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苦心孤诣十九年写成的编年史被赐名为《资治通鉴》，说明即使在古代，人们就已充分注意到史学的社会功能。然而在我国当今的学术界，人们却总是有意无意地在过去与现在之间筑起一道壁垒。这种现象就连极富应用价值的经济史学也不例外。读罢法国著名史学家皮埃尔·莱昂主编的《世界经济与社会史》，我首先感到的就是，它既是一本名副其实的史，同时也是一部当代世界的发展通鉴。
战后发展的时代特征与美苏经济
在我看来，本书的一大特点就是“通”。全书四编十三章，译成中文五十余万字，不仅涉及到了我们这个星球上的几乎所有的地区，而且在阐述某些重要问题时，还能很好地、恰如其分地追溯了它的前史。涉及面如此广泛，我们的评介当然不可能面面俱到。但是，当代世界的两个突出问题：美苏对峙与南北经济，仍然是我们必须注意的问题。
提起美苏对峙，人们会自然地想到两种社会制度的冲突。这种思路当然有其合理性，但同时不应忘记，从社会学角度看，既然同为现代经济，二者也必然存在许多相互的覆盖面。作者在本书中提及的“混合经济说”，我们毋须给予认可，但作为“混合经济”的某些现象，同样值得研究。
据本书所述，这主要表现在，一是公营部门的扩大或企业的国有化，二是国家财政支出占国民收入的比例愈来愈大，三是经济发展的计划化愈来愈重要。作者以法国为例，说它的“灵活性计划常可比喻为一件事先算好风险的承包项目”，而从事这项工作的人，在一九七○年就曾达到五千人的规模(第18页)。须知，这并非是法国的特有现象。在美国，总统的经济顾问在制定行动的“指导方针”，在联邦德国，它的货币政策与预算制度也曾“指明德国经济发展、增长的方向。”这当然不足以标志战后经济发展的时代特征，但也告诉我们，“自由主义经济并非放任不管”，而计划与否也同样不足以标志一种经济的本质特征。
那么，战后经济发展及其时代特征还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作者的分析是有深度的。书中以列表的方式向人们显示：一九五○——一九六二年期间，在查明的增长因素中，教育、科技和管理等项因素占的比重是，美国百分之五十七、英国百分之六十四、联邦德国百分之六十五，而法国和意大利则分别为百分之八十四和百分之八十。就是说，在战后的发展中，作为生产要素的劳动力和资本的地位已呈明显的下降趋势。作者还以相当的篇幅，详尽地阐述了科技进步的历史意义，揭示了当代科学技术迅速发展正有力地推动经济的发展，从而急剧地改变着我们这个世界的面貌。
当然，任何一个时代总是避免不了阴影，就以受到人们普遍赞赏又普遍渴望的“增长”来说，作者认为，“采用最快速的增长率并不是没有副作用的：如各种基本平衡更难维持，各部门之间的不协调有加深之虞。”(第32页)此外，失业与通货膨胀仍然有增无已，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资本主义的痼疾：贫富的两极分化也并未因此得到根治。但这些，还难以构成全球宏观经济中的突出问题。我以为，本书第三章对人口激增问题的分析，是本书一个极其重要的构件。
作者于此首先指出人们引为常识的一个错觉：即通过征服无人居住或认为是无人居住的土地，使人认为用这种方式建立起来的社会是开发出来的社会。其实，这在事实上是一种变相的战争。而按照目前的人口增长速度，“只要再过二百年左右，在现有的土地上，每个居民平均将只占用一平方米的面积”。(第81页)因此，人类和其它生物一样，必需限制自身的数量发展。本书有关这方面的内容十分丰富，其中包括一些罕见的数据和醒目的图表。虽然内容大多截止于七十年代初，但对我们认识本世纪以来的人口发展规律及其未来方向，仍有极大的参考价值。我国要在下一世纪发展为真正的世界强国，即不仅国民生产总值而且人均国民收入及其它社会指标均位居世界前列，实际上也是与人口的数量减少和质量提高相一致的。世界观察学会甚至认为：在一定时期内，“提高人们生活水平所靠的不是经济规划者的才干，而是计划生育工作者的才干。”(《纵观世界全局》第57页)因此，对人口增长实行有计划的强控，其意义并不限于保证“小康”目标的实现，它同时对下一世纪的发展，对中华民族的未来，都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应该承认，在当代世界的经济、政治、尤其是军事方面，美苏两家实际上构成了对立的两极。虽然自七十年代后，世界已开始向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但它们拥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并未因挑战的增加而减弱。因此，本书予以特别重视的对美苏经济的发展及其得失的分析评价，特别是某些批评性论述，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
作者一方面承认，苏联是当今世界的一大强国，另一方面对它的发展及其政策又持有强烈的批评态度。我们自然不应忘记，这些批评含有某些传统的偏见，然而对某些好大喜功、不切实际的计划一一如《斯大林改造自然计划》——的批评，也不乏中肯之处。本书对苏联的农业政策着笔较多，认为在其第四个五年计划(一九四六——一九五○)期间，虽然没有提出新的农业集体化方面的措施，但政策的主旨仍然是在限制农业私有部分的发展，同时也正因为包括对集体农庄的合并以及对私有家畜的限制等原因，使它的农业计划未能完全实现。而在斯大林去世前的几年里，苏联的农业实际上处在危机之中。由此，作者对赫鲁晓夫在农业领域实行的某些带有改革性的措施，例如从一九五三年八月开始实行的削减农业税、调高农产品收购价格和增加农业投资等，给予了积极的评价。认为在这一时期，苏联的农业生产有了明显的增长。
对我国读者来说，人们对苏联经济的关注，主要还限于它开始较早但又步履蹒跚的改革。本书这方面的内容算得上充实。首先，书中描述了苏联计划体制及其在战后的发展，其次又进一步分析了这种体制下的国家利益与企业集体利益的对立及由此引起的冲突。指出，一方面企业领导人对监督管理机构表示不信任，并竭力设法不暴露企业经济状况(例如资金)的确切数字；另一方面，计划又有无所不包、逐步趋于强控的现象。因而使得“强制性计划的体制变得愈来愈主观失实，繁复累赘，并和经济发展的日益成熟相矛盾。”书中还引述苏联计划制定者的话说：“如果根据一九六二年的计算方法，那么整个苏联劳动力人口在一九八○年时将全部为管理和计划工作所占。”(第200页)因此，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利别尔曼在一九六二年提出的改革主张会在苏联各界引起巨大的反响。
在这里，我们没有必要赘述利别尔曼有哪些新鲜发明，但在这以后，苏联的经济改革总算迈开了步伐。据本书所述，改革的措施主要包括：强化物质利益原则，保证企业的自主权，调整经济考核指标。具体地说，改革中曾实施过固定资产和流动资产的使用税制度，国家投资还打算以信贷取代预算拨款，考核企业盈利水平也曾使用资金利润率这个综合性指标。同时将职工奖励基金的提取与盈利状况相挂勾。尽管人们清楚苏联经济改革的实际效果，尽管我们也知道，作者于此的所述所论有其我们不能苟同的出发点，但书中论及的原因还是值得一读。这就是，改革不彻底，计划体制的弊病没有得到真正的根除，例如中央批准的指标总数仍然高达四万个，而改革涉及到的一个重要问题，即企业职工的过剩或在职失业问题，也未能找到有效的解决方法。作者还认为，“实际上，旧的行政计划管理体制似乎和领导人形成党的化身的设想更相吻合。”(第219页)应该承认，在我国，这也是个十分棘手又十分敏感的问题，但同时也是一个亟待正确解决的问题。
再谈美国。本书在评述战后美国经济发展时，仍然不乏许多尖锐的批评，但对它的成就同样给予很高的评价。
美国的实力在战后有哪些发展呢？本书指出，从一九四七年到一九七○年，美国经济成就主要表现在：“没有严重的经济危机，只出现轻微的通货膨胀，中等程度的经济增长率以及国民生产总值的明显增长。”(第223页)但是关于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作者却作了保留性的说明：扣除通货膨胀因素，从一九四五到一九七○年的二十五年中，仅增加了一倍多一点，即由三五五二亿增加到七二二五亿美元。而百分之三点五至四的增长率不仅落后于日本与西欧的一些国家，也落后于苏联的百分之七。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作者指出，“就是因为他们(指企业主)优先考虑的是利润，而不是导致经济增长的投资”。(第231页)据沙伊贝等提供的统计资料计算，这一现象是确实存在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低估美国的经济实力及其发展前景，相反，书中用了相当的篇幅阐述了所谓“资本主义的巨大变化”。
作者所谓“巨大变化”，就是大公司的急剧发展。这类大公司的兼并活动，在美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中有所谓纵向与横向两种形式。就纵向来说，如美国钢铁公司那样，从原料的采掘到最终产品投入市场实现一体化。而所谓横向，就是把一切相关的行业、甚至根本不相关的行业，兼并到本集团之内。总之，资本主义的兼并机制在战后的美国得到了极端化的表现。在这个问题上，人们不能用简单的“好”或“坏”来加以评述，因为它既是一种经济规律的客观运动过程，同时在一定时期内，也有促使资源、资本和劳动力的流向趋于合理的一面。因此，与其谴责这种兼并现象，毋宁对兼并机制展开认真的研究，这可能更有意义。尽管美苏在经济发展方面有得有失，而且目前还存在一定的障碍性因素(如庞大的军费开支等等)，但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战后的美苏、进而近代美国经济的发展，仍然应作为我国经济建设的一个重要参照系。
日本奇迹的由来与代价
战后的经济发展，日本是个举世公认的佼佼者。虽然现在有关这方面的专著已经不胜枚举，但本书所述仍值一读。
大家知道，尽管在十九世纪末，日本就挤进了列强的行列，但在这个社会中，仍然保留许多前资本主义的因素，在某些方面，如农村的土地制度，其封建结构还完整地保存着。本书在考察战后经济发展时，极为重视战后初期在美国占领军指导下的强制改革。认为：“日本在随后二十年所获得的经济上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依靠改革所产生的活力和改革所提供的广开才路的新的可能性。”(第389页)那么，改革究竟包含哪些内容呢？农村是土地改革，城市是解散财阀和组织工会。
应该看到，占领军当局此举主要基于这样的认识，“日本农村的贫困是军国主义冒险的决定原因”，而贫困又在于土地分配的不均，因而要消除军国主义的根源，首先就应实现耕者有其田。按照一九四六年十一月通过的农业法案规定，不住在农村的地主，其土地全部没收，常住农村的地主也只能出租一町(约15市亩)土地，自耕农拥有土地不准超过三町，多余土地由国家征购，其价格相当于土地年收成的一半左右。这样，“有二百五十万町土地转手易主，并使自耕农的比例从一九四六年百分之三十三增加到一九五五年的百分之七十”。(第332页)这就是日本的土地制度改革及其结果。
与此同时，解散财阀的工作也在进行。没有疑问，其最初目的同样为了防止军国主义的东山再起。由于日本财阀是带有极大的封建性的家族企业，因而这项措施的社会意义远远超过消除战争根源的狭隘动机。虽然由于美国侵朝战争的发生，这项改革做的极不彻底，但在战前的日本，资本主义的买方市场并未真正形成，因而这项改革的意义，就是为战后日本导入了完善的市场机制，进而为日本经济的起飞铺平了道路。实际上，即使是抱有强烈民族主义情绪的日本学者也不能不承认这些改革的划时代的意义：“如果没有日本在战争中被打败这一严肃的根本性的现实，按历史上一般社会进步的速度，恐怕无论如何是不可能实现的。”(内野达郎：《战后日本经济史》第32页)
作者对战后初期日本经济的分析，实际上本着发展经济学的观点。人们知道，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要素，就是劳动与资本。一国经济振兴之初，劳动力的供给可说是无限的，但资本相对不足或严重不足。由此，资本主义的发展虽然缺的是资本，但同时又可以得到极其廉价的劳动力的充足供给。战后日本的现实与此不尽相同，但作者指出，直到日本经济获得飞跃发展时，这个社会仍然保留着许多二元结构的特征。虽然这常被看作落后状态的标志，“但它在一九五0年至一九六○年间的日本经济中一直起着重要的作用。根据通产省的调查，一九五八年，小企业占工业企业的百分之九十，雇用人数占劳动力的百分之七十，承担了生产的百分之四十五和出口的百分之六十。”(第349页)这种小企业人数少(不足二百)、资金少(不足一千万日元)，但在繁荣时期，可以起到后备队的作用，通过转包商为大企业开足马力提供补给；在危机情况下，又可起到缓冲器的功能，以减轻大企业面临的压力。所以作者说，二元结构不仅是一种过渡的结构，而且“并存本身就构成了一种充满活力的结合体，足以推动和加速这种过渡。”(第350页)显然，这个结论不仅是正确的同时也是十分有意义的。
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一九六八年达到一千三百三十亿美元，超过联邦德国，跃居仅次于美苏的世界第三经济大国。但是，日本人民为此不仅付出了勤劳与智慧，而且在自然环境方面付出了代价。本书作者指责日本政府对此采取了比较欧美更不负责的政策，说“他们毫不犹豫地为了增长而牺牲集体设施和实行一种名副其实的社会倾销。”(第354页)其实，在一定的历史时期，这也是一种难免的或不可避免的现象。过分地诉诸感情或良好愿望，实际上也只是一种浪漫主义的理想。因为，既要创造一种奇迹，就应付出相应的代价，虽然代价本身也可具有较大的弹性。
第三世界的发展与前景
作为一本《世界经济与社会史》，当然不可能不述及占人类四分之三以上的第三世界。虽然本书给我们描绘的是一幅阴暗的画面，我们还应透过这种悲观的笔调，看看作者究竟给我们提供了哪些可读可思又可警策的事实与论点。在作者看来，战后形成的第三世界是困难重重，前景暗淡的。人口的压力、社会的动乱、投资的不足，以及由传统社会结构没有得到改变所派生的政治腐败、文化落后、贫富悬殊等现象，都是构成持续贫困和阻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作者并不否认发达国家的“外部束缚”也是发展的障碍，但同时认为：“发展的失败首先是战略上的失败和内部障碍造成的结果。无论在穷国或在富国，经济政策上的失误，管理方面的无知，是许多经济停滞或衰退的根源。”(第419页)
本书所述并非耸人听闻。一九七○年，占人类百分之七十四的第三世界，创造的国民生产总值只占世界总额的百分之十八。(第369页)在劳动生产率方面，据说“种植一公顷小麦，美国农民用五小时、法国农民用五十小时，中国农民则要用去六百小时。”(第23页)人均收入差距之大，也是罕见的。“一九七四年，印度按人口计算的收入不超过一百零五美元，而美国则上升到四千八百美元。”(第126页)如果我们读一读英国记者保罗·哈里森的《第三世界：苦难·曲折·希望》一书，那就会见到更多的有关贫穷、落后和腐败这类现象的直观描述。总之，本书所述应被认为是基于事实的分析。但能引起人们兴趣的，还是本书第十章：《发展道路的探索》。
在这一章中，作者论及了亚洲、非洲和拉美的许多国家和地区。它们虽同属第三世界，但国有大小之别，发展也有程度的不同，社会制度与文化传统更是呈现出名目繁多的多样化，但总的看来，其发展仍然都是缓慢的。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的确是十分复杂的。虽然在六十年代，增长率(百分之五点七)超过了发达国家(百分之四点二九)，由于双方基数差距太大，同时由于人口增长过速，使增长率的提高失去了应有的意义。在整个世界范围内，贫富两极仍在分化。怎么办，出路究竟在哪里？
在这方面，我以为美国著名的发展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的发展观，十分值得重视。他认为，经济增长的首要条件是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即首先不吃进口粮。英国之所以在十八世纪发生产业革命，原因之一就是它是当时农业生产率最高的国家。其次是投资气氛或投资环境问题。英国产业革命一成功，世界就面临挑战，对挑战回答，一是模仿，二是贸易。前者成效显著，后者则收效甚微。原因是：这些国家的“权力仍旧集中在地主阶级的手中，它们从廉价进口品中获得好处，没有支持新兴产业阶级的出现”。也就是新兴产业缺乏相应的投资气氛或环境。最后，城市化的过分发展，也是导致第三世界发展缓慢的一个重要原因。(《国际经济秩序的演变》第7、17、27页)刘易斯的发展理论在国际经济学界有着颇大影响，但它并没有什么炫目的光彩。然而，就象病笃乱投医一样，急于改变现状的愿望，总是促使我们在五花八门的趋势和潮流中寻找捷径。显然，这仍然是一种渴望一蹴而就、急功近利心理的反映。正为此故，刘易斯的发展观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
现代化比较研究之我见
从莱昂主编的这部《世界经济与社会史》，很自然地使我联想到如何开展现代化比较研究的问题。这一问题并不限于传统的史学界的职责范围。实际上，这不仅是史学如何从现实生活中寻找课题，从而赋予自己的成果以更大更直接的社会意义的问题，它同时还向研究现实问题的学科提出必需注意和研究这些“问题”的由来或历史根源。然而，对于史学如何与所谓“三论”的结合，或者广而言之，社会科学如何与自然科学的结合问题，人们似乎投以过多的注意，而却不适当地忽视了在各门学科的内部，同样有座历史与现实的壁垒必需打破。
总的说来，现代化的比较研究在我国还没有真正地开展起来。在人们的传统观念中，不仅历史与现实还显得十分隔膜，而且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仿佛也总是缺少可比性。其实，马克思早就从另一种角度给我们指出：“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马恩全集》第二十三卷第8页)虽然这里论述的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社会发展，但在这个“未来的景象”中，不仅包括由社会制度决定的某些特有因素，同时也应包括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或不发达社会向发达社会过渡过程中出现的一般性的非“制度”性的因素。简言之，就象商品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一样，近现代西方国家的发展，不论其功与过，都不能完全归诸资本主义制度。它同时还有内在的、共同的社会学方面的因素。具体地说，我想有两个问题值得注意。
一是比较的层次问题。现代化建设必需借鉴和吸取其他国家的发展经验，这当然没有疑问。但在实际上，我们却有意无意地把自己与现代发达国家相类比。宣扬成绩，我们总是忘不了以西方国家中某些社会病态为反衬；提出问题，也总是以这些国家现在的发展水平为坐标。这种简单化的做法，既有损于理论研究工作应有的严肃性，又不适当地引发了人们消费欲望的膨胀。以致人们可以理直气壮地提出，既然资本主义社会都能提供如此丰富或高水平的物质文化生活条件，社会主义为什么反而做不到呢？或者从另一个角度提出这样的反诘：既然西方发达国家有这么多弊病，现代化建设还有什么意义呢？应当指出，这里的问题就在于我们过分夸大了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社会制度这个制约因素的作用。实际上，社会经济的发展在更大程度上是个自然史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出现的某些“好”或某些“坏”的现象，往往都与经济发展的程度成正比。人们既不能只见“好”而无视问题的存在，也不能见“坏”而止步。马克思说的好：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马恩全集》第二十三卷第11页)
因此，现代化的比较研究，不仅仅是一种横向的平面比较，而且更应该进行纵向的层次比较。不仅应当看到发达国家现在在怎样干，而且要看到它们在其历史上曾经怎样干。亦即研究发达国家在其发展过程中走过了哪些阶段，在这些阶段中，生产与消费、分配与交换乃至社会的结构、人们的观念与行为呈现了一种什么样的形态，发生了哪些“好”的或“坏”的变化。这不仅有助于我们分清当代发达国家某些“社会病”的“制度”与“非制度”根源的界线，同时对于我们准确地认识我国经济现在所处的发展阶段，对我们正确认清某些不良现象中哪些属于发展过程中必然出现的问题，并采取相应的对策，以致对我们制定正确的发展战略，都是极有意义的。
二是研究的角度问题，具体说来，是研究方法的病理学方式与生理学方式的问题。这个问题与研究的指导思想有关，但并非有悖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实际上，那种拘泥于经典作家对某些具体问题的论述，而不敢或不愿越雷池一步的现象，不仅在实质上已经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而且也根本无法满足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或研究变化了的当代世界的需要。
孙中山先生在谈及马克思对社会问题的研究时曾说，马克思“是一个社会病理家，不能说是一个社会生理家。”(转引自朱谦之著《文化哲学》第49页)对此，我们第一要看到，孙先生此说并无恶意；第二，我们当然也不能完全同意。其实，马克思在谈到《资本论》时就说过：“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马恩全集》第二十三卷第11页)这种规律当然不限于病理学的表现。然而长期以来，我们在经济学研究中却总是在假定，资本主义在一个早晨就会走向坟墓。对近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研究，又总是过分注重其罪恶与弊病，这一论断或这种研究角度当然不错，但要指出，这就是一种病理学式的研究方法。就象一个医生对待他的病人一样，只见到他的病情的发展，而忽视了症状只是生理运动过程的一种现象。近现代资本主义发展史告诉我们，这个社会在其旅程中的确是沉疴时发，但同时也使我们看到，作为一个社会机体，它还有其自身发展的历史。我们对这个社会的认识与研究，当然也不能仅限于病理学式的观察，而应同时使用生理学式的解剖，看看这一社会机体究竟存在一种什么的生理机制，以不断地消除或控制其病情的恶化。
从这个意义说，病理学式的研究并不是不需要，但不够。我们还要看到它作为一种社会机体的生理性的运动与发展，特别要注重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机制的研究。毫无疑问，现代化的比较研究当然应该注重后者，注重生理学式的研究。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正确地认识和总结近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历史经验，例如传统的农业社会向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与规律。我们看到，《世界经济与社会史》一书不仅给我们展现了战后世界三十年的发展历程，而且研究角度也是全方位的，既看到了发展又提出了发展中的问题。因此，它确是一本值得一读的书。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十五日写于安徽六安
(《世界经济与社会史》，〔法〕皮埃尔·莱昂主编，谢荣康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一九八五年五月第一版，3.80元)
孙小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