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东方，尼采作为哲学家和思想家都是一个很有争议的人物。尼采幼时聪敏过人，二十四岁时就因学业成绩优秀而提前毕业，并在瑞士巴塞尔大学获得古典语言学教授职，但在任职七年后因病退职。一八七九年尼采三十五岁上患了精神分裂症，从那时起直至一九○○年去世为止，尼采始终没能再恢复理智。
尼采在三十五岁前著述甚丰，主要代表作有《悲剧的诞生》、《人性的、太人性的》、《论道德起源》、《曙光》、《查拉图士特拉如是说》、《善恶的彼岸》、《反基督教》、《瞧这个人》等。
对于尼采的著作及其思想的评价历来褒贬不一。尼采生前苦于自己的思想不为世人理解，心情常处于过份自信和极度自卑的痛苦矛盾之中。尼采患精神分裂症后他的著述却突然风靡一时，不仅受到许多德国青年学生的热烈推崇，而且对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欧洲的文艺理论、美学、伦理学和心理学都产生了巨大的震动和深远的影响。当时德国以至欧洲的学者名流如施蒂凡·格奥尔格、托马斯·曼、肖伯纳、弗洛伊德等人，都自称从尼采的思想中受到过启发。对于尼采的推崇在德意法西斯当政的年代达到了顶点。墨索里尼自称是尼采的崇拜者并捐款二万里拉资助尼采档案馆；而希特勒则亲自拜谒尼采档案馆以示崇敬之意。
也许正是由于法西斯主义者对尼采的偏爱，使尼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被当作纳粹思想家受到广泛的批判。这种批判在苏联及东欧各国维持至今，但在西方却于本世纪六十年代出现了重新评价尼采的趋势。除了哲学家们对于尼采学说做了一系列重新解释和评估外，一些历史文献的发掘和历史事实的澄清是这一转机的重要起因。
谈到尼采和他的著述，有一个人物是不容忽略的，这就是他的妹妹伊丽莎白·福斯特一尼采。尼采本人终身未娶，伊丽莎白则出嫁很晚，而且婚姻生活亦很短暂。尼采幼年丧父，兄妹相依为命，关系甚笃。尼采神经失常后，伊丽莎白又包揽了照料患病中的尼采以及尼采遗著的编辑出版工作。毫无疑问，伊丽莎白本人的知识和理解水平会影响对于尼采遗作的取舍和尼采思想的传播。因而西方为尼采正名的运动总是和对伊丽莎白的研究评价分不开。
西方学术界倾向于把伊丽莎白描写成一个野心勃勃而又目光短浅的妇人。当然问题的症结并不局限于伊丽莎白的个人品质，问题的提出主要围绕在两个方面：其一，在排犹主义的问题上伊丽莎白是否理解并赞同其兄的立场；其二，伊丽莎白在尼采全集的编辑出版过程中是否做过手脚。
纳粹德国的宣传工具曾经把尼采描绘成排犹运动的精神先驱。那么尼采到底是否曾经宣扬过亚利安人种的优越和排犹主义的情绪？根据史学家发掘的资料来看，答案应当是：“否”。相反，尼采生前有知时，对于当时刚刚兴起的排犹运动是深恶痛绝的。纳粹党人把尼采说成排犹主义者当然并非事出无因，原因就出在伊丽莎白身上。
伊丽莎白的丈夫伯恩哈德·福斯特是个激烈的反犹主义者，他曾告诉伊丽莎白说，犹太人败坏了德国的传统美德，因为犹太人建立了资本主义制度这一人类最没有人性的剥削制度，而又是一个犹太人，卡尔·马克思却宣扬什么摒弃一切私有制和建立共产主义的乌托邦。福斯特认为所有的主义，包括资本主义、共产主义和民主主义都是腐蚀德国民族精神的毒素。福斯特根本没有读懂尼采的哲学著作就尊尼采为弘扬德意志民族精神的先哲。
可借尼采本人对于福斯特并没有好感，对他妹妹的婚姻也持激烈的反对态度，甚至拒绝参加他妹妹的婚礼。尼采极度嘲讽他妹夫推崇的“德意志美德”，对福斯特鼓吹的“纯化亚利安人种”的事业嗤之以鼻。尼采申明他自己讲的“欧洲民族”的理想并不意味着强大的民族欺凌弱小的民族，而是希望欧洲各民族，包括犹太人在内，在战胜各自的狭隘性的基础上达到相互理解和融和。对于福斯特的巴拉圭殖民计划，尼采在做了仔细的研究后也持坚决反对的态度，伊丽莎白对此非常恼火。可惜当时许多德国人对于排犹运动和殖民事业趋之若骛，而对尼采的思想却无人问津。更为可悲的是，尼采的激烈的反对排犹运动的言论、行动和书信多年来被隐匿、遗忘和曲解了，尼采甚至被人当成一个纳粹思想家、一个纯化亚利安人种的鼓吹者，人生最大的悲剧也莫过于此。
其实就连尼采的妹妹伊丽莎白·福斯特本人也并不象她的丈夫那样是个坚定的反犹主义者。从一个普通的牧师的女儿上升为一个社会名流是伊丽莎白的人生目标，为此目的伊丽莎白很懂得艰苦奋斗，也很善于与世浮沉。在他丈夫的巴拉圭殖民地濒临破产、福斯特本人自尽身亡之后，伊丽莎白最初还独自支撑残局，期望挽救她丈夫的事业，但她很快就发现她失去知觉的哥哥在德国人心目中的地位在日益上升，大有赶过她丈夫的趋势，于是伊丽莎白迅速地抓住了这一时机，放弃了没有希望的巴拉圭殖民地，将自己的名字由伊丽莎白·福斯特改为伊丽莎白·福斯特一尼采，把两个互相仇视的人的名字连在了一起，接着她又从她母亲手里争夺了患病的尼采的看护权和尼采著作的保管权，并把尼采本人和他的著作迁到了远离家乡的魏玛，一则想靠魏玛这座文化名城给尼采档案馆增光，二则想避开尼采母亲和尼采众好友对于尼采全集编辑出版工作的影响。
在编辑出版尼采著作的过程中伊丽莎白将尼采的朋友排除在外，在选择尼采全集的编辑人员的问题上，伊丽莎白几乎完全是以自己的好恶为标准，以致于在全集的编辑出版过程中接连换了好几个编辑人员。她曾对招聘来的哥赛里奇说过：“亲爱的哥赛里奇先生，您必须明了一个简单的事实，那就是您只能在我的赞同下成为编辑。”再如，伊丽莎白曾经很不以尼采和瓦格纳的决裂为然，在尼采宣布断绝和这位宣扬排犹主义的著名音乐家的来往之后，伊丽莎白继续以自己是瓦格纳夫妇这对社会名流的朋友为荣。前任尼采全集的编辑不能理解这一点，伊丽莎白就取消了他编辑整理尼采——瓦格纳书信集的权力。
伊丽莎白对尼采遗作做的最大的手脚，就是她以自己的意愿编辑伪造了一向被人当作尼采主要哲学著作的《强力意志》(一译《权力意志》)一书。根据史学家们的考证，这部所谓的《强力意志》根本不是出自尼采的手笔。半个多世纪以来尼采研究所倚重的这部所谓划时代的巨著，其实就是伊丽莎白·福斯特一尼采和亨利希·哥赛里奇两人从尼采遗稿的片断中选择、修改、编撰而成。意大利哲学家马提诺·蒙蒂纳利在多年从事尼采研究后申明：“尼采从未写过这样一部书，也从来没有打算写这样一部书。”他认为把所谓的《强力意志》当作尼采的主要哲学著作是不科学的。H.F.彼得斯在《扎拉图士特拉的妹妹》一书中考证了伊丽莎白对《强力意志》一书的企望和在编撰过程中出现的种种漏洞，结合她对人生的态度和在尼采遗作出版过程中的所做所为指出，第一版的尼采全集(一八九四——一九二六年出齐)其实表现了伊丽莎白对尼采思想的狭隘的理解。
从伊丽莎白的生活道路考察她的人生态度，便不难理解她晚年倒向法西斯主义的举动。其实伊丽莎白本人有不少犹太人朋友，还曾不顾反犹排犹的社会舆论接受犹太人的捐款，尼采档案馆的主要赞助者就是一个瑞典犹太企业家。但是伊丽莎白过份注重个人的名望和社会地位，过于看重人在现世的成功，再加上本世纪二十年代魏玛共和国的当权者们为了偿还战争赔款而实行了通货膨胀政策，尼采档案馆的资产被一扫而空，伊丽莎白本人的利益受到了严重的威胁，她象成千上万德国中产阶级一样开始厌恶民主制度，渴望社会安定，欢迎纳粹党的经济和社会政策。很多人认为伊丽莎白既是德国反犹主义先驱者的遗孀，她本人就也应该是一个坚定的反犹主义者，而伊丽莎白本人确曾为尼采档案馆获得来自纳粹政府的资助并成为民族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哲学中心而倍感荣耀。这一切对于一个没有深刻理解力又缺乏历史责任感的女人来说是没有什么难以理解的，但是倘若尼采九泉有知他会怎样表示呢？是愤怒？是悲哀？是默许？其实早在尼采生前有知时他就这样预言过：
“一想到有朝一日，我会被最没有资格的人尊崇、歪曲……我就感到恐惧。”
周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