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罗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现任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历史学助理教授。他在校学习时即对汉口开始研究，后去日本、英国、中国(包括香港、台湾)搜集资料，并亲临汉口实地研究。作者受到国外研究晚清城市的两位权威人士——牛津大学的马克·埃尔文(Mark Elvin)和斯坦福大学的施坚雅的直接指点。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该书吸取了国内外研究晚清城市及工商业成果的精华，反映了当今的学术水平。
《汉口》一书对晚清城市的作用提出了新的见解，向传统观点提出挑战——自本世纪二十年代以来，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 的“中国城市落后并阻碍社会进步”的理论，一直统治着西方史学界。这在国内也有反映，即认为中国的城市为封建专制的堡垒，未起到腐蚀、瓦解封建经济及专制政体的作用。不论其动机如何，这一论点必然导致“中国社会停滞”及“西方带来文明”的结论。从七十年代开始，以埃尔文和施坚雅为代表的英美学者对此观点提出质疑，他们不象韦伯那样依靠西方人对中国的报道这种第二手材料，而是扎扎实实地对中国城市作具体研究。特别是施坚雅提出了较为系统的“区域——中心”研究理论。罗威廉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具体分析汉口这一典型城市，取得了一定的成功。
作者从事实出发，推翻了中国社会“停滞不前”的观点。他以汉口为例，指出在表面的平静下，如同西方城市那样，汉口在向近代意义上的城市转化。作者将其变化归结为四个方面。商业：国家控制放松，商业领域扩大；户籍：商人等由侨居逐渐转向定居，“市民”阶层开始形成；社会结构：城市雇工增多，出现新的阶级(此点只是提及，并未展开论述)；社会组织：会馆及公所作用越来越大，从处理商务到管理慈善事业，经办团练，逐渐介入政策制定，地位有所提高。由此，作者得出结论：如果让中国独立发展，它将同西方一样，进入工业资本主义社会；对于中国未能主动步入近代社会这一现象的研究，必须抛弃“其城市未成熟到足以起催化作用”这一观点，而另找原因。作者承认西方的介入极大地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进程，但他认为其作用在九十年代以后才明显起来。经过考察，作者指出汉口的长期发展为九十年代开始的工业化(他认为张之洞任湖广总督后武汉才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工业革命”)和二十世纪初的辛亥革命打下了物质和精神的基础。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武汉三镇经济、政治各方面的革新，是对作者观点的有力支持——没有长期的内部力量积聚和渐变，这一突变是不可能发生的。
此外，作者在分析官、商关系这一问题上也有新的见解。他认为官、商之间既有矛盾的一面，又有相互依靠、利用的一面。特别是在清中期以后，专卖制度逐渐取消，由于财政需要，官府在一定程度上是鼓励贸易的，并以立法和官府干涉来保护商人利益，这以胡林翼等湖北督抚为代表。而且为了维持社会秩序和方便税收，官府亦不得不利用商人组织。这一分析启示我们：“重农抑商”长期以来是封建经济政策的核心，但在具体执行上，往往因时因地而有所不同，清中期后政府的商业政策的变化是一值得注意的现象。
当然，同多数专著一样，此书也有不足之处。从经济史的角度来看，它缺乏量的分析。汉口为众所周知的商业中心，其米市久已闻名，但作者却很少论及。即使对列有专章的盐、茶贸易，除概述交易过程及变化外，也未列举贸易量值的大小。由于中国经济统计资料贫乏，进行量的分析十分困难，但并不是完全不可能的。尽管如此，该书的贡献仍是主要的，仍不失为值得一读的关于清朝城市历史的专著。
(William T.Rowe：Hankow：Commerce and Society in a Chine－se City 1798—1889，S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4.Ca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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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福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