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头上的那套《地中海及十六世纪地中海经济》①还散发着油墨的清香。这是巴黎A·高兰(Colin)出版社的最新版本。此书自一九四九年出版以来，这已是第六次再版了，可见其价值经久不衰，然而它的作者费尔南·布鲁戴尔(Fernand Braudel)却已在去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溘然长逝。布鲁戴尔是一位法国历史学家，然而他的影响却远远超越了国界。他的著作被译成英、德、意、西、葡、波兰、希腊、罗马尼亚、土耳其等多种文字，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甚至设有布鲁戴尔研究中心。英国史学家K·托马斯写道：“如果设立诺贝尔史学奖，布鲁戴尔将是无可争议的第一位获奖者。”另一位英国史学家T·吉尔丁(Zeletin)说得更明白，“在英国，布鲁戴尔很久以来就被公认为历史学界的‘教皇’，当今世界首屈一指的历史家。”
作为一位从事西方史研究的后来者，对法国这位天才历史学家，我一直怀着一种崇敬的心情。布鲁戴尔的逝世更激发起我介绍其人其书的欲望，因而尽管我对布鲁戴尔及其思想只有极为肤浅的了解，也不能不提笔撰文了。
一位“世界公民”
F·布鲁戴尔一九○二年出生于法国东北部的一个小镇上，其父为小学教员。在当地小学他同法国著名电影演员加班(J·Gabin曾主演“悲惨世界”)是同学，后随父转至巴黎就学。中学时代，其拉丁文和希腊文成绩十分突出，并对医学感到兴趣，由于父亲希望他成为教员，他选择了历史学。一九二三年，他刚满二十岁就轻松地通过了法国史地教师资格统考，并被派往阿尔及尔一所中学任历史教员。他在这座海滨城市一呆近十年，深深地被地中海的深广和美丽所吸引。从此，他与地中海结下了不解之缘，并成为他写作其巨著《地中海及十六世纪地中海经济》的缘起。一九三二年他回到巴黎，先后在几所名声显赫的中学任职。一九三五年他又赴巴西圣保罗大学任教直至一九三七年。他后来回忆这段生涯时说：“这是我一生中十分重要的一个时期。”“如果我一直呆在地中海沿岸而没有经历这一时期的话，我的某些历史观念就永远不会产生。”
一九三七年，他被任命为法国高等研究院(EPHE)研究员。正当这位风华正茂、才华横溢的青年史学家准备大展身手之时，却被卷进了战争。一九三八年他被动员参军并被送到马其诺防线。马其诺防线的崩溃使得这位青年史学家成为战俘，先后被关押在德国美因兹和卢卑克的战俘营中一直到一九四五年五月。长达五年之久的囚禁生活似乎成全了他。在战俘营中，在无任何资料的情况下，他凭记忆写出了他的博士论文的大部(出狱后他又作了大量的史料订正工作)。一九四七年，他通过论文答辩并成为《年鉴》(Les Annales ESC)史学杂志主编。一九四九年他接替L·费伯尔(Febvre)任法兰西学院(Clllége deFrance)教授。一九五六年出任法国高等研究院第六分院(后独立为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主任。一九八四年他被选为法兰西科学院院士，达到其事业的巅峰。他是国际上包括牛津、剑桥、日内瓦、芝加哥等二十多所大学的荣誉教授和十多所科学院的外籍通讯院士。
如果说，布鲁戴尔的一生经历有什么特点的话，那就是他的“国际性”。他的《地中海及十六世纪地中海经济》一书是在英文版获得成功后才为法国人所承认并引为骄傲的。但直至晚年，他仍然觉得很少有人能够理解他。他说：“只有一个人理解我，一个身兼俄罗斯、阿根廷、犹太三族的历史家。他对我的理解很可能就是因为他的混血。”一位英国历史家写道：“布鲁戴尔是法国最具国际性的历史家，这不仅由于其广博的知识，还在于其本身的气质。他一生的几个重要时期都是在国外度过的，他是一位世界的公民。”
年鉴派的领袖
半个世纪以来，法国史坛上一直活跃着一支史学新军，他们向传统的“实证主义”史学挑战，反对历史只写重大历史事件，强调事件与事件之间的联系；反对历史仅仅是政治史，将历史的视野引向社会、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反对纯历史学的研究方法，主张历史学与其他人文科学靠近，相互渗透。这支史学新军，便是如今人们所称的“年鉴”派(因他们控制的《年鉴》史学杂志而得名)。年鉴派的奠基人是L·费伯尔和M·布洛克而非布鲁戴尔，然而布鲁戴尔却成为这个学派的真正领袖。布洛克的早逝，使年鉴派失去了一位杰出的经济史家。布鲁戴尔从费伯尔手中逐渐继承了年鉴派的全部家当：《年鉴》杂志，高等研究院第六分院。他不满足于导师们的成就，将第六分院改建为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在一个古老监狱的原址上建起了研究院大楼。从此这座大楼不仅成为年鉴派的基地，而且成为一个与保守的索邦大学(或译巴黎大学)抗衡的学术中心。在这里，凭着他卓越的组织才能和睿智的眼光，汇集了一批出类拔萃的人材，以历史的眼光，对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展开了研究。自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年鉴》史学杂志的领域大大扩展，历史地理学，经济史，历史人口学，历史社会学等等都成为他们研究的对象。七十年代又开拓了社会心理历史学领域。于是以布鲁戴尔为首的年鉴派的影响大大加强，成为史学界一支开拓进取的不容忽视的力量。同其前辈布洛克和费伯尔不同，他们是在大学里站稳脚跟后才起来反对旧史学传统的，而布鲁戴尔在企图跨入大学之时却被人拒之门外。这就使他具有更彻底的革新精神。作为学派的领袖，他非常注意对有创造精神的青年史学家的提携，在其晚年，他仍希望由他创建的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永远保持“新生力量之家”的特点。他认为他的治史思想同年鉴派的两位先哲费伯尔和布洛克的不同之处就在于：他们主张历史学应将经济学、社会学、地理学等囊括进去，而我则强调历史学应放进其他人文科学中去，而创造一门新型的边缘学科，它的核心就是渗透和结合。他说，“年鉴派从严格意义上讲并非一个学派，大家参加进来既不是为了事业上的飞黄腾达，也不是为了遵循某种教条。”这后一点也许就是年鉴派之所以存在的价值：不拘成说，勇于创新，永远探索。他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创新的典范。
新颖的“总体历史”观
作为当代西方世界公认的最杰出的历史学家，布鲁戴尔的著述并不以数量见长。他曾说过，如果让我写人物传记，我可以一星期写一部。他一生的治史思想和史学成就，基本都体现在其两部里程碑式的巨著中。
布鲁戴尔的成名作《地中海及十六世纪地中海经济》前后花费了他二十年的心血。这的确是一部“生命之作”。作者在此书开篇写道：“我炽烈地热爱着地中海，大概同我的许多先辈和同人一样，是来自北方的缘故。为了探索她的奥秘，我乐于花费数载的心血，甚至不惜贡献出我的整个青春。”在作者笔下，地中海不再是一个毫无生气的地理学意义上的海洋，地中海是他书中的主人公，她充满了生命，充满了激情，她是沿岸文明的历史见证。然而，这决不是一部文艺小说，这是一部实实在在的史学巨著。为了写它，在长达二十余年的时间里，布鲁戴尔的足迹踏遍了地中海沿岸的几乎每一个国家，查阅了沿岸国所有有关的历史档案。它熔地理、经济、社会、文化为一炉，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一部巨型的历史传记，一部“地中海传”。从这里我想到，我的中国史的同行们如果以黄河、长江为题，写出一部《黄河传》、《长江传》，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明史汇入黄河、长江的滚滚巨流中，那必将是一部气势磅礴的东方的“地中海传”！
布鲁戴尔的这部书之使人感到兴趣的，不仅仅是这种新颖的写作手法，更重要的是其开创性的“总体历史”观(histoire totale)。他的所谓“总体历史”，是平凡的日常生活与伟大的历史潮流的结合，用法国历史家A·布尔吉尔(Burguiére)的话说是，在布鲁戴尔笔下，我们“既可以看到沙粒，也可以看到海滩；既可以看到丛林的匪帮，也可以看到整个的平原。”换句话说，他的“总体历史”就是微观历史与宏观历史的结合。在此书中，他将历史分为三个层面，或曰在同一历史视野中历史运动的三种速度。一是地理速度，是一个几乎静止的最慢的运动，指人类生活其中的地中海及其沿岸的地理环境；二是社会速度，是一个相对缓慢但有节奏的运动，指地中海沿岸全部的经济和商业活动；三是人的速度，是一个变化显著的最快的运动，指传统历史学研究的对象：政治、军事、外交等。他将这三个层面放进他的宏大的“总体历史”中去，历史就成为一个既无幕景、又无观众的巨大舞台，所有的人无论是历史上的英雄，还是平凡的百姓，都在这里演出，并同时扮演多种角色。他认为无论是英雄，还是奴隶，是原始人群，还是现代人类，都对历史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如果说研究一个如此庞大的主题，已经显示出杰出的治学才能的话，那么他的第二部巨著《物质文明·经济·资本主义——十五至十八世纪》(Civilisation materielle économie et capitalime(15e－18esiecle))则更体现了其过人的胆识。在巴西圣保罗大学的几年，开扩了他的视野，南美广阔的空间使他感到地中海对他来说已经过于狭窄了。从五十年代开始他又投入到第二部巨著的写作，直到一九七九年三卷本的《物质文明·经济·资本主义一一十五至十八世纪》一书出齐(一九六七年出第一卷)，花了近三十年时间。在这部书里，他的视野扩大到包括中国、印度在内的整个世界。他发展了他的“三速”论的“总体历史”观。从此书标题上，我们可以窥测到二者之间的某种联系。这里的“物质文明”，或曰“物质生活”，不再仅仅是地理环境，而是人类的日常生活。可以导演出各种威武雄壮的历史剧的人类首先要吃、穿、住，而这看似平凡的人类生活构成了历史的基础，它必然影响到另外两个层面：经济活动和资本主义。这里的经济指的是与市场紧密联系的生产与交换的运动规律；而他借用马克思“上层建筑”一词来解释的“资本主义”，实际上是建筑在市场经济之上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在此书中，他从德国人“地理经济”的概念演绎出“经济世界”的概念。所谓“经济世界”指的是某一地区在历史上某段时间围绕着某一个经济中心形成的一个松散的经济体系。一个经济中心的形成，不仅因为地理因素，往往是因为它掌握了某种资源，控制了某项技术，拥有某种交换的关键手段等等。随着时间的推移，经济世界的中心不断转移。如以威尼斯为中心的地中海经济世界向以安特卫普、阿姆斯特丹或伦敦为中心的大西洋经济世界的转移。每次中心转移过程表现为社会经济陷入危机。
在此书第一卷《物质文明》中，他谈到了中国，尤其是谈到了中国稻谷的种植。在他看来，稻谷(东方农业的基础)同麦类(欧洲农业的基础)的最大不同之处就在于稻谷经营的集约化和相对的高产。这便导致东方(包括中国、印度、日本等)众多的人口和东方文明内向的特质。我们当然不能同意这种“作物决定论”，但他这种从物质基础上看问题的方法能否给我们某种启迪呢？
在晚年，布鲁戴尔一再强调历史的总体性，他认为一切人、一切事只有放到历史的整体背景中去考察才有意义，才能得出科学的结论。他十分重视历史与现实的联系，“研究现代任何一种现象，都不能不考察它的过去。”比如，由于经济世界中心转移而带来的经济危机现象。今天的经济危机是过去的危机演变而来的，研究其演变的机制和程度就可以使我们既认识今天又了解过去。根据他的这个理论，我们可否提问：那么当今世界的经济危机是否又一次中心转移呢？如果是，中国能否利用这次经济世界中心转移而实现经济起飞呢？
布鲁戴尔没能完成他四卷本的《法国史》，我们无法得知其“总体历史”观的最后归宿，但是从他关于过去与现在的论述中，我们能否总结：“总体历史”不仅是微观与宏观历史结合的一个平面图，而且加上了时间这一坐标，被放在一个运动中的立体空间之中。如果上述总结成立的话，他的“总体历史”观在晚年又升华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最后必须指出，作为一个西方历史学家，布鲁戴尔自有其难以避免的局限性。他是站在欧洲看世界的，他的“总体历史”观也是从西方文明世界出发的。辽阔的南美大陆虽然使他突破了他所称为“内海”的地中海区域，但即使是南美，在很大程度上也不过是欧洲文明的某种延伸而已。这一局限决定了他无法正确地把握东方在世界历史进程中的作用。然而中国的史学工作者则可以也应该从布氏的“总体历史”思想中吸取营养，写出有中国特色的世界史论著。
一九八六年元月四日于巴黎
① 此书法文题为《地中海及菲力浦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La Mediterranée et le monde méditerranén à l’epoque de Philipeell)，英文版译名为《十六世纪地中海经济》(The Mediterranean economy in the 16th century)，比较简洁，但似乎不能传达作者写“地中海”的初哀，故这里综合二者将译名调整如此。
陈彦