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言生离久，适意与君别。
衣上芳犹在，握里书未灭。
腰中双绮带，梦为同心结。
常恐所思露，瑶华未忍结。
凯瑟的诗“藏起我们的爱情”，将原文几乎一行不落地写了出来，但最后二行却变成：
你认为我们俩藏起爱情，
是因为往事伤心？因为迷信？
我们是野蛮时代两个公民，
早被教会了伪装和克制，
藏起我们这芳香的、危险的爱情。
六朝乐府缠绵的闺情只剩下依稀的影子，诗中昂然奏起的，是现代美国妇女对感情束缚的怨怒。当时张弦、张洁等人写中国当代人爱情生活的小说刚出现不久，我到美国来发现了文化之异，也看到人心之同。
一天晚上，俄勒岗州里德学院的肯尼思·奥汉森(Kenneth O＇Han-son)教授应邀到柯蒂书店朗诵，他是林和靖的崇拜者，写了不少借林之眼看西湖风光的诗，我在听众里看到一位妇女，年龄相当大了，却顶得上“气宇轩昂”四个字，全场数她笑声最高，掌声最响，还不时与朗诵者对扔笑话，俨然是君临全场的女主人。我记得加州大学的白之教授曾告诉我“如果要找一个哈罗德·布鲁姆描写的‘刚性诗人’(Strong Poet)，凯瑟就是。”我想这可能是凯瑟，一问果然不错。休息时我谈起她的诗，她的笑声更响了。诗人对读者比读者对诗人更感兴趣，凯瑟这样的诗人更是不会掩饰，她当即请我在会后跟几个诗人一齐去她家谈谈。
这晚上的聚会很轻松随便，凯瑟兴冲冲地捧出皮面装订的二本厚厚的手稿，说是他父亲遗下的日记。她的父亲是一个医生，二次大战时在重庆工作，曾与周恩来和八路军办事处的其它同志过从。她指给我看一段提到周恩来的文字，我发现是与李少石同志之死有关，据她父亲记载，由于他出面澄清了一些情况，帮助弭解了一场可能的政治危机，周恩来曾派人来向他表示感谢。
我很惊异她家与中国还有这么一段缘分。
凯瑟在战时就读于哥伦比亚大学，因为父亲写回来的信把中国写得如此吸引人，她就学了中文。“不过”，凯瑟带了点很少见的谦虚口吻说，“现不太记得了”。一九四六年她二十二岁，飞到上海与父亲相会，但上海给她留下的印象只是一片模模糊糊的混乱，她只记得父亲一再抱怨国民党政府的腐败使人民在胜利时抱的希望全部落空了。
内战爆发，她父亲离职带她回了美国，暂时中断了她与中国的因缘。一九五七年她三十多岁时成为职业诗人，创办了《西北诗刊》(PoetryNorthwest)。在诗歌创作中，中国向她敞开了另一扇大门，——让她走进中国古典诗歌的殿堂。二十年前，四十岁时她出版她的成名诗集《叩寂寞》(Knock Upon Silence)，中国诗是这本书的中心主题，书题取自陆机《文赋》：“课虚无以责有，叩寂寞以求音”，书中有译杜甫，有仿杜甫的“曲江诗”(The Meandering River)，但最引起读者注意的还是以汉乐府为母本的一组爱情题材诗，这组诗在凯瑟此后的集子中不断重印。
我忠于爱情，就象北极星，
但不告诉你，你只会利用我的忠贞，
你象春天的阳光那么善变。
这样现代妇女式的复杂心理却出自《子夜歌》中最朴素的诗行：
侬作北辰星，千年无转移，
欢行白日心，朝东暮还西。
甚至这样性感的片断：
我不在乎长袍松开
露出一段肚腹和褐色的腿，
我可以说这怪那还没来的
风。
也是来自乐府《子夜歌》：
罗裳易飘<SPS=1878>，小开骂春风。
说实话，我发现细心的外国读者对中国古典诗歌中细腻的心理转折似乎比我们敏感。这或许是语言的关系，我们对中国诗的语言程式过分熟悉，平稳的节奏和甜腻的乐感往往抵销了诗歌形象的冲击力。而一旦用别种语言写出，音乐感丢失了，形象却突然生气勃勃。
但是象凯瑟对中国诗这样的一种敏感，捕捉诗意之果敢，却是真正诗人心灵的表现。无可讳言，有时她的确让人觉得是否敏感过分了。她第二次见到我时，就谈起了她当时正在编定的《阴》。
“这是全世界标题最短的诗集之一”，她高兴地说。我表示怀疑美国读者是否知道题意，她一口咬定说美国读者，至少女读者，都知道这指妇女性格和心理。“这里有的诗之‘中国味’恐怕你也不一定看得出”，她说，一面给我看这样一首“仿杜甫”诗：
致被放逐的王孙
你孤单地遗世独立，
在我们初见的那夜
你就允许我留下：
秋夜高爽，
微风清凉。
但是雾不久掩来，
又跟着雨。
此后，天明前乳白的月。
然后雷电大作，
然后洪水漫天，
然后你绝然睡去，
当我垂泪，
你不屑一哭。
我的确想不出杜诗原文，于是她给我看杜甫“赠特进汝阳王二十二韵”中的这一段：
招要恩屡至，崇重力难胜。
披雾初欢夕，高秋爽气澄。
樽<SPS=0215>临极浦，凫雁宿张灯
她是在写诗，不是在译诗，只要借到题目，自可上天下地。既然这是凯瑟式的拿来主义，我作为杜甫的崇拜者瞠目结舌，作为中西文学关系研究者暗暗叫苦，作为诗歌读者却赞叹这首简洁的英语短诗之美。看到我的神色，凯瑟高兴地打了一个“榧子”：“不比庞德差吧！”
此后，凯瑟向我提议，应当译一本中国当代女诗人的选集，我同意了。当代中国诗人的作品，至今没有在美国结集出版过，女诗人能先行一步，那也不错，于是我们开始译舒婷、郑敏、陈敬容，还有其它人的诗。工作一开始，我就发觉是上了当了。我原以为此人既然一向喜欢借酒浇块垒，我只需提供一个初稿任她去发挥。不料工作一上手，才发现她比学院派翻译家还认真，扣住一字一句，处处要弄明白究竟。有时真使我难以招架。
后来，由于此书经费未能落实，翻译工作只得停下。可是凯瑟始终保存着那一迭我们译出的初稿，有时打电话，还问问我国女诗人的近况和新作，然后，用她那种典型的自信说：“很快，很快，我们又要干下去的。”
她的自信似乎一向是对的，我真希望这个自信也会实现。而且也希望她终会有机会见到我国的女诗人们，当面问清那些翻译中的疑难。
一九八五年四月二十五日于伯克莱
赵毅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