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鸳湖曲笺证》作于一九四九年三月，是集中写作时间最早的一篇。作者在本书《后记》里说此文写成发表后，当时就感到不满意。以后积累了新材料，想重写总没有写成，只为文章中“夹杂了大量世俗感情”，要改写难以唤回“当时的一切兴会与情怀”。有人刻过一方藏书章，文曰“聊以遮眼”，就是说存心挡住自己的视线，要逃世避嚣脱屣红尘，这就与作者的上述态度很不一样。读《银鱼集》里讲论三百年前古书旧事的文章，总觉得象是小说家在塑造人物似的，触动感情。它不是借古喻今，却是知人论世。《后记》里略举作者在六十年代初曾经打算研究的题目，其中有“清初明遗民的生活与思想，他们与新朝统治者的微妙关系，以及通过曹寅这样的人物体现出来的清初文化政策……”等等，作者说：“这许多，都是想了解三百年来文化史的人所必须认真弄懂的。”看了这批题目，觉得真是有价值的建议，作者并未完卷，现在公布于众，或者特别可供有余热余闲的老同志参考，钻研一些问题，乘机补读平生未读之书，不但颇有用处，而且大有乐趣。
作者没有重写这一篇《笺证》，终于写了一篇《补记》，相隔三十四年。他不以明清史名家，却那样锲而不舍，几十年里似乎就有一个阅读思考的中心在。收进本书的《关于吴梅村》，《吴梅村南湖春雨图》，以及因《圆圆曲》引出来的《不是抬杠》，都与《笺证》多少关连；《咏怀堂诗》谈阮大铖，《澹生堂二三事》、《远山堂明曲品剧品校录后记》谈祁承<SPS=2051>父子，《梅花墅》谈许自昌，则都是《笺证》的别支；此外，关于张岱的三篇，关于余怀的二篇，也多在时代人情上相映发。编为一集，使此书似有一个凝聚点，遂觉得它带有某种程度专著的味道。文中引用的书，有的是抄本手稿，难以见到，读者各有胜业，自然也不能一一循踪追迹，只是读了此书，不由得欢喜感谢，不说是闻所未闻，终竟感到扩展了眼界，通过这些典型，认识了历史面貌的一角，大大节省了精力。
古人说：“未知生，焉知死。”大概因为生是当前，死是未来。根据这句话作些推展，也许可以这样补充：不了解历史，也难于把捉当前，因为当前曾是历史的未来。希腊的哲人有言：“历史就是哲学用以施教的实例。”回到前引作者自述其历史考证中“夹杂了大量世俗感情”的话，恐怕也有这个意思，并使这本我目为某种程度的专著因而毫无冷漠之色。
作者随时以其敏悟精思于叙述中杂以论议，往往片语居要，有薰风解愠之致，感知很受启迪。作者得到张岱手稿，发现“诗上有评语，句中有改字，俱出另一人手。其所改字皆意在避忌”，举例以示，因谓“常见清初人集之当时刻本或后来翻本，句句恭谨，毫无触碍，然其人实为遗民，其事颇不可解。见此遂恍然悟。苟此书而刻，原稿不存，则张陶庵亦不过一通常失意之士耳，更何由见其时代精神？”又说，所改字“大失本意，虽意在避祸，然甚非君子爱人以德之道”，读到这里，不禁设想如果自己是职业编辑，在举笔改稿之际，从此将增加多少重量！
作者曾在上海市郊滨海地方劳动，“一肩行李之外，只能背一只小小的旅行包，因为要徒步好几十里才能走到住处，所以随身带些什么是必须仔细斟酌的。”带小说就不合适，因为“本子厚，可是一下子就读完了。大部头的著作也不行”，结果先后只带下去过“一本钱钟书的《宋诗选注》，另一本陈垣的《通鉴胡注表微》。”下面，作者摘录一些当时写在书上的题记，也描写了当时劳动的场景，以及他的种种感慨，这就是书中的《海滨消夏记》。有一家日报在近数月辟了一个《我的书斋》专栏，已经发表了不少名家的篇什。《海滨消夏记》写了一个特殊的“书斋”，正是在这一书斋里读柳永的《煮海歌》、孔平仲的《禾熟》、陈简斋的《早行》，所以才别有会心，也才令我想起《随园诗话》里那句“公所读书人亦读”的诗来。看来，人们选读什么书以及读书的结果，都决定于他所具有的“世俗的感情”，亦即他对人生的态度。而从作者数十年孜孜<SPS=1266><SPS=1266>的坚持中，又见出功力从铢积寸累而来，我们也就不用因一时的“不如”夺气了。
(《银鱼集》，黄裳著，三联书店一九八五年二月第一版，2.1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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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