那就是将利息，或者就在那段时间我用这笔钱可以得到的一切给了我。只要这个人信用好，信誉高，并且善于用钱，这种所得的总额就会相当可观。
“要记住，金钱具有孳生繁衍性。金钱可以产生金钱，其孳息可以再生更多孳息，如此下去。五先令一变就是六先令，再变就是七先令零三便士，如此下去，一直到变成一百镑。钱数越多，每次转变所产生的钱也越多，这样利润的增长就越来越快。谁要是杀掉一只育龄母猪，谁就毁掉了它数以千计的后代；谁要是毁掉一个克朗，也就毁掉了它可能产生的一切，甚至可达无数英镑计。
“要记住这句俗话：‘善付钱者是别人钱袋的主人’。以遵守诺言按时付款而著称的人，可以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筹集到他的朋友们省下的钱。这一点时常大有益处。除了勤劳和节俭，实在没有什么比在交易中的守时和公正更有助于青年人的成长；因此，绝不要违背诺言，把你应当还帐的时间拖延一小时，否则一次失信，就会使你朋友的钱袋永远向你关闭。
“影响一个人信用的行为，哪怕是最不足道的琐事，也应注意。如果债权人在早上五点或晚上八点听到你的锤声，那他在半年之内都会感到放心；但是，假如在你应当工作的时间，他却在台球桌旁看到你或是在小酒店听到你的声音，第二天他就会派人收回他的钱，并且要你一次偿清。
“注意小事还表明你关心自己的债务，并使你看起来象一个精细而诚实的人，这也会增加你的信用，
“要当心，不要将你持有的一切视为己有，生活中也要同样当心。这是许多有信用的人常常犯的错误。要避免这种错误，就必须在一段时间里对你的收入和支出严格记帐。如果从一开始你就用心注意细节，就将带来如下好结果：你会发现异常微量琐碎的开销如何集成巨额，而且分明可能已经节省了多少，以及今后可以节省多少，同时又不致产生大的不便。
“如果你是以谨慎诚实而为人所知的人，那么一年六镑可以给你带来一百镑的用场。
“每天随便花掉四便士的人，一年便要乱花掉六镑多，这就是使用一百镑的价值。
“每天浪费价值四便士时间的人，日复一日，等于每天浪费掉使用一百镑的特权。
“无所事事地失去了价值五先令时间的人，就是丢掉了五先令，也不妨说是故意把五先令扔进了海里，
“失去五先令的人，绝不止是失去这么点钱，而是丢掉了用它做交易可能带来的一切利益；到一个年轻人成了老人的时候，这会累积成数额相当可观的金钱。”
用这些话向我们宣教的正是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1in)，费迪南德·科恩伯格(Ferdinand Kürnberger)在他那本机智而又恶毒的《美国文化的景象》中，曾以同样的话讽刺过所谓美国人信仰的自白。没有人会怀疑，这里以典型风格道出的就是资本主义精神，尽管我们不敢奢望与这种精神有关的一切都已包含在此。让我们先停下来琢磨一下这段话，科恩伯格曾在《令人厌烦的美国》中把这段话的思想概括为一句话：“从牛身上榨油，从人身上赚钱。”这种贪婪哲学的特点，似乎在于表现了享有信誉的老实人的理想，尤其是表现了个人对于增加自己的资本并以此作为目的负有某种责任的观念。
这里所宣扬的绝不单纯是立身处世的手段，而是一种独特的伦理。违背了这个伦理的规则不被认为是愚蠢，而被看作是渎职。这才是事情的实质。它不单是那种到处可见的商业上的精明，而是一种精神气质，而且是我们感兴趣的特质。
“雅格布·富格(Jacob Fugger)有一位商业伙伴，那人已经退休并想说服富格也这么做，因为他也已经赚足了钱，所以应该让别人也有机会赚钱，但富格认为这是怯懦因而加以拒绝，并回答说：“他(富格)的想法不同，他要干到不能再赚钱为止”。他这句话的精神显然与富兰克林那些话完全不同。前者所表现的一种商业勇气和与道德无关的个人倾向，在后者则具有蒙上了某种伦理色彩的生活行为箴言的特点。本文使用的资本主义精神概念，具有下述特定的意义，它指的是现代资本主义精神。因为从我们说明问题的方式显然可知，本文所研究的仅是西欧和美国的资本主义。在中国、印度和巴比伦，在古希腊罗马时期和中世纪，资本主义也曾存在，但我们将会看到，所有这些地方的资本主义都缺乏这种特殊的精神气质。
富兰克林的全部道德态度，都带有功利主义色彩。诚实之所以有用，是因为它可以保证信用；守时、勤劳和节俭也都如此，所以它们才成其为美德。从这一点可以得出如下逻辑推理：只要诚实的外表能够达到同样的目的，则有此外表就足够了，不必要地过分宣扬这种美德，显然是无效的浪费。实际上，富兰克林自传中关于自己皈依这些美德的故事，或者关于严守谦逊外表的价值的讨论，以及故意贬低自己个人的美德功劳以获得普遍承认等等，都证实了上述印象。按照富兰克林的看法，这些美德和其它美德一样，只在它们对个人有着实际用处时，才是美德，因此若能实现预定目标，只需换换样子就足够了。这对于狭义功利主义是不可避免的结论。在许多德国人的印象中，美国主义宣称的美德实际上是伪善，这一点似乎已被这个明显的实例所证明。然而事情的真相绝非如此简单。本杰明·富兰克林本人的性格，就象他那本自传中所表现的无比坦诚那样，消除了那种怀疑。他把自己能够认识美德的功利性归结为意欲引导他走上正义道路的神明启示，这个情况足以表明，存在着某些粉饰纯粹自我中心动机之外的东西。
事实上，这种伦理的“至高之善”(Summum bonum)，即尽量地赚钱，加上严格规避一切本能的生活享受，是毫无幸福可言的混合物，更不用说享乐了。把赚钱纯粹当作目的本身，从个人幸福或对个人的效用的观点看，显然是完全超然和绝对不合理的。赚钱、获利支配着人，并成为他一生的最终目标。获取经济利益不再从属于也不再是满足他自己物质需要的手段。我们称之为自然关系的这种颠倒，虽然从自然情感出发是不合理的，但却显然是资本主义的一项主导原则，这是没有处在资本主义影响之下的一切民族所不具备的。同时，它表现了一种与一定宗教观念有着密切关系的。因此，如果问道为什么应当“从人身上赚钱”，本杰明·富兰克林在他的自传中引用了圣经中的一句话，即他那位严奉加尔文教的父亲在他年轻时反复向他灌输的那句话，回答说：“你见到过在他的事业上克勤克俭的人吗？他必站在国王面前”(箴言第二十二章，第29节)，尽管他本人是无派系色彩的自然神论者。在现代经济秩序中，只要干得合法，赚钱就是职业美德和能力的结果与表现；现在不难看出，这种美德和能力是富兰克林伦理学的全部真实意义所在。这一点毫无例外地体现在我们引用过的他那几段文字中，同时也体现在他的一切著作中。
实际上，职业责任这一独特观念，是我们今天非常熟悉的，但在现实当中却又不那么理所当然，它是资本主义文化的社会伦理的最重要特征，而且在一定意义上也是资本主义文化的根本基础。
职业责任观念是个人对其职业的内容应当感觉的而且确实感觉着的义务，无论这个内容包含着什么，特别不管它在表面上是利用个人的力量，还仅仅是利用个人的物质财产(作为资本)。
当然，这种观念不单只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才出现。相反，我们后面将上溯到资本主义出现之前的一个时代去追寻。自然，我们更不认为，现代资本主义企业中的个人，包括企业家和劳动者，自觉地接受这些伦理箴言，是资本主义继续存在的条件。今天的资本主义经济，是一个庞大的宇宙，任何个人都诞生于这个宇宙，至少对于个人来说，这个宇宙本身表现为他必须生存于其中的、不可变更的事物秩序。个人只要介入市场关系体系，那个秩序就会迫使他服从资本主义的行动规则。一个行动长期不遵守这些规范的制造商，终将被排除到经济舞台之外，就如同那些不能或不愿适应这些规范的工人将被扔上街头，成为失业者一样。
因此，今天的资本主义，已经统治了现代生活，它通过最适者生存的经济过程，培养和选择它所需要的经济主体。但人们在这里可以很容易地看出，把选择这一概念作为解释历史的手段，具有种种局限。为了使极适合于资本主义各种独特性的生活态度能够得到选择，即使这种态度逐渐支配其它态度，则它必须在某些地方发生，并且不能只在孤立的个人中间发生，而应是整个人类群体的共同生活方式。这才是真正需要说明的起源。
这类观念的起源和历史，比许多上层建筑理论家所设想的远为复杂。在我们使用的术语的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精神，为了建立它的至上地位，曾不得不与整个敌对势力的世界作战。前引富兰克林的那些话所表达的那种精神状态，是整个民族一致接受的精神状态，但不论在古代还是在中世纪，它都会被视为最低级的贪婪和毫无自尊的态度而遭排斥。实际上，它至今仍经常遭到那些极少介入或极不适应现代资本主义环境的所有社会集团的鄙视。这完全不象常说的那样，是因为那时获取本能还不为人知或者还不发达；也不象现代浪漫主义者所幻想的，是因为金钱欲过去或现在，在中产阶级之外的世界比在其特殊范围之中，更有力量。在此根本无法察觉资本主义精神和前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区别。中国封建王朝、古罗马贵族或现代农民的贪婪，与谁相比都不逊色。而那不勒斯的马车夫或船夫，亚细亚操同样行业的人以及南欧或亚洲各国的手艺人，他们的金钱欲比同样境遇中的英国人更为强烈，尤其是更为无耻，这一点任何人都可以自己去了解。
在中产阶级资本主义的发展按照西方标准衡量仍很落后的那些国家，曾有一个鲜明的特征，就是盛行不择手段地通过赚钱谋取私利。每个工厂主都知道，这些国家，例如与德国相比之下的意大利，劳动者普遍缺乏“良心”(coscienzios－ità)，曾经是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至今仍然是它们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主要障碍。资本主义不能雇用那些奉行漫无纪律的“自由劳动”教义的劳动者，正如它不能用在同他人的交易中完全不讲廉耻的商人一样，这一点可以从富兰克林的话中了解到。因此，差别并不在于赚钱冲动的发达程度。“金钱欲”的历史与人类历史一样古老。不过我们将会看到，那些毫无保留地服从金钱欲、把它当作抑制不住的冲动的人，例如那位“不顾烧焦了帆船，甘愿为赚钱入地狱”的荷兰船长，绝不能代表那种使独特的现代资本主义精神变成一种群众现象的心理态度，而这一点才是事物的关键所在。在一切历史时期，凡是可能的地方，都存在着不受任何道德规范约束、无情谋取财富的现象。就象战争和海盗行径一样，就其与外国人或本集团之外的人的关系而言，贸易往往是不受限制的。而且这里还允许在兄弟之间进行交易时所禁止的“对外道德”。
冒险式的资本主义谋利活动，在一切已经懂得运用货币进行贸易、并通过“公社”(Commenda)、包揽税务、国家贷款、战时资金筹措、宫廷和官吏等各种手段给它提供机会的经济社会中，都曾存在。同样，蔑视一切道德限制的冒险家心理，也已普遍存在。在获取过程中绝对和有意识的冷酷经常与最严格地尊重传统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然而，当传统已经分崩离析，自由经济企业多少延伸到社会集团内部时，总的说来，新事物仍未得到伦理上的支持与鼓励，而只是被当作事实加以宽容而已。这不单是所有伦理学说的标准态度，而且更重要的还表现了前资本主义时代普通人的实际行为——所谓前资本主义，是指永久性企业中的资本的合理使用和合理的资本主义劳动组织，还没有成为决定经济行为的支配力量。现在，人们在适应有秩序的中产阶级资本主义经济环境时所遇到的最大内心障碍之一就是这种态度。
自认为是一种合乎伦理道德的明确生活准则的现代资本主义精神，必须与之斗争的最大敌对力量，是对于新环境的那种态度和反应，我们可称为传统主义。
对于传统主义这个术语，我们也必须权且放弃给出最终定义的一切尝试。而另一方面，我们必须通过一些事例，澄清其暂定的含义。我们将从劳动者着手。
为了保证从雇佣工人取得最大量的劳动，现代雇主所运用的技术手段之一是计件工资制。例如在农业中，收获期间是需要劳动强度最大的时候，因为在天气多变的情况下获得厚利或者遭受重大损失，完全取决于收获速度。在此场合计件工资制差不多是最普遍采用的一种方式。由于加快收获速度，雇主的利益也随着劳动效果和劳动强度的增加而增加，因此，雇主便一再提高工人的计件工资率，给他们赚大钱的机会，促使他们有心提高他们的效率。但是，人们常常遇到一个奇怪的困难：提高计件工资产生的结果，往往是在同一时间内，完成的工作不但没有更多，反而更少了，因为工人对提高计件工资作出的反应，不是增加他的工作量而是减少工作量。例如，一个人在工资率为每英亩1马克时，每天收割量为2.5英亩，挣到2.5马克；当工资率提高到每英亩1.25马克时，他的收割量不是3英亩，从而挣到3.75马克，尽管这是他可以轻易做到的；相反，他仅仅收割2英亩，这样，仍旧能挣他所习惯的2.5马克。多挣钱的机会不如少劳动的机会更有吸引力。他不是提这种问题：如果我尽量多干活，一天能挣多少钱？而是问：为了挣到2.5马克的工资，我必须干多少活？我过去就挣2.5马克，而且足以满足我的传统的需要。这便是本文所谓传统主义的一个实例。人并非“天生”希望挣更多的钱，相反只想按照习惯的方式生活，能挣到为此所需的那些钱就行了。从现代资本主义开始通过提高劳动强度增加人类劳动的生产率时起，便一直遇到前资本主义劳动这一主导特性极其顽强的抵抗。而资本主义必须对付的劳动力愈落后(从资本主义观点看)，它遇到的阻力就愈大。
再回到我们的事例中来，由于提高工资率不能调动获取本能，则显然可以采用相反的策略，即降低工人工资率，强迫他做比以前更艰苦的工作，以挣得和过去一样多的工钱。直到今天，肤浅的观察者仍认为，低工资和高利润似乎是相关的，一切以工资形式付出的东西，似乎都会使利润相应减少。资本主义自形成伊始，就一再采取这种方式。许多世纪以来一直存在这样的信念，低工资能促进生产，就是说可以用低工资增加劳动的物质成果。正象彼得·德拉库尔(Pieter dela Cowr)很早以前就说过的：只是因为贫穷而且只有在贫穷之际，民众才劳动。我们后面会看到，在这点上他的见解与老加尔文教派的精神是完全一致的。
但是，这种表面如此有效的方法，实际效果还是有限的。自然，存在能够在劳动力市场上廉价雇佣的剩余人口，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必要条件。可是，过于庞大的后备军尽管在一定场合有利于资本主义量的扩张，但却会阻碍其物质的发展，特别是阻碍那些利用高劳动强度的企业的发展。低工资绝不等于廉价劳动。从纯粹量的观点来看，不能满足生理需要的工资，会降低劳动效率，这在长期甚至会导致不适者生存。如今普通的西西里亚人，当他全力工作时，他所收割的土地面积可能只是报酬较高、营养较好的波美拉尼亚或麦卡伦堡人收割面积的三分之二稍强，而越靠近东部的波兰人，其工作成就越不及德国人。即使从纯商业观点来看，凡是生产某种商品需要熟练劳动，需要运用很容易损坏的贵重机器，或者需要敏锐的注意力和创造精神，低工资都是失败的。在此低工资毫无用处，而且其后果往往与意想的相反，因为在这些场合不仅绝对不能缺少高度的责任感，而且一般来说还必须有这样一种态度，至少在工作中有这样一种态度，即不去时时盘算如何以最舒适和最省力的劳动方式取得惯常得到的工资。相反，人们必须把劳动本身当作唯一目的，当作天职去完成，但这种态度绝不是天性的产物。单是低工资或高工资不能唤起人们这种态度。它只能是长期、热诚教育过程的产物。
书摘
黄晓京/彭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