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克托罗外表温和，性格内向，自己宣称既不象海明威，也不象诺曼·梅勒。他说他并没有在酒巴中与人打架；他也不尝试拳击，不去非洲打猎。他不是一个爱出风头的人物，因此他偶尔发言，而且意见是激烈左倾，便很引起人的注意。
道克托罗的第一部小说是《欢迎艰苦年代》(Welcome to HardTimes)，于一九六○年出版。它的特点是不如海明威或梅勒作品的那么明快自信，而是显得、脆弱、疑惑、模棱两可。他后来的作品也在语调上显出踌躇不决。他的小说叙事者往往是挣扎中的青年人，缺乏安全感的老年人，或尚未成熟的儿童。他们的语气并不是坚定的，好象他们对生活没有自信。
《欢迎艰苦年代》虽受到相当的好评，并曾于一九六七年摄成电影，可是道克托罗的声誉是后起的(《纽约时报》称他为“当代美国严肃小说家最佳十余名中之一”)。他的第二部小说《形如实物》(BigasLife)，于一九六六年出版，乃是一部科幻小说，他自己也不满，甚至羞于将它再版。他的第三部小说是《丹尼尔经书》(The Book of Daniel)，一九七一年出版，是一部以五十年代的美国原子间谍罗森堡案实事为根据的虚构，也未引起文艺评论界的过份反应。
直至一九七四年的《褴褛时代》(Ragtime，此字来源是Rag与Time二字，其实意指本世纪初期盛行的黑人音乐的一种节拍)，他才名扬文坛。第五部小说是一九七九年的《潜鸟湖》(Loon Lake)，到这时开始，他才“尝试”小说的新手法。不过一般评论家并不将他归类于“后现代主义派”。一九八四年他出了一本半自传性的中短篇集《诗人们的生活》(Lives of the Poets)。一九八五年的《世界博览会》(World’sFair)则是一本畅销书。此外，他的独幕剧《饭前饮酒》(Drinks Be－fore Dinner)曾于一九七九年在纽约外百老汇的剧院演出。他的作品并不多，他的文坛声望却越来越高，因此我觉得有必要把他作一个比较详尽的介绍。
道克托罗于一九三一年出生于纽约一个政治思想开明的犹太家庭，在哥仑比亚大学就读，毕业后入伍二年，进哥仑比亚广播公司与电影制片公司任事，专职乃是阅读和取舍外来的剧本稿。这类稿件质量之低，使他相信自己的写作能力不低于他人。他的第一部小说《欢迎艰苦年代》就是在这样心情下出世的。不久他进入出版界当编辑，擢升甚快，于三十三岁时即充任日晷书局(Dial Press)总编辑。后来他终于辞去书局职务，专心创作，只偶在纽约大学任教。
道克托罗自己说他的世界观主要来自他的犹太传统，不过他的犹太传统的定义并不确切。他这样形容他的祖父：你所信仰的“是一种代表进步、代表几世纪黑暗以来一道光明的社会主义……这很有些犹太性，给人一种如果干起来就会马到成功的感觉，以为所有难题都可在尘世间获得解答；把神明的舍施不当作一回事……”
道克托罗以为犹太教义教人不要轻易自满、自鸣得意或自诩。不过他自己就极有自负的心理。他相信自己对政治有天生的敏感，能够本能地辨别“公平与不公平、正义与非正义。”他的看法是左倾的。这个倾向在他所有作品中都显而易见。这种所谓“犹太影响”其实与犹太教义无关。道克托罗并没有把宗教带入政治中去。虽然他的写作手法是含蓄的，他的自以为公正的仗义执言则并不弱于海明威或梅勒那样的作家。
《欢迎艰苦年代》就是那末一部好似西部牧童侠义片的小说，情节之中有英雄、有歹徒。所不同者是道克托罗笔下的“英雄”不是西部片一般的充满勇气、十全十美的英雄。他的“英雄”是一位缺乏自信力、怯懦、但是主持正义的平凡人物；他的“女主人公”不是一位清白美丽的处女，而是一个常以他在歹徒之前胆怯取笑的沦落风尘的女子。《欢迎艰苦年代》把“男子汉大丈夫气概”清晰的分为两类：一是我们通常心目中有胆量、敢作敢为的汉子，一是温和的、采用理智应付邪恶的、外表羞怯的人。后者才受道克托罗的敬重。他不赞颂暴力，但是他笔下受歹徒威胁的那些“善良人物”，也被种族主义，贪婪，自私等所玷污。他似乎在说，世上没有理想人物；他的小说中所创造的角色是立体的。
《欢迎艰苦年代》曾被称呼为一个犹太寓言，故事好象是世界东西之间冷战的比喻。“西方”应如何对付外来的侵略？道克托罗在他的小说中警告，如果一心一意的要增加武力军备，结果只有造成自我腐化与自我毁灭
《丹尼尔经书》的主题就是所谓“犹太激烈主义”。关于这部小说的内容，我们必须先谈谈罗森堡夫妇，他们的被判死刑曾受到世界各地左翼人士的抗议。我还记得自己在他们受刑那天的心情。一九五三年初夏的一个傍晚，我与一个友人在纽约河边公园散步。远望西边的落日，我们看看手表指向六时，咕哝自语：“他们坐电椅了。”我们有一种惋然凄惶的感觉。
在小说中，罗森堡之名改为艾萨克森，故事的观点出之于他们的儿子丹尼尔。有了这么悲惨的家庭背景，丹尼尔在六十年代的成长极其困难。道克托罗把艾萨克森夫妇描写为战后典型的进步青年。他们自认是“杰弗逊，林肯，杰克逊、托麦斯·潘恩的革命后嗣”。他们的理想主义促使他们加入了美共。他们为“社会正义”仗义执言。在这个气氛中，幼年的丹尼尔就不能了解政府为何要派联邦侦探把他的父母抓去。他必须澄清这个迷团。五十年代的美国社会被“恐共病”所笼罩，下面这些名词都变为有叛国嫌疑：反法西斯主义，犹太裔共党，世界和平，苏联盟友……。丹尼尔这样自问：“法律是不是只保护特权阶级的？”他慢慢地了解他的父母是被用作替罪羔羊而受宰。
丹尼尔是在六十年代成长的，而六十年代正是美国社会最动荡的时代，新左派(The New Left)思想应时而起。在这种气氛下，丹尼尔决定继续家里的传统，加入了新左派的各种活动(反越战，反核军备，黑人人权等)，在心理上得到一种解脱。可是他的妹妹却想不开，终于自杀(其实罗森堡有两个儿子，没有女儿)。在妹妹的葬礼中，通常不信犹太教的丹尼尔请犹太牧师祈祷，为艾萨克森家三位“殉难者”超度，因为他们都是“美国法西斯主义的牺牲者”。
道克托罗的“犹太激烈主义”似有两个意思，一是引起读者对曾在人类历史上受过大屠杀灾难的民族的同情，一是把二次大战后美国形容为法西斯主义世界。他的那种偏激心理在《褴褛时代》中更是明显。
《褴褛时代》的美国是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交接时期的美国。在一般人的怀旧意念中，那是一个和平无事的安逸时期。在道克托罗笔下，那个时期的丑陋现实却包括了种族主义，蔑视女性，贫富悬殊，当权者(官、警)手段残忍，政客假道学等各种现象。故事中心是纽约郊外一个正统的中产阶级家庭(小说中角色也包括那个时期的历史人物)，和一个精于ragtime(见前注)音乐的黑人钢琴演奏者及其情妇和私生子。黑人在受了带有种族歧视的白人侮弄后，变为社会叛徒，加入一个恐怖主义组织。组织中也有一激进派白人，即是那个中产阶级家庭的亲戚。故事情节复杂，而道克托罗的写法犹如非虚构的报告文学。
《褴褛时代》开始出版时很受好评，后来却渐渐受评论家的指摘，一般认为他所塑造的性格太简单，太平面化。他的答复是，他代表一个阶级、一个少数民族，因此他的性格塑造也有这种代表性。他的说法当然是错了，因为一个作家的作品不能与社会科学家的文章一样。
道克托罗相信他应该突破这“个人经验的小世界”。他以为小说艺术太受“个人经验”所限制。当然，传统上小说的起源就是中产阶级生活的“个人经验”；道克托罗似没有理会到这一点。也有评论家批评《褴褛时代》中的真实历史人物(银行家J·P·摩根，汽车大王亨利·福特等)被他渲染虚构。道克托罗答复道：“虚构作家为何不可编织历史？”他以为没有所谓“客观的历史真相”这回事：“我们都知道有的历史实例根本并不存在。苏联百科全书把所有重要的工业都归于俄国人所发明，我们不是常当之为笑柄？我们都知道，他们领导人物一失势，马上在历史课本中被抹掉。可是我们很天真，我们自己的学校中与大学历史学家就做过同样之举，把出生、死亡在这个国家的整个民族在历史课本中抹掉：黑人，印第安人，华人。”
一九七九年出版的《潜鸟湖》和一九八四年的《诗人的生活》似已表示他的“妥协”，即他已逐渐失去描写激进人物的兴趣。他的最新的小说《世界博览会》几乎缺乏政治气味。他所描写的就是一个中产阶级的家庭生活，充满细节详情，很明显的是根据他自己童年生活的记忆。(故事的背景是一九三九年在纽约举行的世界博览会。但那还不是上面所述他所蔑视的“个人经验的小世界”？)
不久以前，道克托罗在纽约一个书评刊物中作文，对“写作可以改革社会”那个希望的消逝表示惋惜。他批评当代的小说缺乏可以在托尔斯泰与德莱塞那类作家的作品中存在的、意义深远的东西。他说任何敢于涉及政治的小说会马上被指责为具有政治思想(ideological)。他说作家们太容易受威胁，太容易向掌权的政客们屈服，而不顾当权者以国家名义所干的违反道义的行为。道克托罗所指的可以包括美国在拉丁美洲支持右派政权、在南非支持白人种族隔离政策的行为。
可是他的悲观似早熟一些。我们且回顾今年一月的纽约国际笔会，其实与他怀有同样激进态度的作家多得很。那届笔会所讨论的，政治重于文学(请参见拙作《世界作家·国际政治》一文)。许多作家借此机会抗议各国政府(特别是美国)所犯的“违反道义”的行为。道克托罗自己就曾发言批评国务卿舒尔兹的出席开幕式，因为舒尔兹所代表者是右派保守的里根政府。
一九八六年七月二十五日于纽约
董鼎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